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理学的真精神

作者简介

杨祖汉，原籍广东新会，出生于香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及香港新亚研究所哲学组硕士，曾任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儒学与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庸义理疏解》等。

内容简介

《宋元学案》起初是由黄宗羲编纂的，后来经过好几位学者增补才完成。黄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人称他为“梨洲先生”。他生于明朝神宗万历三十八年，卒于清朝圣祖康熙三十四年（1610─1695年）。他父亲黄尊素是明神宗和熹宗时的名臣，忠贞刚烈，不幸被奸臣魏忠贤陷害而死。这时黄宗羲才十六岁，已博览群书，学识超卓。他遵从父亲的遗命，拜父亲的至交好友刘宗周为师。刘宗周，字起东，学者称“蕺山先生”，是明末最有成就的儒学大师（他的生平及学术，请参阅《明儒学案》）。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入北京，思宗自缢，明福王即位于南京。这时清兵已入关。第二年，清兵破李自成，又攻陷南京，明朝亡，刘蕺山先生绝食殉国，黄宗羲则联络志士，从事反清复明的工作，可惜无功，后来便隐居家乡，专心从事著述。黄宗羲在学术上的成就很大，他和顾炎武、王夫之被后世称为“清初三先生”。后来清廷曾一再请他出来任官，他都不肯。他一生所著的书很多，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明史案》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著作，其中的《明儒学案》及《宋元学案》，乃是宋元明三代最完整的学术史。 黄宗羲先写《明儒学案》，完成后再写《宋元学案》，但只写好一部分便去世了，由他的儿子黄百家继续撰写，但并未把这书完成。隔了许多年，这书的稿本为清儒全祖望得到，他便全力加以增补，费了十年的功夫，《宋元学案》才大致完稿。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生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卒于乾隆二十年（1705─1755年）。他虽未能见到黄宗羲，但对梨洲先生的学问很是景仰，可以算是黄梨洲的私淑弟子。在现在的《宋元学案》中，属于黄宗羲父子所写的部分只有十分之三四，其他大都是全祖望增补的，所以《宋元学案》可算是黄宗羲父子及全祖望合写的。全祖望在五十一岁时得病，在《宋元学案》还没有来得及付印时便去世了。稿本交由全祖望的学生卢月船保管，卢月船加以抄录誊正，又和黄梨洲的玄孙黄璋讨论商榷，但尚未抄录完毕而卢氏又卒，全氏原稿及卢氏抄本便藏在卢氏家中，子孙世代保存。另外黄璋又从卢月船处得到全祖望的底稿，黄璋和儿子黄征先后抄录誊正，补正许多缺漏。至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这书才由王梓材及冯云濠两学者根据卢氏及黄氏两稿本校刊出版，王梓材也做了许多校补工作，才成为现在的《宋元学案》一百卷，这时已是黄宗羲卒后的一百四十三年了，这书耗费了好几代人的精力才告完成，由此可见古人对学术的热爱及谨慎从事的精神。 在《宋元学案》一百卷中，属于两宋部分的有九十四卷，其中有好几卷分了上下，所以实数是八十二个学案，属于元朝部分的只有六个学案。每一个学案通常是代表一个学派，每一学案大部分以该学派的创始人或最重要的人的名号为名称，如卷一《安定学案》便以胡瑗（人称“安定先生”）为学案的名称，学案中除叙述了胡瑗的生平学术外，又叙述胡瑗的门人弟子及和他论学的朋友的生平学术。每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都有传略、学说及附录三部分。传略是记载该位先生的生平及学问大概，学说是抄录他的著作中的重要部分，而附录则杂记他的遗事，以及当时的人或后人对他的评论。每学案前都有附表，用列表的方式表示出学案中各人相互间的关系，师友的渊源，非常清晰明白，也使人很容易便可以掌握当时的学术界的大概情形。这些表大部分是王梓材所补的。著录在学案的宋元儒者，共有千余人。 