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光剑影：中国古代的兵器

作者简介

杨泓：1935年生于北京。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汉唐考古、中国美术考古和中国古代兵器考古的研究，其研究领域涉及古代物质文化史的方方面面，除了深耕兵器、车马器、家具器用外，对佛教文物、壁画、雕塑等也有非常研究。

内容简介

步、骑兵的发展对兵器的影响 谈起东周时期步兵和骑兵的发展，必然要联想起“毁车为行”和“变服骑射”两则历史故事，而这两则故事又都是与对边疆的古代民族作战有关。 “毁车为行”，发生于公元前541年。《左传·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以什共车，必克。困诸阨，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翟人笑之。未陈而薄之，大败之。”由于山戎及群狄的军队是步兵，又在大原的山区作战，晋军战车兵的缺点暴露无遗，所以不得不采取魏舒的主张，临时放弃不适于山区作战的战车等笨重装备，让战车上的战士下车徒步作战。许多不肯放弃车上战士高于徒兵身份的人，以荀吴的宠臣为代表，不肯接受改为徒兵的命令，只有将他杀掉示众，才顺利地将战车兵改编成步兵，排成五个互相呼应的阵。狄人看到晋军临阵才把战车兵改成步兵，感到很好笑，结果轻敌致败，没等狄人排成阵势，就遭晋军迫近攻击，狄人大败。但这只是统帅依据战场地形及敌我态势，为了取得这一战斗胜利选用的权宜之计，出奇兵以制敌，并不是此后晋军就真全部“毁车为行”，撤除战车兵，改以步兵方阵为军队主力兵种了。所以认为这次战斗就是成建制组建步兵的开始时期，恐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可能打败狄人以后，那些战车兵依然回到自己的战车上去，晋军仍是以战车兵为军队主力。迟于这次战斗几乎半个世纪，即公元前493年的铁之战，就仍是一场典型的车战。那次战斗中赵简子和为他御车的邮无恤和车右卫太子蒯聩的表现，则被认为是车战中三个乘员的楷模：“简子曰：‘吾伏弢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邮良曰：‘我两靷将绝，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驾而乘材，两靷皆绝。”这也并不奇怪，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装备、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当几十个分立的诸侯国终于兼并成了七个，中国历史迈入战国时期，社会性质不断发生变化，各国纷纷变法，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仅靠士以上阶层组成的战车兵，直是步卒，还有水军和战船。当吴王夫差引兵北上争霸，主力亦为步兵方阵。因此适于步兵近战的格斗兵器——剑，以吴越所铸造的最为精良。 “变服骑射”，是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年开始实行的，目的是对付“三胡”，即东胡、林胡、楼烦。“三胡”都是善于驰马射箭的游牧部族。赵国原来的主力部队是驷马战车，笨重的战车难于对付轻捷的骑士，处处被动挨打。为了争取主动，赵武灵王不得不考虑学习敌人的长处，改变传统的上衣下裳的服制，改穿“胡服”，也就是脱掉宽袍大袖的袍子，穿上裤子与窄袖短服，以便于骑马射箭。赵武灵王欲胡服的主张，虽然得到楼缓、肥义等大臣的支持，但以公子成为首的王公贵族极力反对，赵武灵王力排众议，亲去说服公子成，终于出胡服令，组建骑兵，获得了对三胡、中山的战争的胜利。赵武灵王曾宣言：“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但是赵武灵王最后的结局是颇为悲惨的，被公子成、李兑围于沙丘宫饿死。赵武灵王变服骑射以后，赵国军队的主力依然是战车兵和依附它的步兵。即使到赵武灵王变服骑射七八十年以后，名将李牧重组赵国军队时，还是以战车兵一千三百乘为主，以骑兵一万三千匹为辅，而在军队总数中，骑兵所占的比例也不过8%。