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育青春期女孩

作者简介

【美】玛丽·皮弗（Mary Pipher） 美国知名临床心理学家、家庭治疗师、作家，多年来专注于研究女性、内在创伤和文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赢得了“文化治疗师”的称号。其经典著作《养育青春期女孩》作为《纽约时报》畅销书，影响了数百万女性和家庭。 【美】萨拉·吉列姆（Sara Gilliam） 玛丽·皮弗的女儿，美国作家、编辑和难民家庭的全球倡导者，也是前富布赖特学者和中学英语教师。此外，她还是《交换》杂志的主编——这是一本面向幼儿专业人士和教育工作者的国际杂志。

内容简介

前言1 为大家敲响警钟 （玛丽·皮弗，母亲） 写《养育青春期女孩》这本书，是为了理解我同时作为一个少女的母亲和一名主治青春期女孩心理疾病的治疗师的经历而做出的一次尝试。我在1994年写完此书，希望为大家敲响警钟，让大家认识到青春期女孩正身处有害的文化氛围之中。那时，我的目标是宏大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心理治疗师、老师和父母，帮助女孩痊愈，并且改变这种文化。在某些方面，我觉得此书似乎完成了它的使命—许多青少年和广大家长读了这本书，也很喜欢这本书。母亲们告诉我，它帮助她们理解了自己的女儿。心理学家也逐渐放弃将青少年的问题归因于其不正常的家庭，转而帮助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去应对艰难的文化环境。教育工作者开发了许多方法来鼓励和保持女孩对数学和科学的兴趣。全美各地的组织，如奥菲莉娅计划（Ophelia Project）、女童子军（Girl Scouts）和基督教女青年会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即YWCA）等，都致力于为年轻女性赋权。 我非常感谢我的读者，感谢那些邀请我去演讲的社区，感谢那些和我交流并分享他们对此书的看法的人。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所有在《养育青春期女孩》这本书的启发和鼓舞下产生的积极改变。 25年后，我很荣幸和女儿萨拉一起对初版进行更新。在这本书的新版中，我们将探索对于女孩来说，哪些因素改变了，哪些因素没有改变，并研究美国文化给现在的女孩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我们希望这个新版本能帮助女孩，以及那些想要帮助她们成长为勇敢、善良、能干和自信的女性的成年人。 20世纪90年代，我在办公室里接待过有各种严重（甚至威胁生命的）问题的女孩，比如厌食症、有自残或自杀倾向。还有一些来访的女孩面临的问题包括：拒绝上学，故意不好好学习，经常与父母争吵等。这类问题虽然不像自杀倾向那么危险，但更加令人费解。很多来访者是性暴力的受害者。和这些女孩交流时，我才认识到，自己对20世纪90年代青春期女孩的世界缺乏真正的理解，而我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青春期经历对此基本没有任何帮助。20世纪90年代的女孩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斥着越来越暴力和色情化的电视节目、MTV（全球音乐电视台）视频，以及赤裸裸的色情广告。 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经常感到困惑和沮丧。这些感觉让我当时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女孩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唇环、鼻环和眉环（在当时算新生事物）对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怎么才能帮助13岁的女孩应对疱疹或生殖器疣等性传染疾病？为什么吸毒和饮酒在七年级学生中很常见？为什么这么多女孩说她们恨自己的父母？ 与此同时，萨拉和她的朋友正在经历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情绪，像坐过山车一样。有时她们很快乐，对自己的世界很感兴趣；其他时候，她们仿佛搁浅了。她们对家人和彼此都很苛刻。初中阶段似乎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自信、适应性强的女孩有可能变成悲伤和愤怒的失败者。 我和朋友谈起处于青春期的女儿时，都很烦恼，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们中的许多家长长期受到女儿们的“折磨”，她们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对我们这些母亲感到烦躁。