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巴黎:1939-1944二战围城纪事

作者简介

戴维？德雷克，国际知名的萨特研究学者，先后执教于英国密德萨斯大学、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曾获法兰西共和国学术棕榈骑士勋章。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法国知识分子史和政治史，著有《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烽火巴黎：1939—1944二战围城纪事》等作品。

内容简介

序幕 通向战争之路 1938年9月30日，勒布尔热（Le Bourget）机场勒布尔热机场到巴黎的公路边聚满人群：所有人都在迎接自慕尼黑归来的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在刚刚过去的慕尼黑会议上，他与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以及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向纳粹德国割让苏台德地区（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区）。人们相信或至少盼望，该协定将防止战争冲突。经过烈日下的漫长等待后，达拉第终于出现了——他直立在敞篷车里，向首都飞驰；人们随即发出欢呼，纷纷挥舞法国国旗，向总理投去鲜花。法国媒体也认为，战争已被规避。《晨报》（Le Matin）高喊着：“胜利！胜利！胜利！”《巴黎晚报》（Paris-Soir）回应道：“和平！和平！和平！”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像夹道欢迎的市民一样欢欣鼓舞。人民阵线联合政府时期的法国前总理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曾私下表示，自己“像懦夫般感到宽慰”。反纳粹德国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政治难民恩斯特·埃里希·诺斯（Ernst Erich Noth），在香榭丽舍一家影院观看达拉第归来的新闻影像时，认为总理看起来“心事重重、恐慌焦虑”，似乎不相信自己会在机场和回巴黎的路上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或许，诺斯的确捕捉到某些蛛丝马迹：据报道，达拉第看到勒布尔热机场欢呼的人群后，曾低声咕哝道：“这些笨蛋！真希望他们知道自己在庆祝什么！” 在慕尼黑，达拉第与其他三国首脑共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不同于张伯伦，达拉第不相信希特勒毫无吞并别国领土的野心；他认为，最好的结果不过是法国借此获得喘息之机。一回到巴黎的私宅，达拉第便告诉儿子，自己将马上整装待发，加入战争。 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的军队再次踏入捷克斯洛伐克，占领波希米亚，并在斯洛伐克建立保护国政权。接着，希特勒将矛头指向波兰，要求将但泽纳为第三帝国（即纳粹德国）附属领地。法、英两国随即正式承诺，将捍卫波兰领土完整，抵御德国入侵。他们期望，希特勒在面对与英法同盟为敌的局面时能够停止扩张的脚步。新的僵局让国际局势更为紧张，恐慌席卷巴黎和法国其他地区：战争极有可能再次爆发。4月，法国共产主义哲学家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信中写道：“我们正处在和平与战争间奇怪的临界地带。” 对法国因波兰卷入对德战争的担忧，勾起了人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惨烈杀戮的痛苦回忆。反战情绪令和平主义在法国各阶层空前高涨。前政府官员、社会主义者马塞尔·德亚也受这种情绪影响，从左派转为极右分子。