终战国之世，骑兵的比例仍不多，前引苏秦、张仪等的说辞中所列各国军队，秦有兵员百余万，只有骑万匹；燕有数十万军队，只有骑六千匹。均不及兵员总数的1%。 战国时骑兵数量虽然不多，也没有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但作为具有发展前途的新兴兵种，已经发挥着与其他兵种不同的重要作用。依仗轻捷迅速的特点，常常担负着突然冲击、迂回包抄、断敌粮道、追歼溃敌等任务。当时还认为“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闲，故名离合之兵也”，认为“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敌散乱；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同时为了加强主力部队的机动性，往往将车骑组编在一起，“轻车锐骑”配合战斗。在军事著作中，也开始有了关于骑兵的论述。竹简本《孙膑兵法·八阵》中就讲述了车骑参与战斗的情况，并指出根据不同的地形，兵力布置也应有变化，“易（平坦）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 骑兵的发展又与供骑乘的成套马具的完善分不开。但战国时期的乘骑马具还较原始，也显示着骑兵处于尚待发展的初始形态。在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有关战国时骑兵的形象资料，目前只有陕西咸阳塔儿坡秦墓（28057号）中出土的两件绘彩灰陶骑马俑（图4-7）。那座墓的年代估计在秦惠文王至秦武王时期，也就是公元前337—公元前307年之间，其时正与赵武灵王变服骑射相近。且秦人历史上善养马，又与赵国同样需对抗戎狄人的侵扰，出现骑兵自在意料之中。这组陶骑俑制工较古拙，但还能从其观察当时马具的一般情况，可以看出辔头由额带、鼻带、颊带构成，大致与当时驾车辕马的辔头相同，因缺乏细部刻画故未绘出马镳，但推测当时也是以铜衔与骨镳控御马匹。值得注意的是骑士直接跨在光背马上，并无坐垫，恐非失误忘绘，而是反映当时乘马马具尚较原始。在洛阳金村出土铜镜背面的骑士刺虎图像中，骑士蹲踞在马背上而非跨骑，且足作兽爪状，虽带有神异色彩，但马背上绘出鞯或坐垫，胸前有鞅带，较塔儿坡秦俑马具稍显完备（图4-8）。 正是由于战国时期，特别是到了战国晚期，随着步兵和骑兵的日益发展，生产大量适合于步兵和骑兵使用的兵器和防护装具，成为各国当务之急。步兵必须装备适合一个人体力负担，并能长途行军的兵器和防护装具，《荀子·议兵》所讲魏氏之武卒的装备，应反映着当时步兵的标准装备：“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至于骑兵，除了适于跨马战斗的成套马具外，还需要适于马上作战的格斗兵器和防护装具。格斗兵器要配合马上格斗而长短适宜，更要与马速冲击相配合。防护躯体的铠甲更要长短适宜便于骑乘，盾牌同样要求其尺寸和形制合于跨马战斗。原来供车上战士使用的成组合的长柄格斗兵器，以及厚重而长大的皮甲，都只适于在马车运载的条件下战斗，虽不适合徒步战斗，有些还勉强可转用于步兵，但那些供车战用的长柄成套青铜兵器组合，特别是长大厚重的皮甲，却根本无法转用于骑兵部队。改造已形成固定模式的车战兵器，十分费力。刚刚诞生的钢铁兵器，恰好与步兵和骑兵同时走上战争舞台，而且由于材质和制作技术等各方面的原因，主要靠锻打的钢铁兵器，很难与用铸模成型的青铜兵器保持完全相同的外貌细部特征。例如将铁剑锻成铜剑侧刃两度弧曲的形貌，就是一个难题。所以有必要对传统兵器的外形，进行适于锻制技术的修正。这种修正，恰好与当时各国极需大量装备步兵和骑兵的格斗兵器相契合，因此成批量生产的钢铁兵器，正是为了装备步兵和骑兵。从燕下都44号墓出土的人骨和兵器，可以看出那正是一处埋葬阵亡步兵将士的丛葬坑，出土的铁戟、矛、剑，外形已与同类青铜兵器有很大不同，正是适合步兵近战格斗的兵器。 1.当下很多古装影视剧中，尤其涉及战争场面时，都会有兵器，眼花缭乱，读了本书后，就会明白，这些奇奇怪怪的兵器都是今人的臆造。 2.兵器都是用在战争，所以了解了古代兵器，也就了解了古代战争。 3.本书内容除了涉及兵器外，对兵制也有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