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的河流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奥利弗？萨克斯，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2015年病逝于纽约。医学博士，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FRCP），曾经是纽约大学医学院的神经科学教授，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界的桂冠诗人”。他仔细收集过多种神经系统异常案例，以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基础，著有《错把妻子当帽子》《脑袋里装了2000出歌剧的人》《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等畅销书籍。其中，描述了20世纪初嗜睡性脑炎患者的《苏醒》一书启发了电影《无语问苍天》，该片曾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萨克斯博士曾长期为《纽约客》和《纽约书评》撰稿。 译者简介 陈晓菲，人类学硕士，文学和精神分析爱好者。

内容简介

达尔文与花的秘密 我们都知道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经典故事：20岁的青年登上“小猎犬”号，航行到世界的尽头；达尔文在巴塔哥尼亚；达尔文在阿根廷大草原 (设法给自己的马儿套上索)；达尔文在南美洲收集大型灭绝动物的骨头；达尔文在澳洲第一眼看到袋鼠后惊慌 失措(此时的他依然信仰上帝，“毫无疑问，有两个不同的造物主在做工”)。当然还有那桩重头戏，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观察到每个岛上的雀都不一样，由此在理解生物演化的问题上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开花结果，于是便有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年11月，随着《物种起源》的出版，故事至此迎来了高潮，并附上了挽歌式的后记：我们看到一个老去的、饱经沧桑的达尔文，还有20多年的余命，在塘屋(Down House)的花园里无所事事地转悠，可能会倒腾一两本书出来，但他的主要作品早已尘埃落定。 再没有比这更荒谬的叙述了。对自然选择论的批判意见，对它的支持证据，达尔文由始至终都保持警醒，陆续更新了不下5个版本的《物种起源》。或许1859年之后，他的确缩回(或者说回归)了自己的花园和温室 (塘屋占地辽阔，有5个温室)，但是对他而言，它们是启动论战的引擎，他可以从这里向外界的怀疑论发射大型的证据导弹——植物不同寻常的构造和行为很难归结为特定的创造论或设计论——在这里，支持演化和自然选择的证据铺天盖地，连《物种起源》的库存都望尘莫及。 但奇怪的是，甚至连研究达尔文的学者都很少关注达尔文的植物学作品，即便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涵盖了6部专著和70多篇论文。因此，杜安·伊斯利(Duane Isely)在1994年出版的《一百零一个植物学家》(One Hundred and One Botanists)中写道： 一方面，历史上没有一个植物学家像达尔文那样被大书特书……另一方面，他极少被介绍为植物学家……他写过几本研究植物的书，这个事实在 各种关于达尔文的研究中流传甚广，但提起的时候颇为随意，有点“好吧，伟人偶尔也需要调剂”的感觉。 达尔文对植物始终怀有特殊的柔情，外加一种特殊的钦慕。(他在自传中写道：“高举植物在有机体中的地位总能令我高兴。”)他出生于植物学世家——他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写过一部名为《植物之爱》(The Loves of the Plants)的两卷本长诗，查尔斯自小生活的老宅有一个占地辽阔的花园，里面不仅种满了花，还有不少苹果树，为了提升植株活力而通过杂交接种出了好几个不同的品种。在剑桥念书时，达尔文唯一坚持听完的就是植物学家J. S. 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开设的讲座，也是亨斯洛慧眼识珠，为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上谋得一个职位。 