他在1939年5月一篇引发争议的文章中表示，法国人民没必要为但泽白白牺牲。 夏天结束时，越来越多人相信，战争已经不远了：7月的民意调查表明，45%的受访者认为战争将在年内爆发；而3个月前，持这种观点的受访者只占37%。尽管和平主义盛行，仍有人担忧倘若英、法未能坚决抵抗希特勒，整个欧洲便会落入纳粹掌中。这份民意调查还显示，超过75%的受访者认为，一旦德国试图吞并但泽，法国就应该干预，即使需要动用武力。 与此同时，达拉第政府发出声明，他们仍将努力寻求维持欧洲和平的方式，然而，倘若希特勒入侵波兰，法国定会反击。政府高调宣称战争不会爆发，希望以此遏制希特勒；同时，他们相信或至少希望，希特勒不会愚蠢到与法国为敌。7月初，巴黎报纸刊登了马克西姆·魏刚（Maxime Weygand）将军的一则演讲。这位退役的法国最高军事将领表示：“当前，法国军力达到史无前例的强大程度。”仅仅不到两周后，巴黎人便有机会亲眼见证此言不虚。 1939年7月14日的巴士底日是法国大革命之初攻陷巴士底狱的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同时，它也是法国政府向世界展现军事实力的机会。据《晨报》报道，这天，两百万名观众顶着盛夏的瓢泼大雨，在香榭丽舍大道两侧观看阅兵式。当坦克部队和超过三万五千名士兵穿过这条著名街道时，人群发出阵阵欢呼声。这场精心策划的阅兵式旨在让法国人民放心：即便希特勒胆敢轻率引发战争，他们的国家也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7月14日阅兵式中有些士兵来自“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法国防御体系皇冠上的明珠。这条庞大的防御线沿法国东北国界而建，自瑞士巴塞尔到斯特拉斯堡北部20英里处的阿格诺（Haguenau），绵延100多英里，被认为是无法穿越的。马其诺防线宽7英里，任何入侵此处的陆军必须攻破森严的铁丝网、碉堡、地雷和反坦克拒马。地下约60英尺处是隧道、营房、医院甚至电影院组成的复杂网络。这条钢铁——更准确地说，混凝土——铸成的法国长城似乎确保德国无法从陆地进犯。马其诺防线并未沿国界继续修建，因为法国将领相信，德国人不可能穿过阿登的密林和山区发动攻势。 巴士底日阅兵也告诉法国人，他们并不孤单。《新闻报》（Le Journal）的头条特别由英语写就——“热烈欢迎我们的英国盟友”。下面的彩色配图中，两名儿童分别挥舞英国国旗和法国三色旗。此次阅兵式的贵宾还包括英国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Leslie Hore-Belisha）、英国陆军总参谋长（即英军最高指挥）约翰·戈特（John Gort）将军以及英国皇家空军西里尔·纽沃尔（Cyril Newall）元帅。他们一同检阅了法国本土军队、外籍兵团和法兰西殖民帝国部队以及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冷溪卫队、苏格兰近卫团、爱尔兰近卫团和威尔士近卫团。空中飞过的英国皇家空军和法国空军战机象征着英法军事联盟。与此同时，为强调这一信息，帝国影院的银幕上反复出现加里·莫利（Gary Morlay）饰演的维多利亚女王和维克托·弗朗塞恩（Victor Francen）饰演的爱德华七世——这正是电影《英法协约》。 同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塞内加尔和印度支那步兵分队提醒人们，一旦开战，法国有能力召集广袤的帝国殖民地的士兵。为证明法国与殖民帝国不可分割的关系，当晚的广播播放了帝国民众对法兰西价值观和文化的高度赞扬，其中包括阿尔萨斯人、里昂的丝绸商和铁匠、华裔安南（今越南）人和塞内加尔的伊斯兰信徒。 除了向公众证明法国军事实力和辐射全球的影响力，此次阅兵还意欲震慑驻巴黎的德国官员，希望他们向柏林发送的报告可令纳粹元首三思。 但是，希特勒似乎不想放弃入侵波兰的念头。8月23日，就在他核实最终计划之时，纳粹德国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消息令法国、英国乃至整个世界大为震惊，将法国共产党推入乱局。