我们想把女儿培养成独立而自信的个体，但她们似乎缺乏安全感，而且过于关心自己的外表和女性气质。一些难题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如何才能鼓励我们的女儿独立自主，同时又能保证她们的安全？怎样才能说服她们接受一个存在绑匪并且有可能在约会中被强奸的世界？我们如何在不惹恼她们的前提下为她们提供指导和支持？即使在我所在的这个中产阶级人口占多数的小城市里，女孩也经常经历创伤。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女孩从中恢复呢？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预防创伤呢？ 作为一位母亲和一名心理治疗师，我努力去理解我所观察到的事情。我和朋友曾经也有过青春期焦虑，但我们那时基本上没有出现进食障碍、自杀倾向、割伤自己或离家出走的情况。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的女孩有更多的问题？ 乍看之下，1994年青春期女孩的生活似乎应该更好。毕竟，我们一直在支持女性运动。这些运动有没有起到作用？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我的许多朋友—像我这样步入中年的中产阶级女性—很幸运，这种幸运是有史以来很少有女性拥有过的。我们拥有我们的母亲们从未想象过的机会。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女孩感到更加压抑。她们成长在一个更加危险、更加性化和媒体无孔不入的文化中。她们面临着一定要变得美丽和成熟的莫大压力，在初中阶段，这往往意味着吸毒、酗酒和开始性行为。女孩在一个更危险的世界中航行，她们受到的保护却更少。 我越是环顾四周，听越多的音乐，看越多的电视节目和电影，越仔细地审视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广告，我就越能肯定，我们教育女儿的方式是错误的，美国文化对青春期女孩是有害的。女孩接收到的关于性、美丽和她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信息阻碍了她们的发展，并且她们中的许多人因此受到创伤。随着青春期的开始，女孩开始坠入一种有害的文化之中，这种文化对她们来说太难理解和掌握了。许多女孩变得不知所措，并为此而感到沮丧和愤怒。 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其著作《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中写到了“无法名状的问题”。她指出，很多女性很痛苦，但她们无法说出痛苦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的少女也面临着类似的无法名状的问题。她们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对的，但她们只能在自己或家人身上寻找问题的根源。我想帮助她们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审视自己的生活。在《养育青春期女孩》这本书中，我对我所观察到的问题进行了定义和阐述。 25年过去了，如今的青春期女孩比20世纪90年代的女孩情况又好了一些，但她们也是在一个新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那就是数字世界。当我回顾这50年来女孩的生活时，我意识到，文化环境不仅改变了女孩，也改变了我们所有人。1959年，我13岁，伴随着羞怯、青春痘、激素，以及那个年龄段带来的自我意识。在20世纪90年代，我是一个青春期少女的母亲，也是一名主要接治青春期女孩的心理治疗师。现在，我有两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孙女—凯特和克莱尔，我又一次沉浸在了女孩文化里。 凯特、萨拉和我都属于“边缘世代”。我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出生，生活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乡村，是最后一代没有电视陪伴而长大的美国人。我的女儿萨拉出生在越南战争正式结束后不久，她是在没有手机、电脑或其他电子设备的环境中长大的最后一代人。我的孙女凯特出生于2001年7月，比“9·11事件”早两个月，是第一代“数字原住民”中的一员。 我生长在生活节奏缓慢的年代和地方，我儿时的全部世界就由家人和内布拉斯加州比弗市的小镇组成。我接触到的大多数新闻是本地的，我的玩具大多是本地制造的，娱乐方式也大多数是面对面的。孩子们除了一起玩耍、阅读和与人交谈，几乎无事可做。 萨拉这一代人经历了从本土文化到全球文化的转变。曾经庇护过我们这一代女孩的社群意识正在迅速消失。