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衰败之路(经济学如何掌控我们的生活)

作者简介

乔纳森·奥尔德雷德，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研究员、经济系主任，同时担任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讲师。他长期致力于经济学心理基础的相关研究，尤其是这些理论怎样塑造了现代生活。他在这一领域中授课和写作长达二十余年，对社会与环境正义、经济学思想与政治变迁的关系等问题有系统深入的研究。;.;苏京春，经济学博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译有《经济奇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等。

内容简介

序一 我们的经济与人类社会，我们的反思与洞见 綦晓光 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终身成员 英国国家学术院杰出学者 从几年前在上海会议上认识苏京春博士，到2019年邀请京春博士来剑桥参加学术研讨会，我们有机会一起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学院咖啡厅交流，聊到对宏微观经济学的反思，我真切地观察和感受到了青年学者学术反思之觉醒与发展。更为高兴的是，获知京春博士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介绍一部反思宏微观经济学的相关学术成果给祖国的读者，为祖国的宝贵知识库做出了贡献。因此，非常荣幸可以为这部新译著作序一篇。 在经济人类学之实在主义视角中，经典西方经济学理论更多是基于“等价互惠”展开的。这可能与其一直秉承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之学术和理论根基相关。在实在主义经济学者的眼中，“经济人”是不会在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人类多元的经济行为实际上远非“等价互惠”可以涵盖和归纳，还有更为有趣的、高尚的，最重要的是真实的人类经济或交换行为，包括“慷慨互惠”和“消极互惠”。同样是理解人类行为，经典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在其抽象的过程中，实际上丢失或者说无视了最重要、最实在的部分。然而，我们更期待看到的，是以形式和实在的全貌来理解经济学及制定相应政策，从而贡献于人类社会发展。 该书作者——剑桥大学奥尔德雷德博士，通过自己的研究和积累，为以上提及的经典西方经济学理论“困境”提出了有趣、有益的反思和方法。他认为经济学唤起的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由貌似真实的人类代表组成的，而是由自私地、无休止地计算决策的机器人组成的，并把这些机器人称为“经济人”。然而，经济学的意义和初衷，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最重要的是回到社会生活当中，贡献或指导实践。而如果金融机构及其政府监管机构所广泛信奉的现有经济理论本身就存在某种根本性缺陷，那么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或恶化也就不足为奇，并且其他相关危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也有可能近在眼前。 对此观点，我深表赞同：与经济人类学之实在主义反思，殊途同归！ 所有的经济生活都嵌合于社会生活中，而单独去看待经济的时候，往往就需要抽象，并在抽象的基础上再去做计算（微观经济学在此方面更为典型），在计算的基础上得出政策。最终，政策反馈却不是回到被抽象出的经济理论层面，而是回到了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当中。如此，发生了诸多扭曲与悖论。最重要的是，这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灾难。 该书作者将书名定为“LICENCE TO BE BAD”（中文译名“通往衰败之路”亦十分生动），显然是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通过洞察社会生活中实在的人类行为来反思经典西方经济学理论。这是一缕清风！而这本书之趣味性也在于，作者巧妙地将观察及批判之载体，定位为我们已熟知的卓越代表——经济学家，并娓娓道来那些通常给人正襟危坐之印象的熟悉名字背后许多不常为人提起的真实故事。这也帮助到广大读者：无论对经典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掌握程度如何，阅读或理解起来，都津津有味。 当下人类社会面对的共同挑战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突然暴发，而这也在另一面向人类世界阐述：不确定性与风险共存，深度反思已刻不容缓。经济学也不会例外。尽管作者的反思只是沿着颠覆“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的认知，仍立足于经济学的基点，试图推动经济学进入自省之轨道，但不得不说，还是在推动经济学突破形式主义层面这一方向上做出了贡献。 我推荐这本著作，它贡献并推动了形式主义经济学之有益反思，让其向实在主义更进了一步。 序二 放任经济学，会有多少恶假汝之名 吴晨 《经济学人·商论》总编辑 经济学是当下的显学，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用经济学的思维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拥趸们认为，经济学正在变成一门逻辑严密的科学，能影响社会科学，影响人的行为和市场的运作，并指导政府制定政策。