二 我国宋元明三代（960─1643年）六七百年间的思想学术界，是儒学在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在春秋战国时，因为孔子孟子的兴起，而奠定了儒家学说的义理纲维。孔子一方面继承了古代传统的学术，整理了《诗》《书》《礼》《乐》等经书，保存了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指点出人的真生命、真精神──仁，赋予了传统学术文化新的意义，豁醒了人的内在的精神生命，使人能在实践仁义时，了解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孟子则根据孔子所说的仁而说本心，指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心是人人都有的本心，亦即仁义礼智等理，因此仁义礼智等道德的理是在人的心中的。只要人时刻保存他的本心，不断地扩充，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最完美、最理想的圣人，而世间也会有最理想的政治。于是从人的有本心便肯定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那么人性当然是善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人的可贵处，便是因为可以实践仁义礼智而成为圣人。孟子说本心、性善和保存扩充，便已将儒家学问的内容全部表明出来。人的保存涵养自己的本心善性，不断扩充，便可成为圣人，这是“内圣”（从自己的生命内部下功夫，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而成圣成贤）的学问；把本心善性推出去用于家国天下，便可以有理想的政治，那是“外王”（把理想实现在世界上，使一切人都过着合理的生活）的学问。这便是儒学的全部内容。儒家所说的学，是指示这“内圣外王”之学，并不只是读书求知识。 在孔孟之后的《易传》及《礼记·中庸》的不知名作者，顺着孔孟的义理推进一步，认为人的仁义礼智的本性，便是天理天道。所谓天理天道，即是使宇宙间的一切能存在的最高的法则。天理天道是无穷无尽的，能不断地创生一切，使一切能生生不息。《易传》及《中庸》的作者都认为，天理天道的内容便是仁义礼智。人性和天理在内容上是一样的，如果人能保存他的本心，又不断地扩充，便是把具有无限意义的天理天道实现在自己的生命中，于是自己便具有无限的意义和价值。只要人在日常生活中，本着本心本性去做，便会产生一切德行，成就种种该做的事情。人自然便会孝父母、爱兄弟、信朋友……当人在孝父母、信朋友时，内心不只是感觉到孝悌忠信是人所应做的，同时也会感到那便是天理所在，是人所绝对不能违反的，这时心中便会产生最大的快乐。而且这孝悌忠信的行为，是要不断推广的，人要用仁义之心来对一切人一切物，好像天地的包容一切、长养一切一样，人能够这样，便和天理天道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可和天地并立的有无限价值的人。于是人在实践道德的过程中，便可以体会到天理天道，而使自己的生命充满着无限的意义。 儒学这种义理、生命智慧，实在可以稳定住一切人间正常的生活，使人在伦常日用中体会到无限的意义和价值，而不必在人生之外另寻一个天国，也不必出家修行。这实在是人生的正道，大中至正之教。所以儒学后来便成了中国思想学术的主流，启发了所有中国人的道德理想，调护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 在孟子之后的荀子，也是儒学大师，很能道出礼乐教化的意义，但他并不能了解孟子的性善说，而认为人性是恶的，因而强调后天的学习教养，他对于道德心性、天理天道的了解便有了偏差，不能承接孔孟所创发的内圣学的真精神。秦代焚诗书、坑儒生，儒学的真面貌更黯然不彰。两汉四百年，大抵都以儒学作为政治教化的指导原则，但对于儒学的真精神，也是很少有人能了解的，这时期并没有一个能阐发真正的孔孟之学的纯粹儒者。这期间的儒者，大都用心在如何把儒学理想实现在政教及注释经书上，对于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本心善性，反求诸己以豁醒真生命，是没有相应的了解的。于是后来儒学便逐渐失去了活力，不能作为当时人生命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到东汉末年，一方面是道家思想盛行，另一方面是佛教教义的逐渐传入。