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度量衡/中国读本

作者简介

丘光明，女，1936年生。祖籍安徽省全椒县，1957年毕业于华东艺专(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国家技术监督局管理研究所(现并入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中国科技考古学会理事、国际计量史学会常务理事，曾应邀前往法国、日本等国进行学术交流。主要著作有：《中国科学技术史》(共32卷)中《度量衡史》卷(合作)、《中国物理学史大系》(共9卷)中《计量史》卷(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共100册)中《中国古代度量衡》、《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共100册)中《中国度量衡》(已翻译成日文)、《中国古代计量史图鉴》(中英文对照)等20余种。

内容简介

在母系氏族社会，农业生产逐渐带给人们比较固定的生活来源。但在以 石斧、石镰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年代，集体的劳动仅仅能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 。所以氏族公社没有私人财产，大家过着共同生产、共同分配的原始共产社 会的生活。由于生活资料不丰富，在猎获到野兽或收获农产品的季节，往往 由氏族酋长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将食物分配给每一个成员。制陶手工业出现 以后，氏族公社开始制造各种大小不同的陶罐、陶钵、陶盆等生活用具。因 此，我们可以设想，氏族酋长在分配谷物时，很可能选择大小适中的陶质容 器作为分配的“标准量器”。这样的分配显然要比手捧准确得多。粮食一分 完，这件陶罐便失去了作为测量工具的功能，下次分配时可以再找一件。这 些只用于一时一地的器物，尽管也用于测量某些未知量，但其性质尚不属于 度量衡器的范畴。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公社 转化，首先表现在生产工具有明显的进步上。各地出土的这一时期的大量石 器，一般都通体磨光。大型石斧、石刀、石锛等，经过精磨后器形规整，轮 廓清晰，刃口锋利，大大提高了砍伐树木、开拓荒地的效率。然而这类大型 工具必须安上长柄才便于使用。考古学上称它们为复合工具。复合工具的特 点是把两件以上的零件组成一件完整的工具。为了达到组合的目的，比较式 地测量一下柄的粗细与穿孔的大小是否一致是必不可少的。镰、刀是耕种和 收割的工具，往往钻成一个或几个可供系绳的小孔。1955年南京北阴阳营出 土的七孔石刀，1956年湖北京山屈泉岭和河南临汝大张山出土的石镰，都有 一定的代表性。七孔石刀的孔距几乎相等，不会只是用目测的效果。在钻孔 前测量一下孔距，已是极为普遍的了。 生产工具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带动了饲养业的兴旺。这使 氏族公社有了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在基本生存条件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有 可能使一小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而专门从事手工业劳动，并且逐渐形成独立 的生产部门。于是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劳动大分工，手工业与农业分开了。手 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除了表现在制陶技术的提高外，还表现在金属加工业的 出现上。早期的金属冶制业仅仅是熔点较低的红铜。红铜的硬度低，一般只 用来做成小刀、匕、锥和环形透孔片状的装饰品等。此外，手工业部门还有 玉器、骨器、纺织器、木器等。玉器多做成装饰品和礼器。 生产工具种类的增多，逐步实现了工具的专门化。犁耕农业的出现，耕 地面积不断扩大，要求男劳力更多地投入农业劳动生产，并且代替妇女成为 社会主要劳动力。男子在社会经济中地位的变化，促使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 。父权制的确立，又与新的婚姻状态相辅而行，使对偶婚转变为一夫一妻制 。社会化的大分工，造成氏族公社成员之间地位上的差别，是私有观念的客 观效果。而对财富的贪欲，则是人类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即平均分配的观念 发生了动摇。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公社成员和女族长之间，虽有长幼、地位之别，但 并不表现在劳动分工或生活用品分配上有任何不平等。即使在母系氏族公社 繁荣时期，尽管有少量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由个人使用，但这种个人财产不 仅没有成为集体财产的对立物，相反还是集体财产必不可少的补充。死者的 随葬品也仅有少数出现多寡、精粗的区别，一般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差别都不 大。而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氏族首领的地位日益显贵，并且具有支配氏族部 落的权威。在以一夫一妻的家庭为生产单位的条件下，氏族首领将耕地分配 给各个家庭耕种，生产工具和收获物归生产者私有。但氏族公社成员对氏族 还负有各种义务，如耕种公田、参加村社的大型集体劳动等。公田上的收获 是村社的公共积累，除了用于公共事务外，还要供给脱离第一线生产的部落 领袖和少数手工业生产者的生活需要。由于分工不同，社会地位尊卑有别， 掌握着公共积累分配权的氏族领袖开始考虑根据不同的分工而给予不同的分 配物。 分配制度的重大变化，使分配方法比平均分配时复杂得多。为了对量的 多少有相对稳定的概念，保留几件专门用来测量粮食的器具便首先在父系氏 族社会出现了。据考古发掘报道，甘肃大地湾F901房屋遗址中，出土了一组 容量成倍比关系、形制奇特的陶器：条形盘、铲形抄、箕形抄和四柄深腹罐 。F901房屋遗址规模宏伟(包括附属建筑，占地约420平方米)，工程浩繁， 是甚至需要动员整个氏族力量来修建的大型建筑。根据房屋的结构和周围环 境分析，很可能是部落或部落联盟活动的公共场所，主要用于集会、祭祀或 举行某种仪式的“宫殿”式建筑。四件陶器与其他陶鼎等祭祀性礼器，同时 置于房基遗址的主室内居住面上。经发掘者仔细测量，所得各器的计算容积 分别为：条形盘264．3立方厘米；铲形抄2650．7立方厘米；箕形抄5288．4 立方厘米；四柄深腹罐26082．1立方厘米。比例大致分别为1：10、1：20和 1：100。这一组数据是考古学家们对经过复原的器物，用现代手段计算出来 的，实际上这种精确度在当时是不可能达到的。然而，从中我们仍可以看出 ，当时的人们已有了倍比量的概念，并能制出容积大致成倍比的各种器物， 这也就足以令人惊叹不已了。 在平均分配的母系氏族社会，人们没有私欲，对大小、多少也不甚计较 。收获的季节，大家聚在一起，由氏族首领临时找来一个陶罐作为分配的容 器，每人得到的粮食大致相等，也就满足了。然而在粮食有了剩余，私有观 念随之日增的时代，氏族首领对个人的财富及集体的贮备都需要有一个相对 准确的数量概念，也就产生了保存一两件相对稳定的专用测量器具的要求。 氏族首领选择几件有一定倍比关系的陶器，用结绳记事的办法，把测量和分 配的数量记录下来，待到第二年，仍用这些陶器来测量。年复一年，这些陶 罐便成为在一定范围内固定的专用器具了。它们一般都保存在氏族首领处， 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而便显得重要和神秘起来。经过这一阶段，人们对 量的概念也比较明确和具体了。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统一的单位和固定的 量值，这些容器也还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度量衡器具。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