批评者则指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过度强调市场，过度强调金钱激励的价值，可能把复杂现象简化，当经济学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变得日益流行的时候，它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和社会中主体的行为，而这种影响本身就挑战了其客观性。 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研究员奥尔德雷德的《通往衰败之路》一书是对过去40年，尤其是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盛行之后，经济学对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渗透”的反思，是对经济学思维渗透到解读人类社会复杂行为时可能带来的扭曲的警示，也是对经济学试图打造成为和物理学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方法的一种告诫。相对于人类复杂而又不确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只是探寻了冰山的一角，但因为经济学叙事的流行，对复杂现象过度简化的解读和标榜抽离了伦理与道德判断的客观视角，反过来却可能深刻影响人类的行为，甚至让挑战伦理、无视道德、崇拜金钱、寻租自肥等诸多“恶行”打着“市场经济”的大旗畅通无阻，这是经济学“渗透”的危险所在。 重新审视理性人假设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倾向于用市场的逻辑统率一切，其背后的支撑是“理性人”（经济人）的假设。但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假设无法涵盖人类行为的多样性，更无法适应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团队努力的要求。 奥尔德雷德清晰地指出，对“自私”的解读在亚当·斯密时代和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斯密的语境中，个人的自私是一种开明的自私，代表了启蒙时代对人的期许，许多道德因素已经预设其中。当这种自私被等同于无时无刻不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并为此可以进行无穷算计的时候，抽离了道德判断的它对人性与人的复杂行为的简化是骇人的。 理性人的算计，就好像假设每个人都是国际象棋大师，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清晰地预判到每一步棋之后的第四步甚至第五步。依赖这种假设推导出来的博弈论很精美，但却可能与现实产生巨大差别。在检验博弈论的不少实验中，只有极少数人表现出国际象棋大师的思维模式，而且每个国际象棋大师的思维不一定都类似。 更重要的是，这种理性人的假设忽略了人性其他同样重要的方面。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而互信奠定了人类凝聚为团体的基础。许多人也拥有利他主义和牺牲精神。如果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这种不利己的行为其实是学会了“推迟享乐”的进步。利他是一种分享，而分享则是长期交易的开始，而长期交易又能激励人际合作。理性人的假设，恰恰因为忽略了人在人群中互动的各种可能性和短期与长期不同的利益考虑，所以在现实面前才常常 碰壁。 站在人性和成功学叙事的视角，理性人的假设也夸大了“个人英雄主义”。各种成功学的叙事和名人传记都愿意挖掘成功中个人努力的一面，有些甚至成为传奇，却往往忽略了运气的一面和团队的贡献。成功时颂扬个人英雄主义，失败了却要找政府纾困，这并不是诚实的态度。知识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前人的积累之上，未来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成功更多源自团队的努力，这都需要跳出英雄主义的叙事。 推而广之，则是对人与社会及政府，或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在颂扬小政府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忽略了在日益复杂和全球化的经济社会中，经济活动一定会受到政府的政策和监管的影响，而政府对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结果则可能加剧贫富差距和不平等，而1980年之后的现实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过去几十年，资本的收益高于劳动的收益，美国经济和金融的不平等体现在太多财富积于股市之中，而普通人的收入却常年不涨，股市的繁荣依赖全球化和量化宽松，企业盈利大多数用于股票回购，推高股价，让管理层受益。 美国财富阶梯顶尖1%的富人正在成为阶层固化且积极寻租的人群，而自由化的市场理论恰恰给了他们这一行为最好的背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财富500强企业CEO（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员工的20倍。20年之后，他们的薪酬已经上涨到普通员工的278倍了。 或许，理性人的算计在自肥的财富尖塔人群身上最为适用，遵循市场逻辑的政商“旋转门”能确保富者恒富，政治献金赞助属意的候选人能推动富人的政策，而花钱游说影响特定的法律法规更是司空见惯的。 市场逻辑的盲点 对晚近资本主义过度强调市场还有另一种批评的视角——新技术的应用与快速迭代加剧了人的两种异化，即原子化和大宗商品化。