尽管女孩仍然保持着面对面的关系，但她们共享的文化是在遥远的地方由公司制造出来的，而这些公司对她们的健康和幸福毫不在意。在1994年，我的女儿和我的青少年来访者都属于一头扎进有害文化的一代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来自成年人的帮助是缺位的。这一代青少年叛逆，时常感到不安，并对父母不理解他们的经历、不去保护他们而感到愤怒。 今天，尽管成年人和青少年已经熟悉了资本主导下的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但我们正面临着新的技术浪潮，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应对。电子设备已经取代了面对面的交流，只有极少数女孩偶尔会主动选择或者被迫脱离互联网。青少年更喜欢待在家里或与父母一起外出，而不是独自外出或与朋友相约去探险。现在，他们周末会看网飞的电视剧，通过短信、Snapchat（色拉布）或Instagram（照片墙）等即时通信工具与朋友交流。 今天的女孩不太可能因为酗酒、吸毒、性行为或参加聚会而惹上麻烦，但她们更有可能抑郁、焦虑甚至自杀。许多女孩觉察到，在她们所处的由数字驱动的文化中，有些事情是不对的。她们睡觉时也开着手机，保持随时在线让她们感到压力很大。然而，她们也感受到深深的孤独，与家庭、社区和自然世界缺乏联结。她们也对昔日的男女生约会、独自阅读和与朋友通电话有着怀旧之情，但她们似乎很脆弱，也害怕独自外出。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我生活的小镇上，我感到很安全。我们现在知道，那时候的性侵犯和家庭暴力不会被广泛报道，也有许多有色人种是暴力的受害者，但我当时认识的孩子们可以到处自由地活动，危险似乎离我们很远。我女儿那一代人对美国各地发生的性侵犯、乱伦和暴力犯罪事件更加了解—电视上会对这些事件不断进行报道，犯罪率更高了，牛奶盒上印有失踪儿童的模糊照片。但1994年，科伦拜高中枪击惨案和其他校园枪击事件、海湾战争、 “9·11事件”、“基地”组织、“伊斯兰国”（ISIS）、阿片类药物泛滥、气候危机、全球难民危机、美国的政治和社会两极化，以及白人至上主义的兴起尚未发生。 很大程度上，由于媒体对犯罪事件和危险的不间断报道，今天的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比起前几代人更加害怕和厌恶风险。尽管根据皮尤研究委员会的数据暴力犯罪率在1993年到2016年间下降了50%；但相比1994年，今天的青少年独自外出的频率更低了。 从1960年到今天，两种巨大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一方面，美国人对环境变化更加恐惧；另一方面，我们已经从个人对个人、基于社区的生活方式转变为主要依赖网络联系的生活方式。一位教授朋友告诉我，以前大学生在课间的声音很大，他们吵得他几乎什么都听不见；而现在课间休息时，走廊里非常安静，学生不再调情或聊天，他们都在看手机。 尽管如此，自1994年以来，我们的生活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好了—离婚率下降了，意外怀孕的青少年更少了。这一代人对性少数群体更包容，种族主义者也更少了。女孩很少因为她们的行为而惹上麻烦，她们更倾向于成为积极活动分子和女性主义者。 女孩，尤其是刚上高中的女孩，还表现出对父母强烈的爱和尊重。在我们最近进行的个人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中，很少能观察到20世纪90年代的女孩普遍存在的那种粗暴和愤怒的态度。父母们还表示，他们感觉自己和女儿们很亲近，几乎没有教养问题。 我猜想有很多原因使得父母和青少年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这些原因包括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以及人们开始认为世界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当情况变得糟糕时，家人往往倾向于团结在一起。同时，随着真正的社区逐渐消失，剩下的就只是家庭单位。由于现在的青少年不会惹那么多的麻烦，父母往往更热情，也更能接受他们的孩子。此外，与25年前相比，现在的父亲对女儿生活投入的精力要多得多。女孩需要感激她们拥有一个可以保护她们免受外在“风暴”的家庭。 在为新版的《养育青春期女孩》做调查研究时，我了解到的关于社交媒体的信息大多是负面的。自2007年iPhone手机问世以来，女孩作为一个群体变得更加孤立，她们关键的成长发育过程正在被打乱。我承认，数字技术有它的好处，但是，对社交媒体的正面评价也经常会被夸大。例如，我经常听到：“一个女孩可以通过发短信与祖母保持联系。”我的回答是：“嗯，当然，但如果是打电话或当面拜访，她和她的祖母可能会更亲近。” 