从东汉末年起，经历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共七百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思想界都是佛道的天下，其中以佛教的力量最大，大部分的聪明才智之士，都被佛门吸收了去。 佛教及道家（后来有人根据道家的修养方法而追求长生，成立了道教）两派，都有很高深的理论，而所面对、处理的，也是人生中的真实问题，所以很能吸引人。但佛道两教都是从人生负面的烦恼、执着入手，对于儒家所指出的人生的正常面、光明面，并不能正视，对于政治教化、伦理之道，并没有积极地肯定，于是就作为人生的指导原则来说，佛道都不免是偏颇的。若是有儒家思想做主，佛道都会是很好的辅助力量、很好的教路，但若要取代儒学的主流地位，以佛道做主，便会有很大的弊病。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大乱，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则只保存在北方的一些士族中，凭着北方士族的家庭教育，保存了儒家的政教理想。隋唐两代能够重新统一中国，形成前所未有的昌盛局面，所凭借的正是北方士族所保存的儒家政教理想。 虽然说隋唐的统一的盛运，是儒家的政教理想所致，但在隋唐三百年间的思想界，儒学还是不能抬头，还是佛学的天下。因为经过了长期的吸收消化，佛教已经中国化，中国人在这时开始以自己本身的智慧，顺着原有的印度佛学的教义而往前推进，创立了中国佛学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这些宗派的教义，都不是印度原有的。其中的禅宗，后来更是风行天下。这是佛学在中国的黄金时代，一般读书人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佛教的教义理论上。这时候代表儒学出来和佛教相抗的，只有一个韩愈，而他是一位文学家，对于儒学的理论，并没有很深切的了解，因此他只能根据常识来反对佛学，这当然是不足的。韩愈也提倡师道，希望改变当时的读书人的浮夸而不切实的风气，但韩愈本身的学问人品，并不能达到足为世人所共仰的地步，因此韩愈只能成功地发起了一次古文运动，而不能使儒学复兴。在唐代中叶以后，武人割据，中央政府命令不能通达地方，政治愈来愈混乱，民变四起，在唐朝末年以至五代十国的几十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黑暗时代，可以说已经不像是一个人间。在这大乱的时候，人便慢慢反省到，人要真正做一个人，人间要像一个人间，乃是最重要的事。人不像人，人间不像人间，一切都不能谈。于是儒学的重要性便逐渐为人了解，就是佛教的大师，在五代时也有劝人读韩愈的文章及儒家的经典的。可见他们也反省到，只有儒学才能稳定人间，而只有人间稳定了之后，才有佛教可讲。 三 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幸而被宋太祖结束了,但中原元气已大伤，许多疆土都被侵占了，宋代的立国实在十分艰苦。宋代的读书人眼见唐末五代的大乱，以及当时中国处境的艰苦，在内心中自然便产生出无比庄严的责任感，而要以天下为己任，加上宋太祖极力提倡文教，优礼读书人，儒学的复兴运动于是便逐渐展开。 宋代儒学最早的人物，是胡安定（瑗）孙泰山（复）两位先生，他们一同在泰山苦读，学成后便用经学来教育弟子，他们所教过的弟子有几千人，大都能成才，这对当时的学术风气有极大的影响。胡安定为人沉潜笃实，而孙泰山则高明刚正。徐积是安定最出色的弟子，所以有安定的风格，而石介的疾恶如仇，力攻佛道之学，便接近泰山。石介对孙泰山严执弟子的礼数，更对当时的风俗起了很大的改良作用，师道的尊严，在这时才真正再次建立起来。除这几位外，当时的几位著名大臣，如范仲淹、司马光、吕公著、欧阳修等，都能提倡儒学，奖励后进人才，而他们的人格，更是纯粹光明，最值得人效法。他们对当时的教育、政治，有莫大的影响。但以上诸位先生都未能对儒学的义理有深刻的体会，只能算宋儒中的先驱人物。 第一个能把握先秦儒学真精神的宋儒是周敦颐。周敦颐的学问没有明显的师承，大概是他自己体悟出来的，没有经过老师的传授。由于他曾和佛道的人来往，于是后来有些人便说他的学问夹杂有佛教道教的成分，其实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言论，周敦颐的著作中所显示出的义理，纯粹是儒学的基本义理。他以《中庸》所说的诚来比配《易传》所说的乾元，体会到天理天道是最真实的，是生生不已的，而人的仁义礼智即是天道的呈现，于是人的成圣，便合于天道，这的确是地道的儒家式的智慧。从周敦颐开始，儒学的精义才重新为人所了解。