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泽传/清代戍边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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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1894年)，东北地区遭遇了持续的灾荒，再加上繁杂的地租 和捐税，迫使一般的农民无法生活。正是在这样一个最坏的时刻，由于清统 治者不能在实际层面解决当地百姓的民生状况，如此一来，它就把这一职能 拱手让给了一些造反者，而后者会加以利用，赢得被遗弃者的忠诚和追随。 其时，在伯都讷以及乌拉两地，孟毓奇(即孟福山)、朱承修等人借武圣 教、如意教等名目，聚集民众。随后，其影响力渐次扩散。在张家口、奉天 、吉林、黑龙江等处，亦不平静，均有武圣教、如意教开坛拜教事。孟毓奇 、朱承修借教会的名义，大肆许诺授予老百姓土地、房屋和财产，以便获得 穷人的支持。此外，还用条文的形式规定了相关章程、仪式和会员应当遵守 的戒律。这些举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动员群众的作用，据当时恩泽给朝廷 的奏议称，教匪头目“煽惑匪党，约期谋叛，被其诱惑者，实繁有徒”。其 中，以朱承修为首，自封为总兵元帅，其他人都有相应头衔。面对此等危及 帝国基业的事件，朝廷立即给予了回应，下旨谕令恩泽派员对该等“教匪” 实施进剿。 其时，恩泽初任黑龙江将军，在东北境内尚未立过战功，以震军威。而 此前新疆征战的荣光毕竟已经久远，恩泽亟须借助一两件大事提升军威。这 个时间节点出现的“匪徒流窜事件”对恩泽而言，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基于此，恩泽非常重视这次征剿行动。恩泽领命后，迅即调派翼长富顺及营 官保全等，在五常厅东山以内，并吉林府所属十六窝棚等处，分队进剿。是 时，孟毓奇、朱承修等率领一班教众败入桦皮甸子，顽强抵抗。清军则四面 环攻，擒斩多名。旋追至天成街，擒获孟毓奇，审明枭示。复经翼长庆禄等 派委营员，协同当地民团，在黑林子地方擒获朱承修及起义军总兵岳祥，并 就地正法。毋庸置疑，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黑龙江将军恩泽，剿灭叛逆 、维护地方稳定乃是其职责所在，我们没有必要从道德的高度对他的这一行 为作严格的评判。相反，我们更应该看到其难能可贵的一面：与当时一般的 朝廷官员滥杀无辜、邀功请赏略有不同的是，恩泽在这次征剿的过程中，除 对首犯给予严厉打击外，对于一些被裹胁的百姓作了宽大处理，讯明情况后 即予开释。 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孟、朱等人发起的这场教众叛乱最终被 恩泽统领下的驻防清军基本荡平。尽管业已消弭祸端，清廷仍然感到心有余 悸，在其发给恩泽的谕令中严厉申斥，“教匪造言惑众，并且刊刻邪书，到 处散布谣言。时间长了，很容易蔓延，引起民心的波动。为此，亟宜设法查 办，以期消患于未萌。”但与此同时，清廷也对恩泽处理教众的方式予以勉 励，认为该将军在这一事件中不动声色，妥筹办理，尚称迅速，没有激化当 地民众的情绪，酿成事端，堪称可嘉。 热河一带原本聚居着大量蒙古人。后金天聪年间，该地部落领袖纷纷投 靠巴图尔洪台吉。在巴图尔洪台吉的带领下为清朝取得江山立下卓越功勋。 蒙古贵族遂获得热河的领土权。康熙年间，山东大批流民移居于此，以开垦 荒地为生，第一批流民被称为“雁民”，为后续灾民的流入开了一缺口。乾 隆初期，聚居于热河一带的流民己定居，并形成村落。汉民在热河一带初成 规模，限制下层蒙古人的游牧生活的同时，也使他们的经济状况陷入赤贫的 危机。蒙汉之间的矛盾是引起金丹道起义的内在动因。金丹道是由建昌县杨 家湾的杨悦春倡导的一种民间宗教组织，最初流行于朝阳县、建昌县、敖汉 旗一带，教民多为移居于热河一带的汉民。其最初的宗教活动近似于佛教， 劝人向善，提倡热善好施、行医救人，颇为教民追捧。 随着蒙汉矛盾的加剧，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金丹道、武圣教、在 理教及一些受蒙古贵族压迫的佃农联合发动起义。起义之火迅速蔓延至土默 特二旗、翁牛特左右二旗、喀喇沁三旗、奈曼旗、朝阳县、建昌县、平泉州 等地。“替天行道，扫胡灭清”的口号在起义过程中逐渐被置换为“凡遇蒙 古，无得免者”，演变成一场蒙汉民族的血腥仇杀。“所有蒙古村落、喇嘛 庙、天主堂焚烧无余，并接杀逃难蒙古。又起一逆名曰：巡山会，专搜深山 沟壑藏匿之人。”金丹道起义典型地再现了农民起义中非理性因素的膨胀过 程。十月二十四日，金丹道起义各路队伍均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死伤两 万多人。金丹道庞大的组织结构迅速瓦解，却对热河一带的封建统治造成了 一定的冲击，以宗教形式的小型农民起义如雨后春笋般在东北大地涌起。 孟福山为武圣教领袖李国珍之徒，因武圣教遭清军残酷镇压，隐姓埋名 逃至吉林一带。托名武圣教，孟福山又集结一批温饱难以维持与蒙古贵族有 仇恨的佃农活跃于长春府附近，并推举朱承修为领袖，设立各种职位。某种 程度上说，孟福山的此次抗争在军事组织的主动性方面优于金丹道起义，他 吸取了金丹道起义的失败教训。但是孟福山等人的反抗同时膨胀了金丹道的 复仇目标，并舍去了“抚恤百姓”一节。为避免朝廷耳目，孟福山等人不得 不靠到村舍抢劫为生。从这一层面上说，孟福山等人抗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起义”沦落为“复仇”，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在道义上亦难以站住脚跟 ，与贫苦百姓的矛盾日益激化。因此，恩泽的此次剿匪就显得更加“出师有 名”。 就恩泽主持的这次剿匪产生的积极意义而言，首先，它避免了蒙汉矛盾 的进一步激化。镇压金丹道起义时，已经激起起蒙汉官员的纷争。在处理孟 福山叛乱事件中，恩泽表现出速战速决的风度，“办理尚为迅速”，使这次 小型的叛乱活动没有延伸。其次，它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管辖区的治安，使 一般百姓的生活免于土匪的扰乱。孟福山等人的抗争对象虽为蒙古王公贵族 ，在斗争过程中却波及佃农的财产安全，因此，恩泽的此次出击维护蒙古贵 族权益的同时，也保护了一部分汉族中下层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从这个角 度说，恩泽的此次剿匪顺乎了民心，为其稳定管辖区的政局奠定了基础。 P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