另一方面，我们见证了社交媒体和网络在由年轻人发起的新兴活动中所具有的力量，比如Metoo运动和“永不再来”（NeverAgain），后者起源于2018年2月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校园枪击案。全美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在推特和Instagram上能够“找到”彼此，并利用这些平台为“是的，我们可以”（Sí, se puede）和Black Lives Matter（意为“黑人的命也是命”）等进行积极的活动。 当然，我自己也使用社交媒体。我在Facebook（脸书）上有一个专业网站和一个作者页面。萨拉每天都要多次查看她的推特和Instagram账号。我知道很多人依赖社交媒体来进行娱乐，毕竟我们都需要从当今严酷的全球政治现实中解脱出来。我不会评判任何人对社交媒体的使用，相反，我想提出一些建议，让广大父母和他们的女儿更加有意识地去使用网络平台。我想，大多数人不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写着“她有2000个关注者”。 我和萨拉很幸运地在心理学家琼·特文格的书《i世代》 （iGen）中找到了我们需要的研究资料。特文格收集对比了从1974年到2016年的各项研究，包括自杀率、犯罪率、每年看电视的频率、上网时间和读书量。通过在数百个维度上对不同代际的人进行比较，她得以对时代和青少年的变化得出极具洞察力的见解。 在这次的新版中，我们对一些女孩进行了访谈，她们和我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来访者属于相同的人口群体，我们为这些女孩和她们的母亲组织了焦点小组。此外，我还对其他的心理治疗师进行了访谈，而曾担任中学教师的萨拉则对老师和学校辅导员进行了采访。 在这本书的初版中，我写到了多年来我一直在见证其变化的来访者。而在这次新版中所讨论的大多数女孩，我和她们只见过一次面。这些访谈和焦点小组中的女孩并不能像之前的治疗故事那样展现出成长过程，但她们确实凸显了今天的女孩所面临的独特挑战，并为我们提供了她们生活的剪影。我们的访谈和研究揭示了那些已经发生改变的挑战，以及依然存在的危险和欢乐。 我们还邀请了来自全美各地不同社群的女孩阅读初版的《养育青春期女孩》，并分享她们的反馈。我们会询问她们觉得什么过时了，什么仍然与她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鼓励她们用说明文字、边注和斜线对书中的原文进行标记，并坦率地向我们报告她们认为需要在新版本中增加的内容。毫不意外，我们发现女孩仍然在与厌女症、饮食失调、性别歧视和身份认同问题做斗争。她们一致认为，社交媒体改变了青少年的生活。每个女孩几乎在每一章都写上了“加上对社交媒体的讨论”。 在新版本中，我们保留了初版中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并添加了现代女孩的新故事。我们反思了发生在女孩生活中的变化，囊括了最新的研究和为当下定制的建议。我们保留了早期版本中的一些语言，尽管它们现在读起来已经过时了。例如，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的女孩上“初中”（junior highs），而现在她们上“中学”（middle schools）。 我新增了“从过去到现在”和“倾听她们，理解她们”这两章，几乎所有的访谈都是由萨拉主持和记录的。我们为讨论焦虑增加了一个新的章节。在第16章“在太阳和星星下茁壮成长”中，我们为父母、青少年和所有与青少年打交道的人提供了具体的建议。我们的后记则为女孩在混乱时代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希望和指导。 重读《养育青春期女孩》时，我被它仍然具备的现实观照性所震撼。女孩继续与同龄人的烦恼、家庭的不和以及对外表的焦虑战斗。虽然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女孩的发展需求没有改变。女孩仍然需要她们长期以来需要的东西—慈爱的父母、正确的价值观、朋友、人身安全、独立行动的自由、对她们自身独特性的尊重、对她们成长为终有所成的成年人的鼓励。她们需要避免受到我们文化中最有害部分的伤害，并与我们文化中最健康、最美丽的方面建立联系。 1994年，我建议大家应共同努力来增强女孩的力量，使她们为自己实际所处的文化环境做好准备。今天，我和萨拉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可以培养女孩的情绪弹性和自我保护能力，我们可以支持和引导女孩度过骚动的青春期，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建立一种不那么复杂、更有益于培育女孩、更少暴力和性化、更能促进女孩成长的文化。我们的女儿们理应得到一个所有天赋都可以得到开发和欣赏的世界。我们希望这本书能促进一场关于“我们如何为青春期女孩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对话。 