正是以亨斯洛为对话者，达尔文将所到之处的动植物群落和地理概况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当时这些信件被印刷出来广为流传，“小猎犬”号还没返回英格兰，达尔文就已经享誉科学圈。)也是为了亨斯洛，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时仔细地收集了所有的开花植物(被子植物)，并注意到同一属植物在群岛中的不同岛屿上分布着不同的种。当他开始思考地理隔离在新物种起源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这将成为一条核心证据。 诚如戴维·科恩(David Kohn)在2008年那篇无与伦比的论文中指出的，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采集到的植物标本总数超过200种，构成了“科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前所未有的自然志物收藏……最后也成为达尔文加拉帕戈斯之行中记录得最完整的物种演化例证”。 [与此相对的是达尔文收集的鸟类标本，辨认其分类或标记其起源岛屿时不一定准确，直到他返回英格兰、补充了同行船友收集到的其他标本之后，才由鸟类学家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整理出来。] 达尔文与两位植物学家结为挚友，他们是邱园的约瑟夫·D. 胡克(Joseph D. Hooker)和哈佛大学的阿萨·格雷(Asa Gray)。胡克在19世纪40年代成为达尔文的知己——达尔文只向胡克一人展示过演化论的初稿——50年代，阿萨·格雷加入这个小圈子。达尔文在写给他们的信中以日益高涨的热情，言必称“我们的理论”。 然而，尽管达尔文很乐意称自己为地理学家(根据“小猎犬”号巡航期间的所见所闻，他写过3本地理学著作。环礁起源理论最早就由他创建，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被后人的实验证实)。但是，对于植物学家的身份，他一直强调自己不是。其中一个理由是，植物学[尽管18世纪早已起步，当时斯蒂芬·黑尔斯(Stephen Hales)写出《植物静力学》(Vegetable Staticks)，一手开创了这门学科。该书中充斥着各种引人入胜的植物生理学实验]依然是一门以描述和分类为主的学科：植物被辨识、分类、命名，唯独不被研究。与此相对，达尔文首先是一个研究者(investigator)，他不会止步于描述植物的结构和行为，而是继续追问它们“如何”以及“为何”成为现在这样。 对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植物学仅仅是一种嗜好或兴趣，对达尔文来说却不止如此；他始终带着理论目的研究植物，而这个理论目的必须关涉演化与自然选择。就如他的儿子弗朗西斯所言：“他身上仿佛充满了理论化的力量，准备好稍有扰动便顺势流入任何一条推论的激流，无论收集到什么事实，哪怕再微小，都能生成一长串理论。”这种影响是双向的，达尔文自己也常说：“不积极做理论家就当不好观察者。” 18世纪，瑞典科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证实了花有性器官(雌蕊和雄蕊)，他的植物分类学也正是以此为基础。然而，当时的人们一致公认，花是自花受精的——那为什么每朵花同时拥有雄性和雌性的性器官呢？林奈自己很享受这个想法，他把一朵拥有9个雄蕊、1个雌蕊的花比作被9个情人环绕的少女闺房。达尔文祖父的《植物之爱》第二卷里也出现过类似构图的插画。少年时代的达尔文便浸淫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 然而，从“小猎犬”号上岸后的一两年里，达尔文感觉自己不得不在理论层面挑战自花受精的观念。他在1837年的一本笔记本里这样写道：“同时拥有两性器官的植物是否也会受其他植物影响？”根据他的推理，如果植物想要演化，异花受精非常关键——否则不会产生任何变异，世界将固守于单一的、自花受精的植物，然而在真实的大自然中，植物种类千差万别。19世纪40年代早期，达尔文开始检验自己的理论，解剖了许多种花(其中包括Azaleas和Rhododendrons[ 根据林奈的分类法，Azaleas和Rhododendrons是杜鹃的两个属，前者植株较小，有5个雄蕊，多为落叶杜鹃；后者植株较大，有10个雄蕊，多为常绿杜鹃。——译者注(后面如无标明，皆为译者注)])，并证明其中相当一部分具有防止或减少自花授粉的构造。 然而，直到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达尔文才把全部注意力转向植物。他早期主要是一个观察者和收集者，而现在，实验成了他获取新知识的首要方式。 他观察到，正如前人发现的那样，欧报春有两种表型：拥有长柱头(即花的雌蕊)的“针形”和拥有短柱头的“丝形”。