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危机中的选举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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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党政治、政党外交与国际政治。曾出版专著《大变局下的世界政党政治》，主编图书《政党政治与正当外交研究》在国内学术期刊、主流媒体发表文章近50篇。

内容简介

"第一节 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选举政治突出动向 选举通常被视为现代代议制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参与形式,也是推进民主进程的重要手段。但是受资本主义世界系统性危机及部分国家经济政治危机等影响，选举政治的动荡性和不确定性有所突出，选举改革也不能满足需求，加重了选民的不满和失望。 (一) 选举的不正常变动性有所增多 在资本主义国家选举政治中，政党、政治家重视取悦选民，以巩固和提升民意支持率，但是控制选举进程的是政党、政治家而非选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各类选举、全民公投日期呈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不少提前举行、少数延后举行。选举日期看似是一个时间问题，实际上涉及制度安排、政治力量对比以及选举形势变化等，影响重大。造成选举日期非正常调整的因素如下：一是部分国家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无力解决经济社会难题,被议会不信任投票赶下台,不得不提前举行选举。这种情况在比例代表制国家尤为多见，表现为执政联盟或少数派政府的骤然垮台。如2018年12月,圭亚那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反对党人民进步党提出的政府不信任案，推动内阁总辞并提前举行大选。当然，并非所有未通过议会不信任投票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都需要解散议会和提前举行选举，它们还可以通过政治操作或再次举行议会信任投票，以保住政府或重新赢得组建政府的权力。二是部分国家执政党和执政联盟基于国内政治形势尤其是阶段性的民意支持变化，主动选择提前或延后举行选举，以最大限度维护自身选举利益。此举有赖于执政党和执政联盟对政治形势的战略判断以及由此作出的战术调整。但上述做法既有可能产生预想的积极效果也有可能难以如愿。如2021年9月，加拿大自由党政府为改变少数派执政的不利局面提前两年举行大选，但在耗费巨额选举经费的情况下仍未能摆脱少数派执政的困境，引发部分选民和加国内政治力量的不满。三是部分政治动荡或“转型国家”内部斗争激烈，选举大为延迟。索马里、利比亚等部分国家内部派系林立，互不买账，对政治合作顾虑重重，使得国际社会期望的大选一再拖延。四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和扩散对部分国家选举产生一定影响，迫使有关国家不得不推迟举行选举。根据选举制度国际基金会的不完全统计，“仅2020年全球共有77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推迟举行各类选举119次”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国家选举日期的变动，有些是全民共识并得到广泛社会支持的,因而社会消极反应和政治抗争较少；有些则属于部分政治力量的临时起意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因而容易招致社会政治反感尤其是部分政党抵制选举、部分选民不参与投票。后一种情况，往往容易造成社会对立、对抗，并加剧选举政治动荡。 (二) 选举争议增多且影响突出 鉴于资本主义多党民主制弊端的日益显现,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投票和计票等活动往往并非和平有序,而是充满争议并产生一定的地区乃至全球影响。其突出表现为：一是以民粹式选举口号和语言煽动民心。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家在选举策略、选举口号中突出民粹主义色彩,释放破旧立新再现国家辉煌、打破外来干涉等信号，进而鼓动和刺激选民。当选民对现状不满而又无力改变时，其对持鹰派立场的候选人可能予以更多支持。但是民粹式、拍脑袋式的宏大承诺并非灵丹妙药，还可能演变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16年，菲律宾总统候选人杜特尔特为体现对法律和秩序的支持，抓住了中产阶级和部分选民的现实忧虑，承诺坚决打击非法毒品和犯罪行为，但被部分菲律宾人认为他“可能赢得选举但低估了真正的挑战” 。如果选后不能实现选举承诺,就可能出现政府“跳票”以及领导人失信的风险。二是以负面竞选抹黑和打击竞选对手。在资本主义国家选举政治中，丑化竞选对手也是胜选的一个重要法宝。不少国家政党、政治家面对深刻复杂的竞选环境往往祭出负面竞选策略，如揭露竞选对手的历史污点、家庭丑闻,公开通过竞选广告讽刺竞选对手的无能,暗中以竞选对手的名义散布虚假信息等。上述举措不仅会影响选举进程，而且会引发选民对选举制度的质疑。如2021年7月德国民调机构Forsa根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媒体管理局授权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71%的受访者表示在政治竞选过程中曾在互联网上遇到过虚假信息，而2020年同一民调数据则为66%。 尽管这种负面攻击可能有虚假成分，但是多少会对被攻击的政党或候选人产生一定消极影响,进而削弱其选举竞争力。三是以选举操控影响选举结果。这类问题往往具有强烈的人为干预色彩,涉及组织重复投票、买票贿选、暴力威吓选民、攻击或杀害候选人、推动选举委员会作出不公正裁决、争取国内外选举观察员刻意偏袒等情况。四是以技术性问题炒作选举舞弊。这些议题可能涉及选票分发不科学、邮寄选票丢失、选举观察员和监督员数量不均、选举投诉解决时限，等等。五是不接受选举结果。有些政党及其候选人(包括执政党及其候选人)缺乏公平竞争心态，要么一失利就指责选举不公或舞弊，要求重新计票或选举；要么对司法解决争议不满意，意图借助国外舆论和诉诸国际机构支持，以改变选举结果。 (三) 选民投票行为与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增多 一般情况下，在多党竞争体制中，选民对选情的理解及其具体投票行为有一定的确定性，但是随着社会利益多元化、政党碎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选民的心态日益复杂，投票意向和行为的不确定性增大。