前言2 经受青春期的考验 （萨拉·吉列姆，女儿） 如果叛逆和冒险定义了我这一代的青春期女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从高中毕业的女孩，那么我几乎可以成为同龄人的典型代表。我是内布拉斯加州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孩中最尖刻、最叛逆的一个。在冒险的同时，我也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还会记得给祖母手写感谢信，谢谢她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物。我常去的地方是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大学城，位于美国中部。我的几个好朋友出现在初版的《养育青春期女孩》中，我的母亲还要求我对文中的对话进行编辑，以达到“对青少年语言记录的准确性”。 我青春期的亮点包括参加素食主义和动物权利运动、17岁时打了一个眉环、染非常不自然的发色、穿邋遢的衣服，以及偷偷溜到离家几个小时路程的城市参加狂欢节和音乐会。我会嘲笑主流文化，叫我的那些成为大学预科生和啦啦队长的同伴“马菲”。我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女孩和她们常犯的小过失的“典型代表”。我还记得大学一年级的一个滑稽而黑暗的时刻，那是在一家杂货店里，我听到一个刻薄的邻居对我嘟囔：“奥菲莉娅的复活？我看更像是奥菲莉娅的溺亡！” 这很有趣，但事实上，那个爱管闲事的邻居没有抓住重点。我们这些少女并没有溺水，我们只是从高高的跳水板上像炮弹一样俯冲了下来。20世纪90年代的奥菲莉娅们（至少在我的社交圈里的那些人）是打破限制的人、叛逆的人、崭露头角的女性主义者，以及讨厌循规蹈矩的人。我们听着纯女性的朋克摇滚，在去往莉莉丝女性音乐节的路上颠簸，并以我们的风格追求双性化。我们最不想要的就是得到那些穿着羊毛开衫、烤着小饼干、开着书友会的女性的认可。 令人毫不惊讶的是，我们也过着不被母亲完全理解的生活。青春期的女孩总是会有秘密，这是合理的，也符合发育和成长的需要。对暗恋、对毒品和酒精的尝试、对违规行为，我们都会严格保密。我们像水手一样骂脏话，中气十足地说出“没种”和“蠢货”这样的字眼。尽管我深爱我的母亲，但每次她和我的朋友闲聊时，我都感到很尴尬。我们急于远离自己的原生家庭，拥抱我们作为独立年轻女性的新身份。 借助白人中产阶级的特权、家庭关系以及自己的小聪明，我和我的朋友侥幸逃脱了很多惩罚。我会因为在宵禁时间之后才回家而被禁足，也会在青年交响乐音乐会上独奏，还在一家收容所做了志愿者。高中三年级，我和朋友有一个月没有参加管弦乐队的排练，我们逃课去市区打台球，在咖啡店里喝意大利苏打水……我很确定那个学期我还是得了A。我和同学都很关心学校的功课，认为我们一定会去上大学。我们家关于大学的谈话不是“上不上大学”，而是“上哪个大学”。 在1994年，我的一些朋友有了性行为，一些朋友还没有。性不是一种定义“酷”的标准，在我的同龄人中，它往往发生在长期的关系中。我嫉妒那些有性行为的朋友，主要是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同时也有了一个有保证的毕业舞会舞伴和一个可以在餐厅里牵手的人。我毫不怀疑性侵犯的存在，但我没怎么听说过。我们都有点儿敬畏第一个有性行为的朋友，但也意识到了“荡妇”和“种马”这种对女生和男生的评价的双重标准，所以相应地，我们女生之间也会相互支持。 晚上，我们在音乐课和家庭作业之间抽时间去看电视剧《飞跃比弗利》（Beverly Hills, 90210）。我们是MTV时代的人，会根据新视频的首播、《互动全方位》（Total Request Live）和《金属迷聚会》（Headbanger’s Ball）等电视节目来安排我们的时间表。我们想要朱莉娅·罗伯茨的腿、薇诺娜·赖德的格调，以及多莉·艾莫丝那样唱歌像悲泣一样的能力。我们渴望有一个由帕特里克·斯威兹、艾迪·维达、卢克·佩里和我们梦幻般的哲学老师容特先生组合而成的完美的、充满爱意的男朋友。 黑暗偶尔也会掠过我们在内布拉斯加州的舒适生活的边缘。在我上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名叫坎迪斯·哈姆斯的当地大学生被绑架、折磨和杀害。在她失踪之后，到嫌疑人被捕之前的那段可怕的日子里，老师叮嘱我们绝对不要独自取车，在晚上开车去任何地方之前，都要先用手电筒照一照后座。这是第一次在离我家很近的地方发生这样的暴力犯罪，我和同学都吓坏了。大约在同一时期，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萨拉发现了一个功能简陋的本地拨号聊天室，我们醒着的每一小时（费用是每分钟5美分）都用来在上面认识新朋友，和他们打字聊天，而他们大多也是镇上的高中生。