一直以来，苏联政府自我标榜为世界反法西斯运动领袖，全球共产党始终忠心追随莫斯科制定、共产国际（亦称第三国际）颁布的策略和方案。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法国曾有共产党抵制法西斯的游行，党员甚至在街头与法西斯拥趸发生武力冲突。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1939年），共产主义者进入西班牙，武装反抗法西斯。欧洲很多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无法相信苏联会与魔鬼为伍。 巴黎普通共产党员和党内领袖都受到极大震动。一位共产党员听到消息后便落泪了，另一位党员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两天两夜没有出门。苏联记者、作家、西班牙内战的退伍老兵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ourg）咽不下饭，也睡不着觉。法国共产党报《人道报》（L’ Humanité）前编辑皮埃尔洛朗·达亨纳（Pierre-Laurent Darnar）表示，条约签订的消息“像块巨石，重重砸在党员头上”。各阶层党员都不禁慨叹：“这不可能！”支持共产主义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8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希特勒为民主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没人理解苏联为什么在此时选择背叛。” 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极大增加了战争可能性：现在，希特勒知道，苏联不会干预德国入侵波兰。彼时的中学老师（尚未成为哲学家和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写道：“这是怎样的打击啊！斯大林任由希特勒横行欧洲。我们将永远失去和平的机会……斯大林完全不在乎欧洲的无产阶级。”保守派报纸津津乐道：巴黎极右民粹组织在法共总部门口集合，大声呼吁将共产党员以叛国罪枪毙。几天内，“共产主义”成为法国人民的头号公敌；相较希特勒带来的威胁，法国政府和不少法国国民更愤慨于苏维埃的背叛。 1939年，法共是法国最大的单一政党，拥有七十多名众议院议员、两名参议院议员和一百五十多万选民的支持。法共总部位于巴黎，那里还聚集着党内领袖和三分之一的党员。因此，巴黎和周边郊区是法共支持力量最集中的地区。同时，巴黎地区也是法国工业中心：工厂大多位于工人阶级集中的郊区，那里通常还是党员和共产主义支持者集中的地区。 条约签署令大多数普通党员感到困惑、反感、不知所措。有人立即退党；有人从此不再积极参与活动。只有少数人依旧忠诚，顽固地希望这只是斯大林的诱敌之计。8月25日，面对法共对互不侵犯条约无声的支持，达拉第政府采取行动：禁止出版日报《人道报》和晚报《今夜》（Ce Soir）。警察冲入法共办公区和激进分子的私宅，没收宣传册，任何试图阻挠的人都被逮捕入狱。外国人中可疑的共产党支持者——特别是西班牙共和国流亡者和从奥地利、德国逃亡而来的反纳粹激进分子——被遣返或拘留在可怕的集中营。 当官方镇压“叛国”的共产党员时，大多数人仍死守和平的希望，政府却不那么乐观。比如，塞纳省省府——包括巴黎在内的塞纳省最高行政机构——已采取预防措施。 8月24日，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次日，法国政府便命令三十五万法国预备役士兵归队；两天后又召回七十多万预备役士兵。波伏娃称，当时巴黎的情绪“混杂着自大、胆怯、无望和恐慌”。法德间的火车停运，战争似乎无法避免。五十岁的档案管理员夏尔·布莱邦（Charles Braibant）在日记中写道：“达拉第曾表示，和平的可能性约为十分之三四。然而，自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以来，和平的可能性降为十分之一。” 