如英国选举政治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有所增加，“综合评估2010年、2015年和2017年的三次选举，49%的选民没有投票给同一个政党” 。其根本原因是选民对政治和政治家的不信任增多，难以确定候选人当选后采取何种政策以及候选人政策的具体实践效果，这无疑导致选民自身的分化日益明显。其一,部分选民仍聚焦于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调对身份和政治价值的认同。他们往往立场坚定，为捍卫传统价值和理念而斗争，系不少政党的核心选民但人数相对减少。其二，越来越多国家的选民对主要政党信心降低,使得摇摆选民有所增多。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选民对主要政党的无能、腐败等不满增多，对政治忠诚和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趋向冷漠，转而只关注选举结果可能给自身带来的利益。如2022年韩国总统大选，多数韩国选民对保守派和自由派失去信任，在投票上优先考虑自身利益，而不论候选人是谁及其所属的党派。摇摆选民不再局限于某些特定的群体，而是更为多元和分散。虽然这些选民投票意愿、投票意向不大稳定，但参与投票的比例往往能影响一些国家选举结果。其三，部分选民对魅力型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治家及新人素人的青睐不同程度增加。这表现在内外交困下，不少国家选民对传统政党、政治家的按部就班和无能为力感到失望，求变求新心态高企。因此那些反建制、反传统的民粹派政治人物以及政治新人素人受到青睐，成为一些国家选举中的“黑马”。其四，广大选民中的抗议性投票与求稳性投票并存。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国家选民对国家发展现状及执政党、执政联盟的执政业绩不满，持续组织示威抗议活动，并谋求在选举中给予执政党、执政联盟教训，进而推动政权的更迭。同时，也有一些国家多数选民考虑到在困难时期没有政党能在短期内化腐朽为神奇，而选择回归现实，给予相对有能力的执政党、执政联盟机会。这就使得部分国家执政党、执政联盟虽然面临较多困境并饱受指责，但仍有机会再次赢得选举并继续执政。 (四) 选举外包在争议中推进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采用电子投票技术并推进选举外包。一些营利性私人公司开始更多地介入选举服务，从事选民登记、民意调查、电子投票、选举策略支持等选举服务，以促进电子民主的发展。近年来西方选举外包公司快速发展，开发的选举相关软件明显增多，受到越来越多国家选举机构的青睐。其中，2000年成立于美国的智能投票技术公司Smartmatic重视提供服务选民和选举官员的创新技术，多年来为25个国家成功提供安全选举服务，有关国家选举委员会和选举官员还使用该公司技术制作了50多亿张选票。2001年成立的西班牙公司Scytl积极参与全球30多个国家的选举进程，提供在线选举服务等支持，其客户涵盖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瑞士、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外包公司提供的在线选举服务等产品，有着减轻选举机构负担、高效方便、环保、省钱、准确、安全等显著特点。受电子民主发展的影响尤其是扩大选民参加选举及决策过程的需要，不少国家选举委员会开始加大对选举外包的探索。如针对2019年印度议会选举中三分之一选民没有行使投票权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不居住在注册地选民无法投票的问题，印度选举委员会于2021年2月宣布将与印度理工学院合作开发用于投票的区块链系统，以便在印度任何地区注册的选民迁入城市后也能行使投票权。 但是纵观全球，在选举外包中使用的各种信通技术尚没有统一标准，需要使用方自行判断。这容易引发对选举风险以及对选举公正性的质疑。因为外包公司的选举服务产品并非没有缺陷，一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服务质量未达标或安全问题等瑕疵，就可能影响到选举的可信度，并引发选举争议乃至选举暴力。在2010年科特迪瓦总统选中，Scytl公司完成选票统计任务长达三个月，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本已对立的主要参选方对抗并导致大量伤亡。同时，过度依赖外包也容易带来政府部门的惰性。如在荷兰政府使用电子投票系统的20年中，“该国公共部门变得如此依赖私营部门，以至于荷兰政府失去对电子投票系统和选举过程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 (五) 选举制度改革逐步推进 选举制度往往随着主流政治力量以及多数民意诉求的联动而产生变化，以反映有关国家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一般而言，选举制度改革主要源自两个方面因素：一是执政党和政治精英认为选举制度改革有利于其更好地维护权力；二是尽管执政党和政治精英反对选举制度改革，但基于公众压力被迫进行改革。选举制度的改革可以通过全民公决、修宪，以及制定或完善选举法等方式来实行。近年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对选举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从而提高选举质量。其中多数属于内生性改革，部分属于内外因素共同作用带来的改革，还有一些则属于外力强加的改革。外部因素的持续介入对那些被外力推翻原有政权以及被“颜色革命”的国家而言，无疑增加了选举制度变化的复杂因素。如在萨达姆被推翻后，美国于2003年推动伊拉克建立新的选举制度，此后伊拉克持续推进选举改革。2005年，伊拉克通过选举法，将全国视为一个选区，规定国民议会选举基于政党名单进行，选民投票给政党，而不是个人，国民议会席位按照政党所占票数的比例分配。但是2005年以来每次伊拉克选举后重点工作都是政党谈判组建联盟并分配部长职位，得票最多的政党反而很少获得最高级的内阁职位，也很少领导执政联盟，这无疑增加了议会选举与获胜者及联合政府领导者之间的疏离感。2009年，伊拉克对选举法进行修订，将全国划分为18个选区，每个省为一个选区，并根据其人口分配一定数量席位。2020年11月，时任伊拉克总统萨利赫签署新的选举法，将全国选区数量从18个扩大至83个，规定候选人将以个人而非政党身份参选。上述一些国家在选举政治重构或恢复方面，表现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民主倒退”，进而引发部分民众或选民的怀旧情感以及对改革的新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