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作者简介

凌志军，1953年生，人民日报社主任记者、编辑。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法学硕士学位。十多年来，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农村经济方面的调查与写作，遍访20多个省市区的乡村和城市。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村经济变革大趋势》、《中国农村改革》、《瞬间与历史》等。 《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与马立诚合作)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与马立诚合作) 《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追随智慧一中国人在微软》 《成长——微软小子的教育》 马立诚，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凤凰卫视评论员。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政论：《交锋》(合著)、《呼喊》(合著)、《你投谁的票》，评论集：《墨中三昧》、《木乃伊复活》、《神通广大》、《浮生偶拾》，长篇历史小说：《天启七年》，短篇小说集：《绿色的深渊》，古典文学注释：《一诗一画》，主编：《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

内容简介

劫后余生 1978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不在人世已经一年又三个月。伟大领袖再也 不能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向着人与红旗汇成的海洋挥手致意，只是静静地 躺在广场中心他的纪念堂中。灵堂灯暗，面容犹明。他的胸腹高高隆起，其 形状如同我们国家千山万壑之中有着“帝王岳”之称的泰山主峰。这尊躯体 用防腐技术妥善处理，护以水晶棺具，令亿万人民颌首瞻仰，以使他的精神 万世能够长存。然而灵魂毕竟不能永生，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悲哀和茫然 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里孕育着某种期待。 这一年春天来得似乎格外早。北京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中，雨水特别少， 也没有往年常有的漫天风沙。自从3月初以来，有5585人陆续来到这里。有 教师，有科学家，有诗人，有医生。这些人可以合而称之为“知识分子”。 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人们总是把他们叫作“旧社会留下来的”，或 者是“役有改造好的”，或者是依附在某一张皮上的“毛”，到最后，干脆 就只是叫他们“臭老九。现在，虽然不再说“臭老九’了，但报纸的编辑眼 看着他们涌向京城里来，却不知道该怎样来称呼这些人了。他们来自全国三 十个省市区，甚至连台湾也包括在内，其中一百一十七人是中国科学院的院 士，这是我们国家最有学问的人。在刚刚过去的“十年文革”当中，不学无 术的人几乎个个耀武扬威，而这些“最有学问”的院士却苦不堪言，很多人 纷纷死去，就剩下这一百一十七个，劫后余生，现在全来了，一个也不少。 他们纷纷进入京城大街小巷，就如同一滴水汇进了一片大海，你无法在 普通人中把他们分辨出来。那时候没有人穿西服，街上也没有形形色色的流 行服装。这些人差不多全都穿着中山服，或者中式对襟袄，不是蓝色就是灰 色，皱皱巴巴。住在大饭店里，却又总是往四合院里钻时而从你身边走过， 像是匆匆过客；时而聚集在一起，半天也不会散去；时而沉默无语，时而喋 喋不休；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吟诗，时而唱歌。叫旁人看来，这真是一群 不正常的人。那几天，反常的事情的确层出不尽。比如有一天，郭沫若忽然 站了起来，一边喃喃说着三个字：“我要去。”医生们站在一旁看着他，不 敢相信。这老人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很久，大家都说他从此不会再有站立起来 的那一天了，可现在他却站着，虽然有些佝偻，却是活生生的。“俄要去， ”郭沫若说，“去参加科学大会。”医生们面面相觑，然后小心地劝说他不 能出门。但是，老人执拗得像个孩子，不容旁人劝说。医生们想来想去，实 在不敢担保他的身体能否受得了，相持不下，事情就闹到中南海里，结果党 中央不仅批准他去参加会议三十分钟，还同意让他在大会上讲话。 所有这些人都是为了这个大会才来的。具体地说，他们是希望共产党能 够给科学知识一个新的说法，进而也可以对他们这样的人稍微好一些。谈到 共产党对于科学知识的态度，春天似乎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二十一年前， 也即1957年的春天，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然后又在《人 民日报》上撰写社论批评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宣 布罗隆基、浦熙修是“民盟右派系统”，还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发动这一场战争”，共产党的战术，是要“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 行反击。”然后是十四年前，也即1964年的那个春天，学校里开始斯文扫地 了。因为毛泽东说，他不赞成大学生读那么多书，还告诫他的上大学的侄子 毛远新：“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教师就那么多本事，离开讲稿 什么也不行。”到了十二年前，也即1966年的那个春天，就更加不得了了。 毛泽东在杭州先后三次将康生和江青召到身边，对吴晗、翦伯赞、邓拓、廖 沫沙一千学者的资产阶级倾向严加申斥，还说吴晗、翦伯赞是两个“学阀” 。从那以后，我们国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就像是在地狱里面过了一遍似的 。现在，大多数人终于活着过来了，不过，没有活过来的人也不少：老舍在 受尽凌辱之后投了太平湖，田家英吞金而死，还有邓拓、杨朔、闻捷、傅雷 、丰子恺、张恨水、周作人、李广田、田汉、陈寅恪、赵树理、邵荃麟…… 也都不在人世。