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冬宫去：俄国君主制的登场与落幕（1754-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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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的冬宫曾是俄罗斯专制政府的至高建筑象征。19至20世纪初，它逐渐成为圣彼得堡本身的象征。1917年俄国革命之时，俄罗斯的统治者实际上已不在此居住，至于民众，他们最易进入这一恢宏建筑的地方则是其附属的皇家艾尔米塔什艺术博物馆。这座宫殿的事迹诉说着俄罗斯君主制存续的最后150年间沙皇与都城之间的故事。事实证明，冬宫是君主制的绝妙舞台，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交锋的场所。如果我们对冬宫的生活体验进行细致研究，势必会对俄罗斯君主制统治民众的权力范围和局限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还可以追踪19世纪末冬宫、艾尔米塔什以及它们的珍宝所吸引的受众由君主本身转向都城百姓的渐进过程。这种对这一位于涅瓦河河堤上的建筑群的微妙篡夺，是君主制开始瓦解的众多线索之一。 君主制给现代世界留下大量遗产。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其他地方，这一遗产首先包括一个中央集权政体的理念和实施，以及一个文化实践和相关机构形成的牢不可破的网络。俄罗斯君民一起创建国家社稷，构建民族观念，进行文化传承，尽管他们并不是平等的合作伙伴。统治者恩威并济笼络下属，但君主专制政体却是一个双向道。在这种政府体系中，君主统治着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并“向”及“为”其代表民众福祉。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君主的第一职能都是政府首脑，并依赖于贵族和由文职人员及军事部属组成的军队。本书的核心是君主的第二职能，即象征和仪式性地代表其统治的国家和人民。头戴王冠的统治者在此同样扮演着主角，在一众“舞台工作人员”和“配角”的协助下，向国内观众展演着君主制。精彩的表演让这些看客们看得津津有味。君主虽只有一个，但君主制却是集体而为。理查德·沃特曼（Richard Wortman）写了一本关于君主制在圣彼得堡乃至整个帝国的礼仪和仪式的杰出著作。本书在借鉴他的著作的同时，旨在阐明君主与皇室家眷以及首都京城内的“配角”之间的互动。尽管这样的项目有着诸多困难和局限，但对于罗曼诺夫王朝权力展演的观众来说，试着去了解事情可能的面目却很有必要。 与欧洲其他君主专制国家相比，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覆灭的时间稍晚，但其君主制并非一成不变。直到20世纪初，俄罗斯的统治者还在对宪政和革命进行抵抗，早在17世纪，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就屈从了前者，后者在18世纪则将法国波旁王朝扫进了历史尘埃。可以确定的是，在俄罗斯专制政体最后的150年间，帝国政府变得越来越严密，越来越高压，越来越高效，助它延续至20世纪。但是君主制的仪式展演效果如何？在漫长的19世纪，统治者要展示什么？向谁展示？他们这方面的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俄罗斯君主制漫长的收场过程中，这一展示又有何改变？是否有办法评估这一展演对亲身目睹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助于理解君主们和他们治下的百姓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揭示俄罗斯帝国时期君主制的效用投入一道光芒。 虽然君主和平民身处的世界截然不同，大体上相互分离，但要想对君主制及其在当代俄罗斯的遗留问题有令人满意的理解，就需关注两者交汇之处以及连接他们的中介。在18世纪及19世纪的俄罗斯，这些接触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正是首都圣彼得堡，纵观欧洲实行君主制的国家，圣彼得堡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可谓独具一格。圣彼得堡并非古都，而是由彼得大帝于1703年创建，唯一目的是规划俄罗斯的新理念。彼得大帝1709年下旨圣彼得堡此后将代替莫斯科成为俄罗斯首都之时，这座城市便获得了专为其打造的使命，即成为代表俄罗斯理念的君主政体的中心。每一个前来这一新兴城市的人，总是以某种方式，为专制君主效劳，前后几乎跨越了两代。 那么，圣彼得堡人民是如何参与其统治者君主制展演以及君主制与城市之间的变化关系的呢？本书的目的是研究俄罗斯帝国时期君主制思想的登场以及大众对其的观赏，因此重点将是君主制的主要舞台——圣彼得堡的冬宫以及冬宫广场。冬宫由彼得大帝之女伊丽莎白及其宫廷建筑师弗朗西斯科·拉斯特雷利（Francesco Rastrelli）于1754年至1762年间所建，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前，一直是罗曼诺夫王朝的主要住所。 圣彼得堡的冬宫是最后一座建在欧洲主要首都中心位置的皇家住宅，而它所处的首都也仅有50年历史。作为向外宾和朝臣展示财富、权力和优雅的场所，罗曼诺夫王朝的冬宫几无对手。但事实证明，城市与宫殿的共生关系才是关键。历史学家布鲁斯·林肯（Bruce Lincoln）认为：“欧洲众王，无论男女，其宫殿给人们的气氛和意义，均与冬宫无法比拟。”如果此言不虚，这些气氛和意义更多的则是与冬宫与其城市环境的契合方式有关，它的窗户可以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近距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