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平台快速壮大，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所匹配的零工经济/共享经济如火如荼，增加了市场交易的机会，也盘活了原本的沉没资产——无论是没有充分利用的空房间（爱彼迎），还是一个人的闲暇时间（优步或滴滴）。但在赞美互联网平台创造出全新市场的同时，不能不担心，这样的市场也把很多人类固有的关系简化为交易行为。问题是， 并非人类的一切关系都是交易，我们除了是消费者之外，还是家人、朋友、社区的活跃分子、企业的员工和国家的公民。当平台市场把更多行为转变成交易的时候，当更多人用消费者的视角去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把道德丢在脑后，这是非常危 险的。 之所以担心人会变得原子化，是因为它消解了家庭作为社会核心单元的意义。如果让市场关系取代家庭和朋友的纽带关系费服务取代家庭内并不以金钱来衡量的各种服务——从做饭到洗衣服、打扫卫生，再到看孩子和照顾老人，那么家庭的纽带，家庭作为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的另一种组织形式，其影响力就会骤减。原子化让每个人都可以不再依赖家庭而生活，但原子化也让市场逻辑可以消解人类社会所有其他逻辑。 大宗商品化则是担心劳动者成为可以完全替换的经济单元。理想状态下的共享经济让每个人都可以把闲暇时间充分利用，给闲置物品贴上一个机会成本的标签。在长期雇佣关系下，每个人都要参与多次博弈；但是在零工经济所带来的实时匹配之下，很多博弈是单次的、真正“交易性”的。多次博弈的考虑和单次博弈完全不同。虽然零工经济发明了双向打分的评分机制来解决信息不对称，这种机制也有助于建立某种信任，但是这种信任是非人际关系的，而这种非人际关系的信任与人际网络中真诚的信任纽带不会成为同一件事：一种是发自内心的爱心，一种是满脸堆着笑的流程式的服务。算法和评分更像是把人变成充满算计的“理性人”。 无论是原子化还是大宗商品化，都是通过高科技的手段让市场经济的逻辑统合一切。前者侵蚀了家庭，后者危害了社区和社群，两者的底层逻辑是打击社会中人际纽带的多样性——亲情和友情，以及社区里的社会责任，这些纽带所主导的处事原则与市场交易法则是截然不同的。人们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培养亲情和友情，这种投入是基于合作和互惠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人际原则的。当金钱交易取代了合作和互惠时，人类社会将出现巨大的 问题。 行为经济学是最近兴起的经济学显学的一支，其核心观点是，我们不应去挑战人类行为表现出来的种种弱点，相反，我们应该借助它，转而推动人们去做出他们本应做出的选择。助推的假设仍然是理性人的选择是最佳选择，而很多助推的手段又都与使用金钱作为物质刺激有关。 但我们往往忽略的是，一旦一些行为被改变成金钱交易，就可能会腐蚀人类社会行为中的道德约束。如何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助推”只是研究的开始，因为我们对人性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仍然缺乏深入的了解，经济学家对激励的理解也刚刚开始。在复杂的人类社会，激励多种多样，到底人们对激励和助推会做何反应，以及驱使人们改变行为会有怎样潜在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90后”和“00后”一代接受的激励可能更加多元化，他们也可能更乐于拥抱以赛亚·柏林提出的自由——自主、自发、自律并自己负责的自由，这种自由的驱动很多时候并不是出于金钱的激励。全球年青一代拥抱极简主义，关注全球变暖，抱持素食主义，等等，都不能用简单的经济分析来解释，也不是一般的赶潮流就可以概括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可能需要意识到，人类的非理性可能并不是一项缺陷，而可能恰恰是人类不同于机器的特点，是人类升级之所在。当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可以更快、更好地去做量化分析，从对过去的数据分析中找出规律性来预测未来的时候，人类的非理性可能反而有助于我们去理解那些难以量化的因素。 全新的路径选择 如何让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首先要明确经济学的发展向度：经济学到底是要发展成类似于物理学的一门依赖数学工具的有恒定的定律支撑的科学，还是更贴近哲学的一种人类对复杂社会现象不断思考的社会学科？ 资本主义在过去两百年被诸多经济学家的思想塑造，它同时也影响了一代代经济学家的思考。观察经济学和它研究的经济系统，不能规避这种互动的关系。经济学也不是一套中立的观念和工具，可以让客观的观察者从外部审视和分析经济现象。相反，它存在于经济体之中，同时也影响着经济的 发展。 经济学入侵其他领域，凸显了将经济学发展成研究经济社会现象的理论集大成者的野心。但是，经济学的讨论永远脱离不开政治和伦理的判断与思考，数学的推理虽然给了经济学一层科学的外衣，但是更隐藏了许多经济学思考中包含的政治、道德和价值判断。 奥尔德雷德这本书振聋发聩的地方恰恰在于：如果放任自由市场行为占领原本属于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的领域，让经济学的算计替代了人类复杂而多元的思考，就可能开启“作恶”之门。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强调人与经济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站在复杂适应性系统视角去研究经济，推动学科之间的融合和共生，才是正道。 译者导读 让我们自己变好的经济学在哪里 苏京春 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金融市场动荡的时候，哀鸿遍野少不了。可当大声询问谁来为此负责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我们自己。