虽然未对政府失去信任，但很多恐慌的巴黎人仍求助于宗教或迷信。8月27日礼拜日，两万名巴黎人前往蒙马特高地的巴黎圣心大教堂（Sacré-Coeur Basilica）。那是为纪念首都1871年脱离巴黎公社的统治而建。人们在此聆听韦迪耶枢机主教（Cardinal Verdier）激动人心的和平请愿。他安慰听众说，上帝早在一年前《慕尼黑协定》签订时便听到教众的祈祷，已在心中为法国预留了特殊的位置。同时，他敦促教众再次祈祷和平，并保有信仰、自信和希望。巴黎其他教堂也能听到类似祷告。一天前，首席拉比朱利安·魏尔（Julien Weill）公开表达自己的期望：智慧和理智将战胜疯狂和暴力。 次日，一名占星师为《新闻报》撰文，宽慰读者：夏天不会爆发战争，因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星盘表现出“羸弱之势”。另一名占星师预言道，1940年是法国荣耀之年，“波兰将击垮德国，墨索里尼将被意大利国王免职，希特勒将被锁进精神病院，他倒台引发的内战将在法国介入下结束”。与此同时，也有悲观主义者指出，德国和法国东部出现了波希米亚朱缘蜡翅鸟。此鸟被视作灾难的先兆。据称，它们的数目曾在1870年和1914年激增，而那正是法德最近两次爆发战争的年份。 8月29日，《晨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战争威胁下的法国经历何种改变。商铺死气沉沉；广告灯熄灭了；巴黎中央菜市场（Le Halles）里的卡车被部队征用，取而代之的是马车。巴黎市内仍可通电话，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若想与外地取得联系，市民必须携带身份证件在邮局拨打远程电话。夜间禁止使用公共电话（包括咖啡馆和宾馆里的电话）拨打市内号码。发至境外的电报必须经过当地警察的审查。 当时的法国分为省（即行政区域），各省均由省长（prefét）管理。巴黎位于面积最小、人口最密的塞纳省。阿希尔·维莱（Achille Villey）担任该省省长。这年夏天，巴黎和周边郊区不少儿童离开首都，到外地参加夏令营。8月初，维莱命令孩子和监护老师留在当地。8月30日，政府开始疏散滞留巴黎的儿童。次日，报纸上出现大量巴黎主要铁路站撤离人员的照片。同时，十四岁以上的童子军获准去乡下务农，取代入伍的农民。8月30日29，一万六千多名儿童撤离巴黎，前往法国其余各省。9月1日，《晨报》报道说，二十四小时内，巴黎疏散了三万一千名儿童。 巴黎的二十个区（市行政管理区域）分别与某省或外省某市建立了互助关系。父母理应和孩子被送往同一地区，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比如，沙特尔（Chartres）本应接纳巴黎第二、三区的儿童；而实际上，六个其他区的孩子也涌向那里。离开的不只是儿童：9月最初几天，约五十万市民也离开了。 巴黎之外的生活也不那么轻松：市镇挤满了撤离人群。比如，约讷省（Yonne）本已接纳大批西班牙内战流亡者，现在则更加不堪重负。新涌入的巴黎人重新引发城市人和农村人间根深蒂固的矛盾，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巴黎人被扔上火车、送返巴黎的情况。不过，一连几个月，撤出巴黎的人流从未中断。内政部善意号召城镇和乡村为撤离人群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但全法地方政府都在抱怨房源或资源不足以应对撤离人群。 除却成百上千选择离开的市民，很多在别庄度假的富人决定留在那里。他们认为，倘若战争爆发，外省地区一定比首都更为安全。巴黎的财富也被转移出去。北郊圣德尼（法兰西国王和王后埋葬之地）教堂、巴黎圣母院、圣礼拜堂（La Sainte-Chapelle）、圣厄斯塔什教堂（Saint-Eustache）和圣塞弗兰教堂（Saint-Séverin）无数昂贵的彩色玻璃板被送往巴黎外保管。卢浮宫和其他博物馆的藏品也被送出巴黎。 早在一年前的慕尼黑危机时，《蒙娜丽莎》便被暂存于卢瓦尔河畔（River Loire）的香波城堡。确保和平后，人们把它送回巴黎。现在，它躺在特制的木箱里，乘坐十四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即将展开新旅程。