诗人郭小川倒是挺了过来，看到“四人帮”被抓起来，他在 喜极之中又喝酒又抽烟，酒醉而卧，却不料烟头点燃被褥，他就这样去了。 毕竟还是活下来的人多些。现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已经不 在人世，为所欲为的“四人帮”也被逮捕收监。这些人劫后重逢，谁不在心 里想着向共产党要个“说法”呢？还在前一年的秋天，沙汀就从遥远的四川 来到京城，寻访他的那些旧友。这位老人已经七十三岁，但是他所寻访的那 些人似乎比他还要年长，他叫叶圣陶“叶老”，叫茅盾“茅公”，叫郭沫若 “郭老”，叫夏衍“夏公”。他整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串，有时候搭乘 人家的轿车，更多的时候只能坐公共汽车。颠沛流离之中，终于能够见到很 多旧友，还有不少从此再也不能相见。他走进何其芳家，就只能见到其芳遗 像。未及致敬，已老泪纵横，痛哭失声。又去大佛寺七十一号看天翼。天翼 还活着，面色尚好，让人看不出他已经瘫痪。只是说话却不行了，唯能说出 “好”或者“是”，多了便含混不清。看来他有不少话憋在心里，说不出就 试图写。沙汀站在旁边默默看着，期待着，结果只有一个“艾”字算是写成 了。还有立波，两鬓已经斑白。还有夏衍夫人，已经相当衰老，她的腿在被 批斗的时候受伤了，现在就只能卧病在床。还有郭老，由人扶着出来，拄着 手杖，佝偻着身体，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沙汀说他看到这情形的时候很不 好受，不禁想起立群曾经说过的话：“见一面，算一面。”还有严文井，身 体看上去还不错，不过，手稿书信却全都没了，只余一信。这是沙汀在“文 革”前写给他的，他随手夹在字典里，这就成了历经浩劫而能幸存下来的唯 一一信。沙汀就这样在京城里面转来转去寻找失散多年的文坛旧友，看到的 就是这样一些劫后余生的人们。他们全都是以写作为生命的人，却全都气息 奄奄，还能再写什么呢？不过，也有一个人例外，那是姚雪垠。他的身材似 乎比过去魁梧了，虽然已经谢顶，但却满面红光，情绪也不错，唯一不能满 意的事情是，抱怨市面上买不到他的巨著《李白成》。周扬身体也还好，还 能激动地谈论批判姚文元的两篇文章。所以夏衍留下一句话：“幸而周扬身 体还好，好多问题可以搞清楚。”这话听上去几分悲凉，几分期待。不过， 这悲凉和期待的心情并非夏衍所独有，至少沙汀就很有共鸣。又过了几天， 国庆节，他从报纸上看到周扬和夏衍出席国庆的国宴，激动不已，差点哭了 出来，颤声道：“这才叫落实政策。”可他怎么也想不到，周扬躲过了这一 劫，却没有躲过另一劫。那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邓小平的确正在忙着“落实政策”。他自己的“政策”是在1977年7月 落实的。然后他就在8月8日一个科技教育界知识分子的会上说：“知识分子 的名誉要恢复。”他还说，他在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懈放知识分子”，他愿意给大家当“后勤部长”。他是在1977年8月8日说 这些话的。他的口气叫满场的科学家听上去既亲切又真诚，与过去那些年他 们耳朵里面充斥的“反动”、“改造”、“右派”、“嗅老九”之类的话真 是天壤之别，所以他们全都由衷地鼓起掌来。在说了这些之后，邓小平就直 言不讳地批评这些年大学的教育质量太差，他的话听上去没有一句不是和“ 文化大革命”，针锋相对：不是搞了十年的“教育革命”么？邓小平却说， 清华大学“变成了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是认定“教育领域里是资产阶 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么？邓小平却说，“我看，主导方向是红线”。不是 说“大多数教师和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么？邓小平就说 “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样的”。他就这样不停地说，听得人们欣喜若狂 而又心惊肉跳，因为他所批评的这些东西，不是毛泽东亲口说的，就是毛泽 东画圈认定的。然而事情还不仅仅如此，邓小平还有更要紧的话呢。他反对 科学家们要没完没了地学习政治，对那些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也没有兴趣， 他号召大家“至少要用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还说，“有人七天七夜搞 科研，为什么不可以？”他听说知识分子们都不能算作劳动者，他们在农业 科学院里种庄稼也不能算是劳动，如果有哪个知识分子想把自己的工作算作 劳动，就要到农村去种庄稼。他觉得真是愚昧，就说：“无论从事科研工作 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 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还说“科学试验也是劳动”。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 真是天经地义，年轻人听了难免要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他们会说：这道理还 用得着说吗？不过，他们的父辈在当日可是一点也没有笑，很多人甚至还当 场哭了起来。为了这些根本用不着说的道理，这些人付出了多少代价啊！所 以，邓小平的这一番话竟让文人们听了激动不已。掌声又一次动地而来：他 们追随共产党已经将近三十年，现在终于感到共产党把他们当自家人了！ 邓小平的讲话立即轰动了全中国的知识界。用刘西尧的话说，“八八讲 话’。震动很大。”不过，这些话毕竟只是从邓小平嘴里说出来的，讲话的 场合太小，也不是那么正式，能够算数么？如果邓小平说的算数，难道毛泽 东说的那些就都不算数了？所以，刘西尧又承认他“心有余悸”。刘在当时 主管着全国的教育，这个人要是整天心惊胆战，别人的日子还能好过么？有 鉴于此，邓小平就觉得有必要再接再厉，彻底地将知识分子当中的唯唯诺诺 扫除干净。又过了几个星期，9月19日，邓把刘西尧等人找来，说了一番更 加大胆的话：“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099邓 小平又说：“ 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 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邓坐在轮椅上面，被 人推着上了主席台。就在几天以前，他还能用颤抖的手写下会议的横幅，现 在，这几个字就高高地悬挂在他的头顶上。 这是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日子。大家全都来到人民大 会堂。别看这些人都是名人，十二年来他们却从未到过这个地方。