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

作者简介

亚当·斯密，18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 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 1723-1740年间，亚当·斯密在家乡苏格兰求学，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完成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哲学。 1740-1746年间，赴牛津大学(Colleges at Oxford)求学，但在牛津并未获得良好的教育，唯一收获是大量阅读许多格拉斯哥大学缺乏的书籍。 1750-1764年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授。还兼负责学校行政事务。这一时期，亚当·斯密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极高评价。而后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1773年时认为《国富论》己基本完成，但亚当·斯密多花三年时间润饰此书，1776年3月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1778-1790年间亚当·斯密与母亲和阿姨在爱丁堡定居，1787年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也被任命为苏格兰的海关和盐税专员。1784年斯密出席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任命仪式，因亚当·斯密之母于1785年5月去世所以迟未上任。1787年他才担任校长职位至1789年。亚当斯密在去世前将自己的手稿全数销毁，于1790年7月17日与世长辞。享年67岁。

内容简介

劳动生产力最大的进步，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的运用中体现的大部分 的技能、熟练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通过研究劳动分工在某些具体制造业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更容易 地理解它在社会一般产业中所产生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在某些微不足 道的制造业中劳动分工实施得最细；可是这也许并不是因为小制造业真的 比其他更大的制造业分工更细。在那些为少量需求作出供应的小制造业里 的工人总数必定很少，不同工作部门的工人通常可以集中到同一个厂房中 ，同时受到观察者的注意。相反，大型制造业为大多数人供应巨大的需求 ，每一个工作部门都雇佣大量的工人，无法被集中在同一个工厂之内，我 们在同一时间地点几乎只能看到在一个小部门中所雇佣的工人。因此，比 起那些小制造业，这种制造业实际上分成了更多的部门，而分工却不是十 分明显，因此较少被人注意。 所以我们且举一个微不足道的制造业为例，其劳动分工常常被人注意 ：制扣针业。即便再努力，一个没有业务经验且不会熟练使用机器(该机器 之发明可能也是劳动分工的结果)的工人，一天可能1枚针也造不出来，更 不要说20枚了。按照这种制造业的运行方式，不仅全部工作是一个专门的 行业，而且其中大部分部门也都分成专门的行业。一人抽丝，另一人拉直 ，第三人切断，第四人削尖，第五个人磨光顶端以便安装针头；做针头就 要求有两三道不同的操作；装针头是一项专门的业务，把针刷白，甚至将 针装进纸盒中也是一项专门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约分为18道工序。在 一些工厂，这18道工序分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当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 三种。我见过一个这样的小厂，那里只雇佣了10个人，有些人必须担任两 三道不同的工序。他们虽然很穷，必要的机器不足，却能每天造针12英磅 ，每英磅有中等大小的针将近4000枚。因此，10个人每天能制针4.8万枚， 就是说每人每天制针4800枚。如果他们全都独自分别工作，没有一个人受 过专门训练，那他们每人每天肯定不能制造20枚针，或许连一枚也造不出 来；这就是说，肯定不能完成他们现在由于适当分工和各种操作的结合所 能完成的工作量的1/240，甚至连1/4800也不能完成。 在其他各种工艺和制造业中，劳动分工的效果也总是与这种小制造业 一样，尽管它们之中的许多行业中的劳动不能如此细分，每项工序也不能 简化到如此简单的程度。但是在每一种工艺中，只要劳动采用了分工，生 产力就能取得相应的增长。各种不同行业和职业的各自分立也是这一好处 的结果。产业与生产力的增加程度很高的国家，其各种行业的分立一般也 极其细化。在野蛮社会中一人从事的工作，在进步社会中一般都由数人从 事。在所有进步的社会，农民一般只是农民，制造业者也只是制造业者。 而为生产任何一种完全的制造品所需要的劳动，却往往分由许多劳动者合 作完成。以麻织业和毛织业为例，从生产亚麻和羊毛，到漂白和烫平麻布 ，最后到呢绒的染色和整理都由不同的人担任。当然，农业的性质与制造 业不同，不容许做那么细致的劳动分工，也不容许将一种工作同另一种截 然分开。不可能把畜牧人的工作同谷农的工作彻底划分，像把木匠同铁匠 普遍分开那样。纺纱工同织布工几乎总是由不同的人分担，而犁地、耙地 、播种和收获则常常由同一个人进行；每年随季节重复着这些劳动，一个 人不可能只专门从事一种劳动。