送出巴黎的艺术品还包括重达3吨的大理石雕像《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Victory of Samothrace），路易十四佩戴过的20克拉钻戒，纸质脆弱的埃及《亡灵书》（Book of the Dead），委罗内塞的巨幅《迦拿的婚礼》（高7米、宽10米）以及居斯塔夫·库尔贝（Courbet）、雅克·路易·大卫（David）、彼得·保罗·鲁本斯（Rubens）和泰奥多尔·席里柯（Géricault）的巨幅油画。在法兰西喜剧院院长的帮助下，这些艺术品由运送舞台布景的大卡车送往安全地带。法国电信公司派出一队人为车队护航，他们举起空中的电线，以防绊住卡车。 随着市民和国宝被转移到安全地带，巴黎的面貌彻底改变了。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的纪念碑、建筑物和雕塑，胜利广场（place des Victoires）的路易十四雕像以及新桥（pont Neuf）上的亨利四世雕像周围都堆满沙袋，以保护它们免受德国轰炸。无法转移的宝藏也得到了一些基本保护。比如，荣军院（Les Invalides）里的拿破仑坟墓就由木架和沙袋组成的金字塔保护。尽管政府仍在宣传和平，没人公开承认巴黎正在备战，但是，这已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政府已备战了一段时间。1938年，巴黎的路灯上套着遮光罩，灯柱周围也裹上保护套以防汽车在宵禁时撞上去。1939年初，民防机构在荣军院前进行为期一周的展览，向市民展示防空洞模型。自5月起，民防课便成为学校必修课。国防部和教育部联合出版儿童民防手册，以便他们在家和父母一同学习。巴黎警察总局（位于西岱岛圣母院对面）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封面写着：“请用心阅读、保管这本说明册。总有一天，它会救你于危难。”其中详细记述了如何应对空袭和毒气弹，以及空袭警报拉响时的逃难步骤。 1939年9月1日上午，蒙帕纳斯（Montparnass）的穹顶咖啡馆（D?me café）里坐着西蒙娜·德·波伏娃。这天是她近来心情最好的一天，以至于认为未来的人生将快乐祥和。她刚点了杯咖啡，就听服务员说，德国对波兰宣战了。一位客人最先在《巴黎午报》上读到消息，不久后，德国便进军波兰。德国向波兰宣战时间过晚，《晨报》未能及时刊登。不过，这天的《晨报》登载了一则类似预兆的政府公告：只要能找到安身之处，市民应尽快离开巴黎。 下午，广播宣布，自午夜起，法国将在全国征兵。巴黎各处挂出征兵海报。同时，塞纳省省长发布通知，敦促巴黎市民履行义务：“各位市民，我们的国家正深陷危机，我们的自由正深陷危机……请您和往常一样，保持冷静、安定和克制，履行义务。让我们团结在国旗周围，维护同一个理想。法兰西万岁！”这无疑是为了再次安抚巴黎人，激起他们众志成城的决心。但是这天，很多巴黎人和波伏娃一样，感到深深的恐惧和迷惘，他们将未来视作庞大危险的黑洞：“隐秘的恐慌感攫住此时此刻和未来的一切，你无法做出任何预测或猜测，也无法认同任何事情。” 巴黎征兵进展顺利。阿纳托尔·德·蒙齐（Anatole de Monzie，公共建设工程部部长）从巴黎东站（Gare de Paris-Est,应征入伍士兵离开巴黎的主要火车站）返回府邸的路上颇为满意地说：“那里一丝不乱，没有任何不满。”德国常驻代办向柏林汇报说：“法国人镇定应对征兵。据驻外武官所言，一切依计划有序进行。”但是，这并非波伏娃的经历。彼时，她正陪着男友萨特，前往规定的集合地——小教堂门站（Porte de la Chapelle）旁的广场。到达时，那里除了两名国家宪兵外空无一人。他们告诉萨特，凌晨5点再回来集合。次日凌晨，波伏娃和萨特顶着月光，走过几乎空荡荡的街道，途经他们时常出入的穹顶咖啡馆。此时，咖啡馆里站满了身着军装的人，格外嘈杂。两人在那里等了一会儿，喝完咖啡便乘出租车回到集合地。清冷的月光下，除了那两名国家宪兵，街区仍旧空空如也。他们又让萨特去巴黎东站报到。波伏娃在日记中写道：“这简直像卡夫卡的小说。” 将近8点，萨特终于坐上前往南锡（Nancy）的列车。东站依旧冷清，但几小时后，那里便挤满了人。