当资本在自己手里的时候，银行家、投资家、路演专家都会围过来，这被时髦地称为金融服务；当资本消失不见的时候，我们却不能让任何为你提供服务的人来买单，而只能自己去收拾残局，或者顶多对监管机构发泄一通……有时候，我们可能无法理解监管机构竟然管不了这些事！但这种责怪本来就很奇怪。当我们的钱包被偷时，我们会去警察那里求助，但不会因为丢钱包的事情去责怪警察。本来，我们应该去责怪那些提供服务的人。但我们可能也不一定会这样做，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我们会得到一个答案：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愿赌服输。那么，被忽略的关键就出现了：这个选择究竟是不是能够算作我们自己的选择？有没有人故意诱导了我们的行为？他们有没有隐瞒已知的信息和提供虚假的信息？也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很遗憾，答案往往是肯定的。 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可能很快就会理解他们，因为即使一个人不这么做，他的同行可能也会这么做。而我们之所以可以理解，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规则。这个规则既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我们起初接受起来还有些困难，后来颇费了些功夫才完全接受它。而在这个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就像一双无形的手，始终在推着我们往前走。不同的是，我们的手中举着一张经济学苦心孤诣颁发的“作恶通行证”，以便以更加心安理得的方式，走在一条在奥尔德雷德教授看来是“通往衰败的道路”上。 这里说的“衰败”，绝不是指我们的物质生活。坦言说，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总量上表现得更加繁荣，贫困程度也降低了。这里说的“衰败”，针对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道德，我们之间的信任，我们制度的公正与公平，我们在利益之外还应当承担的某种责任……总之是指那些我们所丧失的但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的良好的东西。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水平天生就低，或者我们故意做坏的事情，而是因为经济学在不知不觉中引导着我们，让邪恶的、不道德的、不好的行为，逐渐变成一种趋势，甚至变成一种流行，最后变成一种标准，而信任、公正、公平、责任等在这个过程中则离我们越来越远。 *** 实际上，对我们所处的当下社会影响最深的经济学常识，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政府应该在经济发展中有所作为的观点，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公共支出或者减税来刺激经济复苏。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漂洋过海，成就了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又于1942年返回大不列颠，通过《贝弗里奇报告》推动英国成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而在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正式出版，哈耶克声名鹊起，认为中央计划盛行之下的英国政府必将倾向于越来越多地在经济中发挥作用，最后走上纳粹德国的集权道路。因此，哈耶克一度被摆在与凯恩斯对战的位置上。这是我们都熟知的一个故事。而在这个故事的背面，可能还有三个我们不太熟悉的相关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作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年仅32岁的哈耶克到英国求职时，遇到的人正是时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的贝弗里奇，从而得到了一个讲师的职位。贝弗里奇那时还不知道，这位讲师在16年后成了朝圣山学社的领袖。是的，这个凯恩斯主义掘墓者们的领袖，是由凯恩斯主义政策执行者作为伯乐挖掘的。 第二个故事是，《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因为充满争议的言论而遭到许多出版商的拒绝，直到一位名为戴雷科特的教授说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将其出版成册。这并非运气。戴雷科特的妹夫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的灵魂人物，是在大洋彼岸的另外一位坚定的凯恩斯主义反对者。因此我们很难不去猜想，如果没有弗里德曼这个跨洋知音，可能就没有《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的出版，也就不会有凯恩斯时代辉煌过后撒切尔和里根掀起的另外一股浪潮，而哈耶克自己的思想也很难被奉为圭臬。 如果说以上两个故事还是太“象牙塔”了，那么奶农费舍尔与哈耶克之间诉说的财富增长与思想扩张的故事就比较接地气了。费舍尔作为农民，在依靠“笼养鸡”发家之后，不断地支持着哈耶克的经济研究。也是基于费舍尔20年来对哈耶克研究智库进行持之以恒的支持，哈耶克才有机会与撒切尔夫人面对面交谈。