人们之前认为这些差异不具有特殊意义。然而，达尔文疑心事实正好相反。他检查了孩子们带回来的欧报春枝条，发现针形对丝形的比例恰好是一比一。 达尔文的想象力瞬间起飞：一比一的比例会让人想到那些性别二态的物种——会不会长花柱花尽管雌雄同体，但其实正在向雌性转化，短花柱花则正在向雄性转化？他实际看到的会不会是一些中间态，是正在进行的演化？这是个诱人的想法，但是站不住脚，因为短花柱花(也就是推定的雄性)所生成的种子，和代表“雌性”的长花柱花一样多。在此，[他的朋友T. H. 赫胥黎 (T. H. Huxley)很可能会这样说]“丑陋的事实抹杀了美好的假说”。 那么，不同的柱头长度及其一比一的比例究竟有何意义？达尔文放弃理论化，转向了实验。他不辞辛劳，尝试亲自充当授粉者，趴在草坪上，让花粉在花朵间传播：长花柱传给长花柱，短花柱传给短花柱，长花柱传给短花柱，短花柱传给长花柱。等长出种子以后，他把它们收集起来，并称了重，然后发现，种子的大丰收得益于杂交。他由此得出结论，异型花柱(即同种植物拥有不同长度的花柱)是植物为了促进远缘杂交而演化出来的特殊构造，这种生殖方式增加了种子的数量，也提升了种子的活力(达尔文称之为“杂种活力”)。他后来写道：“在我的科学生涯里，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比弄清楚这些植物的构造更令我快乐。” 尽管达尔文始终对这一主题抱有特殊的兴趣[他在1877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同种植物的不同花型》(The Different Forms of Flowers on Plants of the Same Species)]，他重点关注的是开花植物如何通过适应生境来利用昆虫作为授粉媒介。众所周知，昆虫很容易被某些花吸引上门，然后全身沾满花粉，从花肚里钻出来。但是没人在意这个，因为当时普遍认为花是自花授粉的。 早在19世纪40年代，达尔文就对此抱有怀疑，50年代，他安排自己的5个孩子测绘雄性熊蜂的飞行路线。他尤其欣赏生长在塘屋周围草地上的本地兰花，所以拿它们打头炮。随后，在提供兰花的朋友和通信者(尤其是胡克，彼时他已经是邱园的负责人)的协助下，达尔文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所有的热带兰花品种。 兰花研究推进得很快，也很顺利。1862年，达尔文已经可以把手稿寄给出版商。书名冗长直白，带着典型的维多利亚风格：《不列颠与外国兰花经由昆虫授粉的各种手段》(On the Various Contrivances by Which British and Foreign Orchids are Fertilised by Insects)。他开门见山地点出自己的意图，又或者说期许： 在《物种起源》中，对于我所深信的堪称普遍真理的自然法则，我仅仅从一般层面上予以论证：越是高等的有机体，越应该偶尔与另一个体杂交……我希望在此向你们证明，我不是罔顾细节妄下结论……这本专著也让我有机会表明，相比于认为每一个琐碎的构造细节都是造物主直接干预后的结果，研究活生生的有机体更能启发那些全心相信每一个生命体的构造皆可归因于第二法则的观察者。 在此，达尔文毫不含糊地发起挑战：“更好地解释它——尽己所能。” 当现象被描述得越来越细致，待解答的问题却没有随着日进的详尽而减少。研究世界的手段越来越丰富，探到问题内部的通道也增加了许多，对问题的解释力度和逼近真相的程度却好像又不完全由入口的不同而决定。奥利弗？萨克斯一生在多个范畴中累进智育，单从他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直观地看到“科学尚博”；他既关心“物的科学”，也尤在意“心的科学”，“知道自己生物学意义上的独一无二，知道自己的远古传承，知道我和其他所有生命形式的亲缘关系，这令我满怀欣喜。这种体认让我扎根，让我感觉自然世界是我的家园，让我怀有一份生物学上的意义感，无关我在文化世界、人类世界里扮演何种角色”。 对自然好奇了一辈子的萨克斯并没有成为零售散货的知识杂货铺，观察和推论最终将他引向创造的源头。那些令个体摆脱僵滞再度成长的时时刻刻，使萨克斯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一如其他每一个个体成为自己。人之为人的共通性质再融入彼此，个体方与群体相连。 本书的书名取自收录其中的同名随笔，启发自博尔赫斯，“时间是构成我的实体。时间是带我涌涌向前的河流，但我就是河流”。另经奥利弗？萨克斯基金会准许，出版方选用了以萨克斯名字命名的蕨类手绘图，制作了两款书签，随机插放。书的开本和装帧适合大家带去户外阅读，愿读者朋友们能从这本书中收获如夏日绿意般盎然的生命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