几个月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和杀害坎迪斯的凶手共享了虚拟空间，还有可能偶尔给他发过信息。这是一个警示网络“关系”极具危险性的意外的早期教训。 抑郁，常常是难以名状的，却触及了我们中的许多人。尽管总的来说，我们对成绩和考试分数的焦虑没有现在的青少年那么严重，但我们和她们一样，也存在对不那么光鲜的自我形象的过分关注以及社交焦虑。我们大多数人想变瘦，而瘦女孩则想要更多的曲线。没有被首选大学录取时，崩溃的我们用大麻或布恩农场果酒来抚慰受伤的心灵。回首过去，我们面临的挑战似乎比今天女孩经历的要简单得多。我们这代人生活在科伦拜高中枪击惨案、“9·11事件”、“伊斯兰国”（ISIS）和Snapchat出现之前，我们的问题往往是区域性的，发生在家庭、学校或自身内部。 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代人都被开山辟路的前人认为是冷漠的，我们这一代当然也不例外。我们是第三代女性主义者，正享受着前辈努力的成果，但我和我的同龄人在流行文化和政治形势飞速发展的时期并不只是满足于吃马卡龙的小公主，我们想要在自己的生活和社区中创造改变。我想强调的是，这种情感在历史上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青春期女孩中得到传承和延续。 20世纪90年代的女孩是文化批评家，引领了一个开放包容、倡导行动的新时代。我和朋友在高中成立了一个同性恋组织GLOBE，它也是同性恋/异性恋联盟的早期产物；我们推动学校管理人员创建了一个回收利用项目；在1991年罗德尼·金被洛杉矶警察殴打之后，我们戴着黑色的臂章去学校表达抗议。我们关心事情的起因，但也陷入了一种不自觉的肤浅之中。我们在这些过程中收获的感受和友谊才是最重要的，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对我们来说只是课外活动的一部分。 如果说我们在对某个问题的认知上挣扎、迷惘了很久，那大概就是种族问题。当时，林肯高中是全州最大、最多元化的学校，但我大多数朋友是白人。我们的餐厅座位实际上是种族隔离的，而且我们学校的彩虹俱乐部—一个颂扬多元化和全体学生丰富文化背景的组织，通常由有色人种的学生领导，很少有白人孩子参加。我记得我注意到了这些分歧，也不喜欢它们，但我不知道该如何改变现状。 从我目前所处的有利地位—一个有两个孩子的41岁的母亲—回顾我的青春期，有许多方面值得我感激。我很庆幸，在我因外表感到最尴尬的时候，超大号的法兰绒衬衫正流行，要知道紧身牛仔裤和露脐上衣会让我脆弱的自信心荡然无存。我感到庆幸，因为我只需要在学校里忍受被霸凌，他们的嘲笑并没有在社交媒体上跟随我回到家里。我对一群女音乐家心存感激，她们通过咆哮表达自己的愤怒，这让我感到被理解。我很感激深爱我的父母，他们带着既恼怒又慈爱的心情，帮助我度过了那段喜怒无常、沉迷于穿孔和戴首饰的时期。 为本书访谈的女孩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和鼓舞，在这个新世纪里，她们正在做许多正确的事情。面对和自己不同的人，她们不再仅仅是容忍这些人，而是秉持了去接受甚至颂扬的态度。她们对自己的心理状态非常了解，能够用同理心和智慧来描述她们的同龄人。她们是自己信仰的事业的积极行动分子。她们以幽默和真诚的态度经受住了青春期的考验。今天的女孩需要爱、指导、深厚的友谊、被尊重的空间和时间，这样她们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解生活。 当年，我也是这样。 理解并倾听你的女儿，欣赏并接纳你的女儿 关注和陪伴，是给青春期女孩一生的礼物 《养育青春期女孩》自1994年出版以来，在长达27年的漫长岁月里，它陪伴并帮助无数父母，让他们的女儿顺利走过了人生艰难又宝贵的青春期。 青春期教育在现代社会任何时期都是令人棘手的难题，无论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父母，还是今天的父母，他们遇到的问题虽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是相同的——生理发育引起孩子剧烈的心理变化，在这个阶段，家长、老师和整个社会如何帮助他们应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如何帮助他们由而外地健康成长，这是每个家庭的刚需，也是广大女孩急需得到解决的问题。 作为美国资深心理治疗师、家庭治疗领域的专家，作者玛丽·皮弗基于其多年的成功治疗经验，将所有青春期女孩有可能遇到的问题都集中在书里，细细表述，并提出了深具可行性的应对方案，帮助孩子和家长了解这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一起将所有问题一一解决。 这是一本送给天下父母和他们的女儿的好书，它能够让每一个女孩和每一位家长正确认识青春期之痛，拥抱成长之美，让我们的女儿成为一个健康勇敢、坚定自信、乐观积极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