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理想品格(从陶渊明到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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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守正不阿 特立不群 正与邪，尖锐对立，水火不容，如苏轼在《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论》一文中所说：“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正”对一个人立身处世 很重要，对一个**、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兴旺发达也很重要，如苏洵《 用间》所说：“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因 此，正而不邪，守正不移，成为无数仁人志士所共同崇奉的理念、所共同遵 守的原则。 真正做到守正不阿并不容易，须面对、经*和战胜各种各样的考验，甚 至是**严峻的考验。陶渊明、李白和苏轼是能守正不阿的人，他们从不因 遭*了太多的艰辛、挫折、磨难、打击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做人原则、 人生追求和既定的人生道路，能超拔于流俗之上，清浊异路，是非分明，铁 骨铮铮，特立不群，显示出可贵的品格和精神。 “赋性刚拙，议论不随” 《论语·学而》载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是，花言巧语 ，装出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孔子又说：“巧言、令 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花言巧语，装出一副谄媚的容貌，对人过 分恭敬，这种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内心对人隐藏着怨恨， 外表却装出对人很友好，这种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可见， 孔子对巧言令色、心口不一、善于谄媚逢迎的人是深恶痛*的，认为这样的 人是不可能有多少仁德的，或者即认为这样的表现是与仁德背道而驰的。反 之，孔子对于刚直的人则十分赞赏，曾赞美刚直不屈的卫国大夫子鱼说：“ 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认为史鱼 (史鳝，字子鱼，亦称史鱼)在**政治清明时能像箭一样直，在**政治黑 暗时也能像箭一样直。孔子认为：“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在面 对着仁德时，要敢于坚持，就是自己的老师，也不同他谦让。不难看出，孔 子把正直敢言看得**重要，认为这是构成仁德的**条件，是仁德的突出 表现。古代的仁人志士，不少人正是以此要求、砥砺自己，从而表现出了可 贵的品格。 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李白疾恶 如仇、桀傲不群，都是具有刚直的品性的。而在这方面表现得*为突出的是 苏轼。苏轼对那些逢迎“希合”、“以求世用”(《乞郡札子》)的人极为厌 恶，表明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态度是“赋性刚拙，议论不随”(《乞罢学士 除闲慢差遣札子》)，是“专务规谏”，“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 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与李公择书》)。苏轼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 去做的。 王安石变法时，大权在握，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说：“是时王 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当时因“附会”王安 石而得“进用”的人确也不少。但苏轼对某些在他看来仍行之有效的传统法 制采取了维护的态度，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加以废除、*改，而且认为 “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策略三》)，因 此他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对新法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王安石变法是得 到宋神宗支持的，因此苏轼曾先后三次给神宗上书，每次都是洋洋洒洒、雄 辩滔滔、秉笔直书、无所隐避。苏轼表示：“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 力所至，不知其它。”又说：“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 ，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争。”而苏轼却自称 “愚蠢不识忌讳”，“上疏论之详”。在神宗正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的当时 ，苏轼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是十分难得的。而且，不管苏轼对制置三司 条例司、青苗法、均输法等新法举措的看法是否正确，态度是否偏激，其出 发点**是为国为民，而无个人恩怨掺杂在其中。苏轼提醒皇帝改革一定要 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不可失掉人心，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而深刻的。苏轼 列举新法之弊：“青苗、助役之法行，则农不安，均输之令出，则商贾不行 ，而民始忧矣。”对那些对新法之弊视而不见的人提出了严厉批评：“愁怨 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 这些，都是从“爱民”的角度提出问题、发表看法的。由于苏轼是逆潮流而 动，态度又异常激烈，批评的矛头甚至直指神宗皇帝，他是做好了被罢官的 思想准备的，也就是说，他是甘冒着被罢官的风险挺身而出、坦陈己见的。 果然，他*终被罢黜，再后来又遭诬下狱，被贬黄州。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宣仁皇后高氏 垂帘听政，改用旧*司马光为相，苏轼也得“骤迁”，先复朝奉郎知登州， 到任才五天，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再迁起居舍人。次年，即元佑元年 (1086)，又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佑二年，兼侍读。元佑三年 ，权知礼部贡举。一二年间，青云直上，堪称苏轼一生仕宦*为顺畅、得意 的时期。但苏轼并没有就此安于现状。司马光上台后，欲尽废新法，许多人 望风响应。苏轼与司马光私交甚厚，当初他也曾激烈地反对新法，按理他应 是无条件地与司马光站在一起的。但情形恰恰相反。新法实行十余年来，对 挽救赵宋王朝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都起到了一定作用，苏轼这些年来在对 新法的某些流弊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发现了新法的某些好处，如他认为唐中 叶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 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宋史·苏轼传 》)，对免役法采取了肯定、维护的态度。因此，当他发现司马光“其意专 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时，便挺身而出“屡争之”，“ 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双方的争吵异常激烈，司马 光十分固执，苏轼为与他争辩免役法的问题，气得回家痛骂：“司马牛！司 马牛！”苏轼也因此而葬送了自己进身的机会，有的人甚至称苏轼为“王安 石第二”，他们一再上疏诬陷*击，苏轼难以在朝立足，*后再度被迫“补 外”而去。 苏轼与司马光的这一场斗争，也**是从**利益出发的。实际上，苏 轼对自己早年所持的对新法的态度也作了自我批评。苏轼对于新法的弃取是 并无个人成见的。他在政治变革中**走着自己的路，既不投靠旧*，也不 依附新*。他赞同新法的某些内容，不是在附和新*；他反对新法的某些内 容，也不是在附和旧*。无论是在王安石当权时还是在司马光当权时，他都 没有采取随波逐流的态度。他在《与杨元素书》说：“昔之君子，惟荆(指 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指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 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明确展示了自己即使是“ 相知至深”也“不随”的独立不阿的品格。 苏轼所表现出来的独立品格，与孔子所提倡的理想品格是一脉相承的。 苏轼晚年从海南岛贬所北归后，曾写有《刚说》一文，认为“刚者必仁”， 而“佞者必不仁”，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加以证明：凡将自己从灾难中解 脱出来的，都是那些平常不讲情面、不易亲近、看起来让人感到害怕的刚直 之人；凡是把自己推挤到危险境地的，都是那些平常讨人喜欢的、善于谄媚 逢迎的人。接下来苏轼回忆了孙立节刚直不阿的两件事，赞扬了孙立节的刚 直品格，以此“明刚者之必仁，以信(同“伸”，伸张、阐明之意)孔子说” 。可见，苏轼是将刚直与否当做是否仁德来看待的。也可看出，苏轼在经历 了长期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贬谪生活之后，他仍保持着刚直的品格，仍把 刚直看做是人生的一种理想品格。 苏轼认为，要保持刚直的品格，自身必须无所畏惧。他在《书(孟德传> 后》一文中，用生动的故事说明了这个问题。苏轼不畏强者，遇事敢言，正 体现了他的无所畏惧的精神。 P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