周敦颐以后，大儒辈出，使当时的思想界显得极为热闹，在河南洛阳，有程颢程颐兄弟，在陕西，则有张载。程氏兄弟在少年时曾问学于周敦颐，但二程的学问并不是直接从周敦颐处承接而来，而是他们自己用了十多年的功夫研究体会而得的。程颢资性和粹，充养有道，最受当时人景仰，而他的学问更是圆融通透，境界最高。程颐性格刚严，不像程颢和粹，而学问见解和他哥哥也不太一样，但当时的程门弟子并不能觉察两位程先生学理上的不同。程颐比程颢晚死二十年，这二十年间，他不断地讲学论道，使儒学达到了空前的昌盛。虽然在政治上他很不得意，晚年更被贬远方，但恶劣的环境却成了他修心养性的最佳场所，也激起当时百姓对儒者的崇敬，对儒学的重视。张载则是北宋各大儒中立说最有理论系统的一位，无论是对佛道的批评，或对儒家本身义理的阐明，都非常正确严谨。由于周、张、二程几位的努力，儒学的内容意义才真正为人所明白。当然他们也有新的思想，并不完全是墨守先秦儒家的说法，但他们的新义都是儒学的合理引申及发展。如张载便造了很多新名词，如太虚、气、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等，但名词虽新，所表示的都是儒学本有的义理。所谓儒学的本有的义理，是指前面所说的，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本心、性善，以及《易传》《中庸》所说的天理天道即是人的道德之性等。 因周敦颐号“濂溪先生”，后人便称他的学问为“濂学”：二程住在洛阳，于是被称作“洛学”；张载是关中（陕西地方又叫“关中”）人，所以被称为“关学”。当时有一位邵雍先生，和周、张、二程等同时，而年龄稍大，也是当时的著名儒者，但他的学问并不是纯粹的儒学，所以一般都不以他为北宋正统派的儒者。 濂、洛、关三派中，周敦颐没有正式的传人，张载的关学在当时和二程的洛学一样的兴盛，门人弟子很多。张载教人，以礼为先，关中风气因而变得像古代般淳厚，他的弟子吕大钧又推行“乡约”运动，教化地方，很有成效。可惜不久便是“靖康之难”，北宋亡，关中一带饱受战火的蹂躏，张载的门人弟子四散，关学便衰微不振了。 二程的洛学则是一直绵延不断，弟子散布各地，都能谨守师说。其中以谢良佐、杨时、尹焞最有成就。谢良佐气质刚毅高明，议论横厉风发，他很能把握程颢的学说要点，他说仁是觉，是生意，说得很是具体活泼，后来胡安国便由于得他的指引而了解洛学精义，胡安国的小儿子胡宏更能将北宋周、张、大程的学问消化融会，开出湖湘一派的学术。杨时的气质和平，议论平缓优游。他很得程颢的喜爱，当杨时辞别程颢而南归时，程颢目送他，说：“我的道将传到南方去了。”所以杨时这一系统，被称作“道南系”（又因杨时是南剑人，故又称“南剑系”）。杨时的寿命长，“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后，他便在南方努力传扬儒学，弟子非常多。其中最得杨时真传的，是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而李侗则是南宋大儒朱熹的老师。尹焞的年辈较少，他未见过程颢，追随程颐十多年，专心从事于持敬涵养的功夫，学问品行极为醇正，宋高宗曾说他的行为便是一部活的《论语》。 以上是北宋儒学的大概。南宋儒学并不因“靖康之难”而中断，而且更为昌盛，但当然儒者的活动范围要往南移了。胡宏是宋室南渡第一个儒学大师，他所著的《知言》，后来的吕祖谦说胜过张载的《正蒙》，虽未必是这样，但《知言》的义理的确很是精微，足以承接北宋诸儒的学统。因为当时秦桧当政，胡宏和他的兄弟都隐居在湖南衡山湘水一带，不肯出仕，于是他们便被称为“湖湘学派”。胡宏的弟子最著名的是张栻，但张栻在胡宏的门下日子不长，对胡宏的学问未能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后来当朱熹因对胡宏的说法有所怀疑，而和张栻讨论时，张栻便不能稳守胡宏的说法。胡宏的其他弟子虽多能谨守师说，但因都处在湖湘一带，稍微偏僻，不能产生大的影响，而且大都短命，于是湖湘学统便不能延续下去了。 朱子（熹）是南宋以来最受尊重的大儒，一般人都认为他是宋代儒学的集大成的人，他一生不断讲学著书，他的理论及著作都有很大的权威性，是被南宋以后大多数的读书人所遵从的。但朱子其实只继承了小程子（程颐）的学问，主张先要以敬来涵养内心，心涵养久了，便会清明，便能明理，但明理非要通过格物（研究事事物物）不可，把心知的灵明运用在事事物物上，便能明理，能明理，人的行为便有可依循的法则，便能使行为合理而无差错。朱子这样的理论，并不同于孟子所说的本心的意义。本心本身便是仁义礼智等理，理是本来就具备在本心中的，只要人能反省自觉，便可觉察这理，所以道德实践的最切要的功夫，是反省自觉，而不是格物穷理。