费舍尔1981年创立的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会，在全球90多个国家有超过500家机构，倡导自由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涵养和传播哈耶克的思想，并且不断地获得更多大公司和大富豪的资金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而更像是一种文化现象，就像电影《盗梦空间》里讲述的那样，成功地植入我们的脑海当中，深深地改变了我们。更何况，产出自由市场经济的朝圣山学社，不仅有哈耶克，还有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人布坎南、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科斯、货币主义学派的奠基人弗里德曼、法经济学的奠基人波斯纳，以及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斯蒂格勒。奥尔德雷德教授的评论常常让我过目难忘，比如“正是这些新思想，而不是权贵们的阴谋，造就了我们当下所生活的由市场驱动的世界”。 这种“造就”有一个十分显见的轨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是斯密，然而，虽然他强调的是开明的利己主义，以及著名的道德情操论，但是这一基石发展到现代经济学阶段，以新思想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已然面目全非。现代经济学热爱“理性经济人”——那个像机器人一样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而不停地去计算从而做出选择的假想人。理性经济人与现实经济社会中的人类——我们自己——终究不同，而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都没有选择去变更、改造，甚至怀疑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而是将出现的问题和背离算在了现实经济社会中的我们自己身上。简单来说，经济学会这样处理问题：当我们表现得十分利己，并且在能够掌握的信息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度的精细化计算，做出行为选择的时候，经济学认为我们是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而当我们随心随欲地做出行为选择的时候，也就是像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做的那样，经济学就会认为我们是非理性的。是的，现实中的我们，偏离了从自己身上抽象出来的假设，然而被认为有问题的（非理性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经济学的假设。再解释得清楚一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改造的对象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假设，而是现实中的我们。经济学甚至结合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想出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办法，比如“助推”。值得注意的是，谈这些并不涉及对其是正面或者负面的主观评价，而是强调这些“改造”是确实发生的。 20世纪50年代，博弈论给经济学思想注入了新活力。博弈论一直以来都披着神秘的面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天才创造的游戏。它的创始人是数学天才冯·诺依曼——被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称为“半人半神”，被大家认为是能够完美模仿人类的神。在同一时代，爱因斯坦也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可他并没有得到这样的评价。1946年，冯·诺依曼与合作者摩根斯特恩——在这两位天才的眼里，经济学家与普通人毫无异样，过于平庸，很难将经济学带入像物理学那样的科学行列——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开始着手用博弈论帮助这些平庸人士对经济学进行改造。博弈论与经济学的连接点在于，它能够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科学分析框架，这种框架能够科学化人与人相处时所做出的行为抉择，或者说，至少为这种行为抉择提供一种看上去更为科学的方法。在冯·诺依曼的心中，对立的双方之间是严格竞争的关系，一方的获利必然导致另一方的损失。基于零和博弈的理念，他提出的最佳策略选择叫作“最大最小策略”，即最大可能地将损失最小化。这显然是一个远离现实经济生活的“科学计算”，但冯·诺依曼自己会使用它，甚至在军事领域为国家首脑提供建议，还好没有被采纳。既然是这样，那么在其之后，纳什——这位被冯·诺依曼和爱因斯坦同时不看好的年轻人，因为在还是一位博士生时就发表了“纳什均衡”而成了博弈论最有名的发展者，这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虽然冯·诺依曼懂科学，但是他没有纳什懂人类。因此，当纳什欣喜地把学术成果提交在冯·诺依曼眼前的时候，被认为只是拓展了数学公式。而实际上，纳什工作的价值，在于他在模型中加入了人类相互依赖的核心特质，科学地描述了人们会思考对方的选择，并根据这个选择调整我们自己的选择，尽管这里的人们仍然是理性经济人。我们高度重视博弈论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但是这并不代表它真的为经济学理论带来了什么进展，尤其是在冯·诺依曼转而钻研原子弹和计算机，而纳什又深陷精神疾病之后。