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军：第一部 . 折戟沉沙，1942年德军历次战役

作者简介

罗伯特·M.奇蒂诺（Robert M. Citino）：当代军事历史作家，现代德国军事史研究方面的泰斗，在研究二战与德国作战方式对现代作战理论的影响方面有杰出成就。曾在北德克萨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伊利湖学院（Lake Erie College）、东密歇根大学（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西点军校（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和美国陆军战争学院（the 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担任学术职位，现任美国陆军部历史咨询小组委员会（the Historical Advisory Subcommittee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主席。 他的作品获得了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美国军事历史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Military History）和纽约军事研讨会（New York Military Affairs Symposium）的认可，《历史演讲》（Historical speeches）将他描述为“洞察力超群的当代军事历史学家之一”。作品有《从闪电战到沙漠风暴：战争战役层级发展史 》（Blitzkrieg to Desert Storm: 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Warfare）、《国防军：第一部.折戟沉沙，1942年德军历次战役》（Death of the Wehrmacht:The German Campaigns of 1942）、《国防军：第二部.节节败退，1943年失败的战争》（The Wehrmacht Retreats: Fighting a Lost War, 1943）、《国防军：第三部.垂死挣扎，1944—1945年德军历次战役》（The Wehrmacht's Last Stand: The German Campaigns of 1944-1945）、《德国战争方式：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三帝国》（The German Way of War: From the Thirty Years' War to the Third Reich）等。