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这就是它 的生产力的提高总比不上制造业的主要原因。最富强的国家在农业和制造 业上当然都优于邻国，但制造业的优越程度必定远超过农业。富国的土地 一般都管理得较好，在土地上投入的费用也比较多，农业产品也与土地面 积、肥沃程度成正比。尽管生产量较大，但就比例而言，所得也不会大大 超过所花费的较大劳动量和费用。在农业方面，富国生产力虽然都比贫国 生产力高一些，但不像制造业那样悬殊。因此，如果品质相同，富国谷物 在市场上的售价一般不比贫国低廉多少。论富裕和进步的程度，波兰远不 及法国，但波兰谷物的价格与品质同优良的法国谷物相同。法国也许比不 上英格兰，但法国出产的谷物其品质和价格却大致和英格兰相同。然而， 英格兰的谷田比法国耕种得好，法国的谷田比波兰耕种得好。贫国的农业 管理尽管不及富国，但在品质及售价方面，贫国生产的谷物却能在相当程 度上与富国竞争。但是在制造业上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富国的土壤、 气候、位置都适宜制造业的情况下，贫国就无法与之竞争。法国绸比英格 兰绸又好又便宜，就是因为至少在现在原丝进口税很高的条件下，织绸业 不十分适合于英格兰，而更适合于法国气候。但英格兰的五金和粗毛织物 却远胜于法国。就相同品质的物品来说，英格兰货在价格上比法国低廉许 多。而波兰除了国家生存不可缺少的少数粗糙家庭制造业外，据说几乎没 有什么制造业。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们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这要归因 于三种情况：第一，每一个工人的熟练程度提高；第二，节约了由一种工 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损耗的时间；第三，发明了很多的机器，便利和简 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 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高势必增加他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的结 果使每个人的工作简化成某种简单操作，并使这种操作成为劳动者终生从 事的唯一职业，也必然大大提高他的熟练程度。一个普通铁匠习惯使用锤 子，但对于制造钉子很陌生，如果有必要让他试着去做，我相信他一天至 多只能做出二三百枚钉子来，而且做出来的也是劣质品。即使惯于制钉的 铁匠，如果不以制钉为主业，哪怕竭力工作，每人每天也制造不出800枚或 1000枚钉子。我曾见过几个不满20岁的专业制钉工人，努力工作时每人每 日能制造2300多枚。然而制钉决不是最简单的操作。如果只有一个人完成 整个过程，他必须承担鼓炉、调火、烧铁、挥锤、打制，在打制钉头时还 得调换工具。相比较而言，制扣针和制金属纽扣所需的操作要简单一些。 而终生以此为职业的人熟练程度通常也高得多。因此，在这样的制造业中 ，有些操作迅速得简直难以置信，若非亲眼见过，谁也不会相信人手可以 干得如此快速。 第二，从节约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所丧失的时间中所得来 的好处，比我们乍看之下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工人不可能从一种工作很 快地转到另一种在不同地点、使用不同工具的工作。一个农村织布匠如果 同时耕种一小块土地，他必须从织布机转换到田野，又从田野转换到织布 机，这必然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如果两种工作能在同一地点进行，损失的 时间无疑要少得多。但即使在同一地点场合，效果也是很差的。一个人把 他的手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时一般都要闲上片刻，当他开始新的工 作时也很少能全神贯注；犹如人们所说的，他心不在焉，注意力并不集中 在工作上，情愿干些无用之事，也不去干正经工作。如果一个农村劳力每 隔半个小时就得改变工作，每天几乎要干20种活计，他必然会养成闲荡和 漫不经心的习惯，几乎总是懒懒散散，就算最紧迫的情况下也不会让他全 神贯注。因此，除了熟练方面的欠缺，单是这个原因也必然大大减少所能 完成的工作量。 第三，即最后一点，我们肯定都知道，应用适当的机器能在多大程度 上简化和方便劳动。这就不必举例了。使劳动得以如此便利和简化的发明 最初似乎都是劳动分工所致。当一个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单一目标，而 不是分散在许多事物上时，他们就有可能更容易、更迅捷地达到目的。由 于劳动分工，每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某个非常简单的目的 上。因此，我们自然可以预期，从事每一种具体劳动的劳动者中总会有某 些人不久就会找出比较容易和迅速的方法去完成工作，只要工作的性质允 许做出这种改进。在劳动分工最细的制造业，大部分使用的机器最初都是 普通工人发明的，他们每个人都从事非常简单的操作，自然要用心去找出 完成工作的最迅捷方法。参观这些制造业的人常常会看到一些非常精巧的 机器，它们是工人们发明出来便利和简化工作的。最初使用蒸汽机时，工 厂常常雇佣一个男孩，他在活塞上升或下降时负责打开或关闭汽锅与汽缸 之间的通道。一个贪玩的孩子注意到如果用绳子把开闭通道活门的柄系在 机器的另一部分上，活门就能自动开闭而不需要他的看管，他就可以和伙 伴自由玩耍。自从这种机器发明以来，最大的改进之一就这样由一个想节 约自己劳动的孩子发现了。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