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中国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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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购买: 王安石传(全新精校版)/世纪经典传记系列
ISBN: 9787517106579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伟大的社会活动家,被时人称为舆论界的骄子。他还是一位重量级的学者,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他的文章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纵笔所至不拘束,而笔端又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代表作《少年中国说》影响激励了几代中国人。梁启超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荆公之时代(下) 荆公所处之时势,虽极艰巨,然以其不世出之才,遭遇大有为之主,其于拨乱世反诸正也,宜若反手然。顾其成就不能如其所期者,何也?则朋党累之也。宋之党祸,盛于荆公以后,而实远滥觞于荆公以前,是不可不追论之。政党之为物,产于政治进化之后,国之有政党,非其可吊者,而其可庆者也。虽然,有界说焉。一曰,政党惟能生存于立宪政体之下,而与专制政体不相容。二曰,为政党者,既宜具结党之实,而尤不宜讳结党之名。三曰,其所辩争者,当专在政治问题,而宫廷问题及个人私德问题学术异同问题等,皆不容杂入其间(此不过略举其概,未能备列,因非作政党论故也)。若宋之所谓党,举未足以语于是也,吾故不能许以“政党”,仍其旧名曰“朋党”而已。中国前此之党祸,若汉之党锢,唐之牛李;后此之党祸,若明之东林复社,皆可谓之以小人陷君子。惟宋不然,其性质复杂而极不分明,无智愚贤不肖而悉自投于蜩螗沸羹之中。一言以蔽之,曰:士大夫以意气相竞而已。推原宋代朋党所以特盛之故,一由于右文而贱武,二由中央集权太过其度。宋祖之政策,既务摧抑其臣,使不得以武功自见,怀才抱能之士,势不得尽趋于从政之一途。而兵权财权,悉集中央,牧民之司,方面之寄,以为左迁贬谪。或耆臣优养之地,非如汉之郡国守相,得行其志以有所树立,且严其考成黜陟,使人知所濯磨也。是故秀异之士,欲立功名者,群走集于京师。而彼其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有国会,容多士以驰骋之余地也,所得与于国政者,二三宰执而已。其次则少数之馆职台谏,为宰执升进之阶者也,夫以一国之大,人才之众,而惟此极少极狭之位置,可以为树立功名之凭藉,则其相率而争之,亦固其所。故有宋一代之历史,谓之争夺政权之历史可也。不肖者固争焉以营其私,即贤者亦争焉以行其志,争之既急,意气自出乎其间,彼此相诋,而以朋党之名加入,于是党祸遂与宋相终始矣。 宋朋党之祸,虽极于元祐、绍圣以后,而实滥觞于仁英二朝。其开之者,则仁宗时范吕之争,其张之者,则英宗时之濮议也。初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夷简去,仲淹相,石介作诗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而孙沔读介诗曰:“祸自此始矣。仲淹相数月,史称其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于上。(以上皆录《宋史》范传语。)反对党乘之,尽力攻击,而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罢。王拱辰昌言曰:“吾一网打尽矣。”其气焰与石介之诗,若出一吻。后世论史者,莫不右仲淹而抑夷简。夫仲淹之规模宏远,以天下为己任,诚非夷简辈所能望。然夷简亦不过一庸材贪恋大位者耳,若指为奸邪,则宋百年来之宰相,若夷简者比比皆是,宁得尽曰奸邪乎。况当时党夷简以攻仲淹之人,亦多有后世所目为君子者,则又何也?要之宋之朋党,无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以相倾轧。自庆历时而已然矣,此风既开,至英宗治平间而有濮议之一大公案。 "☆ 文笔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描述人物真实客观又不失个性。 ☆ 这是一部代表作者“立宪”理想的现代传记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