内容简介

有时历史仿佛真是被缪斯女神克利俄所掌控，在某种充满诗意的神圣力量引导下向着更为奇特、更具戏剧性的方向发展。但即便克利俄将她的异想天开发挥到极致，也不可能写出比1942年的战事更为奇妙的情节。对国防军来说，这段交战时期是以德国军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几场胜利之战拉开序幕的：它们是刻赤、哈尔科夫和贾扎拉。这些战役是在1942年5月的几个星期里接连发生的。接着，在6月，国防军又以攻克军事重镇塞瓦斯托波尔的胜利为这段成功的时期强势收官。但是仅仅六个月之后，在所有参战者都经历仿佛持续几次人生的煎熬时刻之后，这一年的战斗以德军遭受两场空前绝后的决定性失败而告终：那就是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这两次重大失败同样只相隔几个星期而已。正当埃尔温·隆美尔元帅的装甲集团军（此时在垂死挣扎中已改编为“德意装甲集团军”）丢盔弃甲地横穿北非、前往它在突尼斯的最终归宿时，苏联第5坦克集团军也浩浩荡荡地冲破了罗马尼亚军队在顿河沿岸的单薄防线。 这两场重大事件，特别是它们几乎重合的时间点，代表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失利。德国军队在以往的战争中也有过未能实现目标的时候，何况到达斯大林格勒、高加索或苏伊士运河都需要推进太长的距离，德国人在当时还可拿这个理由聊以自慰。它也不是单纯的败北——德意志军队在历史上打过的败仗数不胜数，多得可以写一本书：腓特烈大帝有过科林和库涅斯道夫；拿破仑时代的普鲁士军队有过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过凡尔登和亚眠。阿拉曼-斯大林格勒的双重失败也不能被单纯视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这场战争的规模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战争，冲突遍及陆地、海洋和天空，从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到酷热难忍的缅甸丛林，有数以亿计的人口被卷入其中。认为它在某个独立的事件中发生了“转折”的观点至少也是值得商榷的。 在1942年夏季和秋季会战中发生的事件有着远比这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这短暂的六个月里，一整套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战争方式走到了穷途末路。德国军队的传统是以机动为本的运动战，是认为“战争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性活动”的理念，是对下级指挥官在自身能力范围内的独立性的尊崇：所有这些基本信念在这六个月的时间里都遭到了沉重打击，事实上已被证明不再有效。德国军队习惯的运动战在苏联广袤的战场空间里遭遇了失败；特别是在南方战线， 它遇到了它在本质上无法应对的挑战。面对北非和伏尔加河畔发生的事件，将战争视作艺术的理念也很难维持。在这些战场上，敌人的军队冷眼静观国防军使出华丽的看家机动本领，然后以压倒性的物质优势将它碾作齑粉：成群结队的坦克，布满天空的飞机，每千米七十门的大炮。德军在这两个战场上的失败看起来毫无艺术可言，倒像是金属加工课上的实习：各种原材料无奈地在钻床上被撕成碎片。 在德国军官团眼里，夏季会战之初以及后来在顿河沿岸和秋季在高加索的那几场小规模包围战似乎是令人失望的：2万俘虏？3万？战争初期德国装甲部队只要一个上午就能取得这样的战果。而实际上，日后国防军只要还能打出这种水平的包围战，就足以令他们甘之如饴。虽然这些胜利看似不大，却是绵延300年、从大选帝侯到费多尔·冯·鲍克元帅的德军战役级胜利历史的最后辉煌。尽管此时还无人发现，但1942年确实标志着德国军事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包围战，这种再也不能适应现代条件的战争方式寿终正寝了。 作为运动战的另一个方面，独立指挥也“死”于1942年。在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它的缺位都是显而易见的。新式通信技术曾是国防军早期胜利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此时却展现了它的负面效应。即使是远在天边、瞬息万变的作战行动，无线电台也能让总司令部得到精准而实时的认识。它也使得总参谋部和政治领袖等人能够进行极为细致的干预，从战地指挥官的角度来看，这真是可憎得无以复加。正如一位德国参谋军官所言：因为有了现代化的通信和情报手段，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几乎可以不间断地与下级指挥官交流意见。但是这种技术优势也带来了心理上的劣势。具体而言，这导致上级司令部过于频繁地干预下属军队的指挥。这也导致许多集团军指挥官用总司令部的意见取代了自己的决定。这对于战争艺术并无增益。 的确，在沙漠中的隆美尔接到的荒谬的“就地坚守令”中，以及希特勒和利斯特元帅关于如何攻取相对次要的黑海港口图阿普谢的连续争论中，可以明显看出德军在1942年的指挥方式的新特点。勃兰登堡-普鲁士历史上的第一位元帅格奥尔格·冯·德弗林格很可能宁愿和他的君主大选帝侯挥拳相向，也不愿忍受这样的屈辱。无独有偶，在曹恩道夫之战的危急关头，腓特烈大帝命令自己的骑兵指挥官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塞德利茨立即在陷入苦战的普鲁士步兵左侧实施反击。当发现反击迟迟没有发动时，普鲁士国王派出一名传令官找到塞德利茨，命令后者立即出击，并威胁将严惩抗命行为。但是，塞德利茨是只有在断定时机成熟后才会行动的指挥官。他当时做出的回答是普鲁士军队历史上最著名的格言之一，被柏林军事学院的每一个毕业生牢记在心，无疑也被1942年前线的每一个德国指挥官视作座右铭之一。塞德利茨是这样对国王的传令官说的：“告诉陛下，这一仗打完后我的脑袋任他处置，但是目前，还请他恩准我用这个脑袋为他效力。” 到了1942年，这样的日子显然是一去不复返了。希特勒在战事正酣时就摘掉了不少脑袋：鲍克、利斯特、哈尔德，更不用说还有第48装甲军可怜的军长海姆将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漫长的挣扎中，这种新制度体现得极其明显。保卢斯和第6集团军也许被切断了后勤补给，但是他们与外界的通信显然未被切断。从希特勒第一次做出干预（他在11月22日命令“第六集团军就地坚守，等待后续命令”）一直到最后一次（在1月24日拒绝批准该部投降），元首始终是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事实上的指挥官。我们指出这一事实并不是为了给保卢斯开脱罪责，他在这场灾难发生前的指挥确实很平庸，在被包围后的表现也很是奇特，既有听天由命的成分，又有对元首的曲意逢迎。“你这是在对死人说话，”他曾生气地对一个想向他解释空运难题的空军军官这样说道。说实话，保卢斯有可能真心欢迎希特勒的干预，他是在借此逃避自己在这场灾难中应承担的责任。把灵活指挥的概念称作“下级指挥官的独立性”也好，称作“战术”也罢，将它扼杀的都不是希特勒，而是无线电台。如果战场上的将军再也不能命令部队撤退，那当然很不幸，但此时的情况已经荒谬到了这种程度：指挥官只要没有得到千里之外某人的许可，就无权命令自己的部队投降。 但是，和任何根深蒂固的历史现象一样，运动战这种战术没有那么容易过时。它既抗拒着希特勒的个性缺陷，也抗拒着对它不利的复杂系统性因素。战役态势地图上那些阴魂不散的箭头将永远钉在我们的历史意识的地图上，提醒我们它曾经有多么接近成功：第13装甲师在一位新官上任的师长指挥下，距离奥尔忠尼启则只有数千米之遥，而且还在继续前进；胡贝的第3装甲师从顿河桥头堡长驱直入，一鼓作气冲向伏尔加河，打到了斯大林格勒郊区的北部边缘；背着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的德国工兵将苏军的防御阵地一个接一个炸成碎片，冷酷地推进到距离河岸不过数百码的地方；隆美尔在哈勒法山的右翼与亚历山大港的距离也仅仅是装甲汽车半小时的行程而已。很少有一支败军之师的前锋能够前进到距其战略目标近得如此令人心焦的地步。 到头来，1942年最惊人的一面不是希特勒分散兵力的愚蠢，也不是离心作战的明显失策。而是国防军在追逐1942年的目标时无一例外地功亏一篑的荒诞。它的目标是：在苏伊士运河将大英帝国分割成两半，并为进军中东铺平道路；夺取苏联的主要油田、最富饶的农田和很大一部分工业。如果这些目标都实现了，它就能在这场战争中最终获胜吗？很可能不行。毕竟它还要对付美国和曼哈顿计划。这会给大同盟造成严重问题吗？毫无疑问。\\\\\\\\\\\\\\\\\\\\\\\\\\\\\\\" \\\\\\\\\\\\\\\\\\\\\\\\\\\\\\\"一直以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1942年春夏的苏联和北非沙漠德国取得的巨大胜利，以及在同年秋冬的灾难性失败中，希特勒本人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东密歇根大学的欧洲历史教授和获奖作家罗伯特.M.奇蒂诺却在本书中挑战了这一传统观点。 罗伯特.M.奇蒂诺认为，1942年不仅仅是战争的转折点，同时还标志着一种非常古老而传统的战争模式的死亡——经典的“德国战争方式”无法应对二十世纪的挑战。他将精细的研究结果与令人无法反驳的分析相结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清新而观点鲜明的展示——1942年惊人的一面不是希特勒分散兵力的愚蠢，也不是离心作战的明显失策。而是国防军在追逐1942年的目标时无一例外地功亏一篑的荒诞。 值得关注的是，该作者在《国防军：第一部 . 折戟沉沙，1942年德军历次战役》之后，还有两部基于同一题材的著作：《国防军：第二部.节节败退，1943年失败的战争》《国防军：第三部.垂死挣扎，1944—1945年德军历次战役》，它们均聚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防军。对此感兴趣的读者，万勿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