博弈论没有继续对经济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或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纳什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也坦言，人们只是假装这个理论很有用。 尽管如此，博弈论产生的影响并没有结束，没有止步于经济学。博弈论所强调的纯理性，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极少存在，尽管如冯·诺依曼这样的天才可能是例外。冯·诺依曼甚至认为，彼此不信任，就像自然法则一样毋庸置疑。博弈论没有办法真正用来解释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因为平庸的我们不会时时刻刻精确计算，所以总是让它失效。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什么都没做——它深深地改变了人人间关，假设理性人的行为是不信任对方，参与者必须狭隘地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继哈耶克之后开始引导我们走向“衰败”的开始。而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尝试用道德标准去要求自己、要求别人，并做出判断的时候，科斯定理颠覆了我们所基于的这种标准。它认为，这种判断标准是武断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在这种标准下，社会整体的福利是不是达到了最大化，而让判断标准回归理性的方法，就是让交易成本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交易，只要买卖双方愿意自动达成协议，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对私人交易进行干预；政府应当做的事，就是以法律体系来明确规则和权利，为个人通过市场达成自由交易的过程肃清障碍。波斯纳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更出人意料的方法，叫作“财富最大化”。即使在反垄断监管中，如果反垄断的措施会导致目标公司的损失大于收益，那么反垄断就是不经济的。按照这种判断标准，这就不是一项好的政策。财富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等总量概念，掩盖了活跃在市场经济机制当中的个体，让判定标准距离公正越来越远，让人难以理解，甚至匪夷所思。然而，这一切都不影响科斯定理在经济学理论中的主流地位，尽管它并不是科斯本人提出的，甚至可以说与科斯本人所阐述的道理有些背离，但它还是自顾自地形成了一种标准，提出了一些方法，打着让一切更有效率的旗号，然而实际上挪偏了公正的标尺，推着我们往“衰败”之路上又走了一步。 紧随其后，经济学迎来了看上去无所不能的时代。1976年，贝克尔出版了《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比较正式地将人类行为引入了经济分析中，并开启了经济学无孔不入的时代。他指出：“经济学方法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综合方法。”一瞬间，经济学超脱了——它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变成了一种但凡有人的地方都能用来提供方法论的学科，经济学家也变成了“万金油”专家。但是这种认知建立在把人类假设为利益最大化行动者的基础上，听上去有点儿不靠谱。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经济学学术研究中喜欢称之为“假设”，通俗地说就是经济学家提出的假想罢了。比如，我们如果问一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是如何为自己、自己的家人尤其是自己的子女做选择的时候，他恐怕不会回答，这是通过先建模，再量化，最后验真，再套用现在可掌握的一切概率数据计算得来的。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也知道人类绝不可能是利益最大化者，至少知道他自己在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但他还是会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去开展自己的理论。货币主义的奠基人弗里德曼认为，虽然许多经济理论明显与现实不符，但是它们还是具有科学性的。更关键的并不是贝克尔让经济学无孔不入这件事，而是这种理念迎合了20世纪60年代末北美社会中出现的个人主义，利用一种科学的框架扫清了与这种个人主义相悖的道德规则、社会规范和政府干预。也正是这种假想，导致经济学家在提出通过加长刑期来提高犯罪成本的同时减少公共开支的建议时，美国经济社会现实中却发生了一场犯罪潮。而且，“贝克尔们”甚至把人类对某些东西上瘾的行为看作理性行为选择的结果。 鉴于此，也难怪谢林直怼贝克尔：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可是，谢林自己也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与贝克尔做了同样的事情。如果说贝克尔让经济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孔不入，迎合和推动了个人主义，那么谢林则是成功地把经济学带入了军事领域，增加了经济学的万能感。谢林还提出，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认为降低自己的死亡风险有多大价值的行为去判断这个人的价值——在此之前，对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而言，无论是何种死亡，处理起来都是一件不轻松的事情。然而，当谢林提出我们人类可以被金钱价值来衡量的时候，相关部门可以说因找到了一条有效路径而松了口气，至少它不再是那个最棘手的问题了。