年轻男人和不再年轻的男人一同等候列车去往前线。约五百万法国人受到军事动员，其中40%的人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在仍旧年轻，可以被再次征召。 站台上，不少被征召的士兵来自其他省份。他们告别家乡的亲人朋友，此刻独自一人。相反，来自巴黎和周边郊区的士兵多由妻子、母亲、女友或孩子陪伴。反犹主义者、极右翼记者阿兰·洛布罗（Alain Laubreaux）在蒙帕纳斯站感受到一种压抑却强烈的情绪。“女人在沉默中拭去泪水……我想起1914年哥哥在人群的哭号中登上列车……这次的情形与那时不同，到处弥漫着悲伤和屈服于命运的无奈。” 集合地点气氛沉重而压抑。往好里说，被征召的士兵怨气连天；往坏里说，他们便是心怀怨恨。知名杂志《新法兰西评论》（La Nouvelle Revue Fran?aise）的编辑让·波朗（Jean Paulhan）将这种情绪形容为“无奈的认命”。此时看不到1914年8月某些巴黎地铁站出现的标语——“棒极了”。那时的法国军队兴致高昂地参战，自信满满，欲重夺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挫败德军，然后按时回家过圣诞。 萨特对军旅生涯最初几小时的描述代表了当时的典型情绪。“我被生生拽离了原本生活之地，被迫与爱人诀别。火车将带我去一个我不想去的地方。同行的人和我一样士气低落，和我一样依旧穿着日常衣服，和我一样问自己，到底怎样到了这般田地。” 被征召的士兵克制着怨恨和听天由命的心情，离开心爱的家人。不过，火车站之外的景象就大大不同。驻巴黎的瑞士记者艾德蒙·迪布瓦（Edmond Dubois）记录了挤满不安市民的巴黎：男人很快逃到乡下与妻儿团聚；商人计划搬迁；工厂主急于应对军事动员带来的劳动力匮乏；耽于焦虑的人们；号称了解内情、似乎依政府领袖意见行事的人。迪布瓦写道：“还有些人只是被吓蒙了，不管走到哪里都散发着恐慌的气息。” 9月2日的《晨报》刊登了详细说明，解释炸弹和毒气弹造成的死伤者将得到怎样的救治。他们还绘制了一只多足昆虫，这正是巴黎，它的“十一条腿”是驾车离开巴黎的路线。此外，主要交通枢纽和广场立起巨幅牌匾，上面标注着路线和数字箭头，指示人们沿公路离开巴黎的路线。倘若未能采取官方路线，市民便可能堵住向北方前线运送士兵和武器的车队。 不出所料，巴黎很多地区很快塞满满载乘客和行李的汽车。它们沿城市主干道出城。右翼作家阿尔弗雷德·法布尔吕斯（Alfred Fabre-Luce）说：“恐慌的人们带着行李和家具，把床垫叠在车顶，在忙乱中收拾一切，好像敌机已经到家门口一样。”迪布瓦说：“超载的汽车装满行李向巴斯克海岸、诺曼底和其他省份的偏僻地区行进。整个法国以巴黎为中心疯狂旋转。”同时，几乎同样多的汽车返回巴黎，带来急于处理事务、取钱和安顿财物的人。 想离开巴黎却没有汽车、也不能得到朋友帮助的人还可以乘坐火车。9月2日，塞纳省省长发出通知，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将在接下来的十天内提供特殊长途服务。巴黎人在当地区政府或者学校免费领取车票，便可乘坐九百列火车中的任意一列。乘客必须携带身份证件，最好带上两顿饭和一条毯子；如果可能，还需带着睡袋。他们只能携带手提箱上车，离家前必须依据报纸说明，用特殊的钥匙关掉煤气。但是，响应号召离开巴黎的人过多，运输系统几乎瘫痪。列车上的八座隔间快被挤爆了，火车晚点将近两天。 士兵逐渐进入巴黎外的军营，更多儿童被迁出，市民也尽量驾车飞快离开首都。9月2日下午，达拉第在法国众议院（与协和广场隔塞纳河相对）发表演讲，号召议员为提高军费投票，以“尽法兰西在当下国际局势中的义务”。他们的确照做，只有几票否决和二十多票弃权。达拉第在演讲中多次使用“和平”一词，极少提及“战争”。事实上，战争已几乎无法避免。 政府害怕德国的毒气弹和空袭。人们大都认为，空袭最可能发生在晚上，因此保护市民最有效的方法便是严格执行灯火管制。9月2日晚，从超现实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乔治·萨杜尔（Georges Sadoul）也应征入伍，来到巴士底狱附近，准备出发去梅斯（Merz）报到。民防部门熄灭所有路灯。