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理想品格(从陶渊明到苏轼)

文人的理想品格(从陶渊明到苏轼)
作者: 张亚新
出版社: 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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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807105879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三 守正不阿 特立不群 正与邪,尖锐对立,水火不容,如苏轼在《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论》一文中所说:“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正”对一个人立身处世 很重要,对一个**、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兴旺发达也很重要,如苏洵《 用间》所说:“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因 此,正而不邪,守正不移,成为无数仁人志士所共同崇奉的理念、所共同遵 守的原则。 真正做到守正不阿并不容易,须面对、经*和战胜各种各样的考验,甚 至是**严峻的考验。陶渊明、李白和苏轼是能守正不阿的人,他们从不因 遭*了太多的艰辛、挫折、磨难、打击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做人原则、 人生追求和既定的人生道路,能超拔于流俗之上,清浊异路,是非分明,铁 骨铮铮,特立不群,显示出可贵的品格和精神。 “赋性刚拙,议论不随” 《论语·学而》载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是,花言巧语 ,装出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孔子又说:“巧言、令 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花言巧语,装出一副谄媚的容貌,对人过 分恭敬,这种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内心对人隐藏着怨恨, 外表却装出对人很友好,这种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可见, 孔子对巧言令色、心口不一、善于谄媚逢迎的人是深恶痛*的,认为这样的 人是不可能有多少仁德的,或者即认为这样的表现是与仁德背道而驰的。反 之,孔子对于刚直的人则十分赞赏,曾赞美刚直不屈的卫国大夫子鱼说:“ 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认为史鱼 (史鳝,字子鱼,亦称史鱼)在**政治清明时能像箭一样直,在**政治黑 暗时也能像箭一样直。孔子认为:“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在面 对着仁德时,要敢于坚持,就是自己的老师,也不同他谦让。不难看出,孔 子把正直敢言看得**重要,认为这是构成仁德的**条件,是仁德的突出 表现。古代的仁人志士,不少人正是以此要求、砥砺自己,从而表现出了可 贵的品格。 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李白疾恶 如仇、桀傲不群,都是具有刚直的品性的。而在这方面表现得*为突出的是 苏轼。苏轼对那些逢迎“希合”、“以求世用”(《乞郡札子》)的人极为厌 恶,表明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态度是“赋性刚拙,议论不随”(《乞罢学士 除闲慢差遣札子》),是“专务规谏”,“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 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与李公择书》)。苏轼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 去做的。 王安石变法时,大权在握,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说:“是时王 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当时因“附会”王安 石而得“进用”的人确也不少。但苏轼对某些在他看来仍行之有效的传统法 制采取了维护的态度,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加以废除、*改,而且认为 “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策略三》),因 此他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对新法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王安石变法是得 到宋神宗支持的,因此苏轼曾先后三次给神宗上书,每次都是洋洋洒洒、雄 辩滔滔、秉笔直书、无所隐避。苏轼表示:“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 力所至,不知其它。”又说:“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 ,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争。”而苏轼却自称 “愚蠢不识忌讳”,“上疏论之详”。在神宗正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的当时 ,苏轼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是十分难得的。而且,不管苏轼对制置三司 条例司、青苗法、均输法等新法举措的看法是否正确,态度是否偏激,其出 发点**是为国为民,而无个人恩怨掺杂在其中。苏轼提醒皇帝改革一定要 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不可失掉人心,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而深刻的。苏轼 列举新法之弊:“青苗、助役之法行,则农不安,均输之令出,则商贾不行 ,而民始忧矣。”对那些对新法之弊视而不见的人提出了严厉批评:“愁怨 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 这些,都是从“爱民”的角度提出问题、发表看法的。由于苏轼是逆潮流而 动,态度又异常激烈,批评的矛头甚至直指神宗皇帝,他是做好了被罢官的 思想准备的,也就是说,他是甘冒着被罢官的风险挺身而出、坦陈己见的。 果然,他*终被罢黜,再后来又遭诬下狱,被贬黄州。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宣仁皇后高氏 垂帘听政,改用旧*司马光为相,苏轼也得“骤迁”,先复朝奉郎知登州, 到任才五天,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再迁起居舍人。次年,即元佑元年 (1086),又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佑二年,兼侍读。元佑三年 ,权知礼部贡举。一二年间,青云直上,堪称苏轼一生仕宦*为顺畅、得意 的时期。但苏轼并没有就此安于现状。司马光上台后,欲尽废新法,许多人 望风响应。苏轼与司马光私交甚厚,当初他也曾激烈地反对新法,按理他应 是无条件地与司马光站在一起的。但情形恰恰相反。新法实行十余年来,对 挽救赵宋王朝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都起到了一定作用,苏轼这些年来在对 新法的某些流弊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发现了新法的某些好处,如他认为唐中 叶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 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宋史·苏轼传 》),对免役法采取了肯定、维护的态度。因此,当他发现司马光“其意专 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时,便挺身而出“屡争之”,“ 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双方的争吵异常激烈,司马 光十分固执,苏轼为与他争辩免役法的问题,气得回家痛骂:“司马牛!司 马牛!”苏轼也因此而葬送了自己进身的机会,有的人甚至称苏轼为“王安 石第二”,他们一再上疏诬陷*击,苏轼难以在朝立足,*后再度被迫“补 外”而去。 苏轼与司马光的这一场斗争,也**是从**利益出发的。实际上,苏 轼对自己早年所持的对新法的态度也作了自我批评。苏轼对于新法的弃取是 并无个人成见的。他在政治变革中**走着自己的路,既不投靠旧*,也不 依附新*。他赞同新法的某些内容,不是在附和新*;他反对新法的某些内 容,也不是在附和旧*。无论是在王安石当权时还是在司马光当权时,他都 没有采取随波逐流的态度。他在《与杨元素书》说:“昔之君子,惟荆(指 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指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 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明确展示了自己即使是“ 相知至深”也“不随”的独立不阿的品格。 苏轼所表现出来的独立品格,与孔子所提倡的理想品格是一脉相承的。 苏轼晚年从海南岛贬所北归后,曾写有《刚说》一文,认为“刚者必仁”, 而“佞者必不仁”,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加以证明:凡将自己从灾难中解 脱出来的,都是那些平常不讲情面、不易亲近、看起来让人感到害怕的刚直 之人;凡是把自己推挤到危险境地的,都是那些平常讨人喜欢的、善于谄媚 逢迎的人。接下来苏轼回忆了孙立节刚直不阿的两件事,赞扬了孙立节的刚 直品格,以此“明刚者之必仁,以信(同“伸”,伸张、阐明之意)孔子说” 。可见,苏轼是将刚直与否当做是否仁德来看待的。也可看出,苏轼在经历 了长期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贬谪生活之后,他仍保持着刚直的品格,仍把 刚直看做是人生的一种理想品格。 苏轼认为,要保持刚直的品格,自身必须无所畏惧。他在《书(孟德传> 后》一文中,用生动的故事说明了这个问题。苏轼不畏强者,遇事敢言,正 体现了他的无所畏惧的精神。 P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