所以，从贝克尔到谢林，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野心勃勃，可能在当下的学界很难找到踪影，但是却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行为，让我们越来越专注于自我，在科学框架支持的批判中，合理合法而又不知不觉地远离了道德。 ***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就越来越熟悉了，那就是经济学开始带着我们从个人主义走向金钱至上。奥尔德雷德教授在这本书中列出了一个谈不上新颖的笑话，但依然给人颇为深刻的印象： “我出1万英镑，你愿意和我共度良宵吗？” “嗯......” “那么 100 英镑怎么样？”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们已经成交了。现在只是在讨价还价而已。” 这是一个基于西方文化的笑话，而我们在陈思诚导演的作品《北京爱情故事》之后，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版本。当石小猛面对疯子的时候，考验他的问题其实是：给你多少钱，你愿意出卖自己的爱人？或者，你的爱人值多 少钱？ 然而，这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问题呢？ 因为金钱不仅仅是金钱，实际上，在我们的心中，金钱代表了太多的动机，似乎所有的动机都能用它来表达。在面对非常特别的问题时，用它来表达的难度通常也会随着它的数量的持续增多而变得越来越低，直到最后我们认为它可以作为全权代表。金钱所代表的经济动机，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排挤掉了一些先验动机，然后随着经济动机的不断增强，先验动机逐渐转移或者遭到永久性破坏。通俗点说，就是我们跋山涉水地走上一条并不容易的路，直到在前行过程中遇到了金钱，于是我们鬼使神差地接受了它赐予的东西，但忘却了当初我们为何走上了来时的路…… 一直以来，经济学研究的基调都不曾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即使它遭受过许多挑战。这些挑战或因高企而没有形成有效对话，或因基于下位层面探讨着逻辑与方法，都没有直接触及经济学假设本身。不过，当下，这个状况恐怕已经有所不同。从行为经济学开始，经济学遭受了史上最为严峻的挑战，原因是其挑战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或者，用行为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行为经济学与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本来就不同，后者研究的是“理性经济人”，而前者研究的是“人类”。这个难掩锋芒的结论并非出自卡尼曼——这位行为经济学的创始人甚至在提出“前景理论”的论文当中，都谦逊地表明，这一理论并不是为了颠覆经济学，而只是在为期望理论打一个补丁——而是出自另一位行为经济学家塞勒。行为经济学家的表达方式或许迥异，然而思想的内核却并无不同。 奥尔德雷德教授显然在这一基础上，又继续迈进了一步，开始并不囿于经济学研究的各种范式，而是将它放回实实在在的世界当中。面对依靠“笼养鸡”发家的费舍尔对哈耶克的赞助及其与朝圣山学社丝丝入扣的关联，咀嚼博弈论始祖冯·诺依曼与最重要的发展者纳什之间针锋相对的故事，跳出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天才拉姆齐如何看待凯恩斯……这些可能都不是我们以往看到的刻板经济学，却是我们在书本中看到的经济学家及其理论当时所处的真实世界。这不是一个主流的方式，我们也不必过多地去探讨它是否有效，因为不断处于动态当中的卓越思辨，本来也不适合用过于功能性的定论去看待——虽然我个人在经历翻译过程后的确感觉收获良多，至少人类学家师友綦晓光教授说，我看上去不再像裹挟在一条狭长又日渐狭窄的管道 里了。 *** 通过一份可被视为“日常”的翻译工作，我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感谢此书作者奥尔德雷德教授（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感谢推荐序作者綦晓光教授（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感谢翻译研讨伙伴助理研究员王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让“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个好不容易树立在我脑海中的矛盾的常设意识，终于突破重重阻碍，升华成了常设反思意识。虽然乍看上去，这种转变颇带些逆流而上的意味，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转变让人感觉更加脚踏实地。反思经济学的著作不在少数，但出于经济学家之手的深入浅出的经济学反思并不多。基于此，奥尔德雷德教授这本可酣畅阅读并令人信服的著作更显难能可贵。这本书并不是为经济学打的“响指”，而是作者深度反思经济学究竟应该向哪里去以及我们应该如何与之相处的长鸣警钟，言语犀利又实在，内涵绵延又带有人本的温度。 所以，不能再逃避思考了：主流经济学让我们的生活变好了，但让我们自己变好的经济学在哪里呢？ 经济学如何腐蚀了我们的道德观与价值观？经济学颁发了一张怎样的作恶通行证？经济学如何掌控了我们的思维和生活？ 经济学对大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带来了种种弊端，日益引发关注，进入了大反思时代。 《通往衰败之路》这本书通俗易懂，是难得的经济学反思，传统经济学的弊端被娓娓道来，将经济学思想简单化、生活化，通俗易懂，有趣又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