他看到各式黑着车灯、顶着床垫的车辆在巴士底狱附近打转，急于离开巴黎。不过很快，有关车灯的条例便放松了一些：除非画上蓝色横条纹或装上蓝玻璃，所有车灯必须熄灭。波伏娃称这些车看起来像“巨大的蓝宝石”。一旦空袭警报响起，司机必须关掉车灯，下车躲进最近的防空洞。自行车车尾的挡泥板必须涂有一道白线，夜行的路人则必须携带报纸或手帕，让他们更加显眼。 那天晚上，波伏娃还注意到，咖啡馆11点便关门了，夜总会不再营业；她还看到人们在歌剧院大街（avenue de l’ Opéra）排队领取防毒面具。6月，法国政府终于宣布分发防毒面具的强制命令。因为多年准备工作的拖延，防毒面具存量大约只可供应三分之一的市民。巴黎人仍记得德国人1914—1918年间在壕沟中使用的芥子毒气；近期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毒气战又加剧了市民对毒气攻击的担忧。 德国进攻波兰当天，特立独行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保罗·莱奥托（Paul Léautaud）从当地区政府领到一个防毒面具。他写道：“我一戴上面具，就得让别人帮我摘下——太难受了，简直快昏过去了。正如负责分发防毒面具的政府官员所说，面具很难戴上，呼吸器尤其如此，戴眼镜的人几乎不可能戴上它。”艾德蒙·迪布瓦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有个救火员曾试戴这个面具，称其可以防毒。但是，我只能把面具歪七扭八地扣在脸上，还留下一些缝隙。我几乎可以断定，只要吸入一点毒气，自己便会立即倒地，窒息而死。”作家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想起了防毒面具恶心的橡胶味：孩童时期，他曾在学校的地窖里试戴过有云母眼罩的防毒面具。 同时，成千上万巴黎人申请加入民防机构，想为保护首都和市民贡献力量。向民防机构提交申请时，他们必须附带出生证明和健康证明。已婚妇女须出示丈夫的书面许可信，二十一岁以下的人须提交父母的许可信。巴黎警察总局有权拒绝任何道德堪忧的候选人。 为了民防准备，巴黎大约被分为五千个小区域。每个区域由一名空袭监督员负责，他们戴着醒目的黄色臂章。空袭监督员下是防空洞监督员。他们通常也是楼房的门卫，负责所在建筑的防空洞。大多数情况下，防空洞都在地窖里。有防空洞的建筑必须在外墙贴上告示，指明除却居民外可容纳多少人。为防止毒气，监督员必须确保所有通风口都被堵死了。同时，他们还需检查镐和铁锹，以便建筑物在空袭中坍塌时，人们能借此自救。宠物禁止进入防空洞，所有人都得戴上防毒面具。住户必须扔掉无关紧要的易燃品。一旦建筑物被燃烧弹击中，人们须使用沙子（而不是水）灭火，因为水可能冲散可燃有机液体。 截至1939年9月3日，巴黎已完成所有战前准备：建筑物得到保护，人员得以疏散，民防系统开始运转，约五十万巴黎市民和大多数国家财宝被转移到安全地带。“自从我们忙于备战以来，天气便好极了。”夏尔·布莱邦在日记里自嘲道。事实上，9月3日温暖和煦，和令人惶惶不安的新闻形成鲜明对比。 这天，法国驻柏林大使罗贝尔·库隆德尔（Robert Coulondre）会见前香槟酒商、时任德国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库隆德尔对里宾特洛甫说，如果德军不能在当天下午5点前撤出波兰，法国就必须履行义务，对波兰伸出援手。 “很好，”里宾特洛甫说，“如此一来，法国人就是入侵者。” “历史将做出公正的评判。”库隆德尔回应道。 下午5点，德国并未发出从波兰撤军的声明。七十年内，法国第三次与德国开战。 1940年夏，德军兵临城下， 撤退、再撤退，终于退无可退。 巴黎陷落。 法国遭受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纳粹的“卍”字旗在凯旋门迎风飘扬。 第三共和国总理、一战英雄贝当元帅怀着沉重的心情宣布“现在是止戈的时机”， 而自由法国领袖夏尔·戴高乐则高喊“法国人的反抗火焰一定不能、也不该熄灭”。 战争何时结束？怎样结束？ 醉生梦死抑或挣扎求生？ 妥协合作还是奋力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