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政迹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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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林翼于咸丰五、六年(1855、1856年)间先后署理和实 授湖北巡抚，跻身封疆大吏的行列，这首先应该视为当时清廷 对新兴湘系势力既利用又限制、既予又夺的两重性态度和政策 的产物。 其时清朝政权已历二百余年，尽管时势使得满汉樊篱已有 很大程度的削弱，但清廷对汉族官僚防范和戒备的心理还是颇有 “韧性”的。于当时清朝的经制军之外，允许别立湘军这样一支 由汉族官僚一手编练、私属性颇强的地方性军队，实在是迫于镇 压太平天国、维护王朝统治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在利 用它的同时，又不能不设法防范和限制。就在曾国藩于咸丰四 年(1854年)初编练成水、陆双全的湘军，发布镇压太平天国 的宣言书和动员令《讨粤匪檄》，表示“誓将卧薪尝胆，殄此 凶逆”，“以纾君父宵旰之勤劳”，“慰孔孟人伦之隐痛”，凶焰 毕露地建旗进兵之时，咸丰皇帝却“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 心忧之”，安置旗员并行监视。同年八月，曾国藩湘军夺得武 昌、汉阳，致使“中外啧啧，称湘军为劲旅”，咸丰皇帝得知 最初也大喜过望，遂发布谕旨让曾氏署理湖北巡抚。但是，事 后又追而悔之，收回成命，迫曾氏离鄂东进江西，而湖北巡抚 改由与曾国藩和湘系集团不协的陶恩培担任。据后来成为曾国 藩“四大弟子”之一、对有关情况比较了解的薛福成说，咸丰 皇帝的追悔，是受了某相(按：参照其他资料可知指祁隽藻) 的提醒：“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里一呼， 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皇帝听了之后，“默 然变色者久之”。 但形势的变化迫使湖北巡抚一职最终不能不在湘系人员中 简用，离开湘军，湖北的清军是支撑不了局面的。曾国藩东进 江西后，一度退至安徽的西征太平军又复西进，秦日纲、韦 俊、陈玉成所部自宿松乘隙回捣鄂东，而罗大纲部则渡江再占 小池口，把湘军陆师牵制于九江一带，又败其水师，然后分军 溯江而上，与秦部呼应，一举击溃湖广总督杨霈之军，于咸丰 五年(1855年)正月第四次克复汉口、汉阳，翌月第三次克复 武昌。清廷大为惊慌，先后向曾国藩、署四川总督乐斌、西安 将军拉扎芬等多方调援。胡林翼便是此时脱离曾军赴鄂而独 树一帜的，是为他经营湖北的开始。因为原湖北官军一败涂 地，胡军遂成湖北主力部队，胡氏便成为攸关该省大局之人。 这种客观形势和环境条件，与下述胡林翼的个人优势条件结合 起来，便促成其出任疆吏的现实。 其一，在清廷策略的天平上，胡林翼的“轻重”最为相 宜，当时他的军事实力远逊于曾国藩，不像曾氏那样有尾大不 掉之患，但他已是湘系重要成员，任用之又可笼络和取悦于 湘系。 其二，胡林翼也具备了起码的政治资本。他在宦黔八年 中，着力整治“匪盗”，制订保甲团练章程，镇压当地苗民和 其他民众起事，“政绩”显著，受到过云贵总督程蟊采、贵州 巡抚乔用迁的保荐，其时即“官声上彻宸听”。而他离黔赴 楚，又借助于朝内外大员的疏荐，在曾国藩部下时，更得推 重。曾氏尝密疏论荐，谓“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当引起清 廷对他的重视。 其三，胡氏与诸多名士、大臣结交，有着优越的家庭背 景和社会关系条件。他的父亲胡达源，科考高及“探花”，在 京做官多年。凭借这种门第条件，再加上胡林翼本人也较早 地中进士、点翰林、人仕途，他顺理成章地进入显贵层社会 关系网络。他又是湘中名宿、原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与林 则徐、陆建瀛、王植、但明伦等大员也有着密切关系。他赴 宦贵州，即由林则徐直接为其办理捐职。特别是与满洲贵族、 中朝权臣文庆的关系，对其擢升起了更为直接和特殊重要的 作用。 胡林翼在京师任职期间，与文庆结交。道光二十年(1840 年)，时任户部侍郎的文庆充江南乡试正考官，胡林翼副之。 结果，文庆因携人人闱阅卷获咎，胡林翼以失察受降一级调用 的轻微处分。关于此事。有说“携人人闱者为胡林翼非文庆， 特文庆代胡受过”，因为“文庆重林翼才识，以为将来必将大 有展布，若以新进获重咎，将难再起，己为旗员，且旧臣，虽 将黜，易于登进”。不管此事的真实情节如何，胡林翼与文庆 的关系密切是可以肯定的。薛福成记述，文庆“尝与胡公语， 奇其才略”，并明确披露，胡林翼“由贵州道员一岁间擢巡抚， 湖北所请无不从者，公(按：指文庆)实从中主之”。应该说， 文庆与胡林翼的关系，不仅仅是个人间的私谊关系，同时也代 表着满州权贵集团中一种“重汉”的政治倾向。文庆“尝言： ‘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 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平时建白， 常密请破除满汉樊篱，不拘资地以用人。”即使像以专横著称 的肃顺也认为，“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非重用 汉人不能已乱”，故对曾国藩、胡林翼辈“知之已深，颇能倾 心推服”。这表明，排汉思想观念，即使在满洲权贵阶层中也 不像早年那样牢不可破。P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