大厅里面 依旧灿烂辉煌，世间多少悲剧已经发生，仅仅这一点，就叫他们好一阵激动 。然而更加令人激动的事情还在后面。邓小平在这一天把他的“真八八讲话 ”大加发挥，也把这些文人中间弥漫着的唯唯诺诺一扫而光。他说，农业、 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所以， 他认定“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由此也 就连带地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从事科 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邓小平不肯回避 毛泽东以往对于知识分子的蔑视。毛泽东曾经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 子，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还说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是按照阶级分析的办法来区分的，意思是说，不同的阶级是不同的皮，而 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些“毛”，依附在工人阶级身上，就是革命的，依附在 资产阶级身上，就是反革命的。现在，邓小平在列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出 ”之后。跟着就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脑力劳动者是劳动 人民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 劳动者。”他这一番话真是非同小可。那时候的人们可不像90年代，工人们 不再认为自己是“领导阶级”，只要不下岗就谢天谢地了，大学生毕业之后 都要争着做“白领’，你要让哪一个去干体力劳动，他就觉得见不得人了， 只有闯荡进城无依无靠的农民才会做那些又累又脏的事情。70年代的人们， 都是以体力劳动者而自豪的，如果不是做“工人阶级”，至少也要做一个工 人阶级的“天然盟友”贫下中农。眼前的这些人既然有了知识，也就不敢奢 望人家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只要不再把他们当作坏蛋挂木牌戴高帽游 街示众，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这些人在科学的天地间有着无穷的想像力，但 却怎样也不会想到，就在1978年3月18曰这一天，这上千万知识分子，一下 子就成了劳动者，甚至还能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这些“臭老九’们原 本只是希望党来安抚他们一下子，真没想到居然得到了这么多。 这一下不免掌声雷动，说是受宠若惊也罢，还是如释重负也罢，反正会 场上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许多老人已经泪流满面。在这个春天里，他们的 眼泪流得真是不少。尽管他们过去二十年是在眼泪中过来的，但是，把那些 眼泪加在一起，恐怕也没有在这个春天里流得多。活着的人劫后重逢，哭了 多少回？悼念悲惨地故去的亲友，又哭了多少回？说起邓小平的“八八讲话 ”到“三一八讲话”，又哭了多少回？数也数不清了。 大会连续开了好几天。尽管郭沫若坚持参加，但是他在开幕那天以后就 再也不能来了，他在最后一天的发言也只能采用书面的方式。他先是用了不 少话来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然后就用他那种诗人一样的激 情说道： 科学工作者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 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 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 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国科学 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 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 。“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 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郭沫若这一发言的题目就叫作《科学的春天》。通过播音员的抑扬顿挫 的声音，这几个字瞬间便已传遍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成了人们描述那个 春天的最常用的语言。这位在历史、考古、戏剧、诗歌、语言各个领域都有 卓越建树的老人，在过去这些年始终沿着党指引的道路亦步亦趋，左右逢源 ，在党的领袖们当中从来没有失宠，其命运与其他许许多多做学问的人真有 天壤之别，但是，难道在他的内心深处就没有任何惨痛的感觉么？就在十二 年前毛泽东严厉指斥吴晗和翦伯赞是“学阀”之后，他不是连想都没有想一 想便对自己的学问痛下杀手么？他当着许许多多的人喃喃地说：“韋今天的 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 值。”那时候他要么唯唯诺诺，要么如惊弓之鸟，那副模样和今天的豪情相 比照，不正是我们国家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么？ 现在，就算是最不谙于政治的学问老人们，也意识到政治的气候变了。 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一切的反应并不完全一样，对他们的老院长郭沫若也会 抱有不同的念头，但是谁都相信他所说的“科学的春天”真的来了。这不是 二十年以前的那个春天。那一次，用费孝通的话说，是“知识分子的春天” 。糟就糟在那个“春天”之后，是延续了二十年的漫漫“严冬”。这一次， 也即1978年，的确不同了。连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也能在这个春天里面 部分刊出，接着又全文出版其代表作《论再生缘》。陈寅恪是中山大学教授 ，双目失明却有满腹学问，一向标榜“独决心要召开一个更大规模的会议， 把全国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都找来。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