当然朱子所要明的理也是道德的理，而不是科学的理，我们不能混乱。朱子这说法不同于先秦的孔孟，也不同于北宋的周、张、大程，他是承继小程子的学理而发扬光大，成为另一套大系统。因此他对谢良佐的以觉说仁的说法，对胡宏的知言，都深表不满。 朱子是福建人，后来的人便称他的学问为“闽学”，而濂、洛、关、闽后被称为“宋代儒学四大派”。 和朱子同时，江西的陆九渊是南宋另一位儒学大师。他的学问并没有师承，他自己说是“读《孟子》而自得之”，他不满意朱子所说的持敬穷理的说法，认为朱子学不见道。他教人在心上作明辨义利的功夫，只要义利辨明，人的本心便自然呈现，本心一呈现，理便在其中，顺着这本心，便自然能孝悌忠信，不需要往外面格物穷理。陆九渊的学问完全是根据孟子而来的，但朱子却说他是禅学，两家的门人后来便争论不已，朱陆异同，便成为南宋最重大的学理争论。 和朱子及陆九渊同时，在浙江东部有一群重视实际的功效，而不喜欢谈高深理论的学者，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吕祖谦、陈傅良、陈亮、叶适等，其中以陈亮和叶适较为激烈，陈亮认为有了实际上的事功，便即是有道德。叶适则认为曾子、子思、孟子以至二程的洛学，都不是道的原本传统，因他们都是不切实用的空谈理论，而没有客观面的事功上的成就。陈、叶二人这些说法，都未免有偏差，在学理上是不大说得通的。而他们之所以会有这些说法，是因有感于那时南宋国势愈益危弱，于是便把注意力集中在实际的事务上，希望通经术以致用，但他们实际上并未有重要的事功表现，却以重视事功为理由来反对心性之学，这未免是本末倒置。 朱子的门人弟子是两宋儒者中最多的，但大多死守朱子的说法，能有创发性见解的人很少，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蔡沈父子、黄干及陈淳等。稍后有魏了翁及真德秀，虽未曾及于朱子之门，但都宗朱子之学，成就则比朱子的门人弟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魏了翁的学问见解更是卓越不凡，并不为朱子见解所限。 陆九渊的门人也很多，当他在象山讲学时，来问学的学者共千余人，极一时之盛，但后来卓越有成的并不多，其中以杨简、袁燮、舒璘的成就较大。杨简天资高，最得陆九渊的真传，所以陆门弟子以他最有影响力。 朱陆的门人弟子一传再传，直到宋亡元兴的时候，固有文化受到战火摧残，儒学一落千丈。其中虽然有几位儒者在艰苦支撑，竭力维持学脉道统，他们的精神固然可敬，但在学理上并没有什么发展。儒学要到明代的王守仁起来，才有另外一番新面目。 四 原本《宋元学案》的篇幅很多，所叙述的人物共有一千多人，学派亦很繁杂，我们现在只能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来叙述。比起原书来，分量实在太轻，遗漏太多。而且这些儒者所说的学理，都不是简单几句话所能够解释清楚的，所以在语译出来的各段落之后，常要详加解，既要解释，便一定有编者的意见在，不能完全客观，亦不能完全采取原来的编著者（黄宗羲、黄百家及全祖望等）的意见。 我们现在不按照原著的以学案为主体的体例，而以人物为主，大体上每一个人物在原著中都占一个学案。其中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胡五峰、朱子、陆象山等是两宋最重要的儒学大师，所占的篇幅较多，解释亦较为详细。其中朱子及陆象山两章的材料有些是在原本《宋元学案》之外的。关于各家的学问理论的解说，主要参考牟宗三先生的《心体与性体》（台湾正中书局）、《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湾学生书局）及蔡仁厚先生的《宋明理学·北宋篇》《宋明理学·南宋篇》各书。所用的《宋元学案》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版，又曾参考陈叔谅、李心庄《重编宋元学案》（台湾正中书局）及缪天绶《选注宋元学案》（台湾商务印书馆）。 一、胡安定先生瑗（993─1059年）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今属江苏省）人。他的先世原居陕西安定，所以学者称他为“安定先生”。胡安定七岁便能作文，十三岁时便读通五经。家贫，不能自给，他便往泰山（在山东省）和孙复、石介二人一起读书，生活很刻苦，常整夜不睡觉。他在泰山一住便是十年，中间未曾回家一次。每有家信来，他拆开看时，只要看到信上有“平安”两字，便不再看下去，立刻把信抛下山涧中，他是恐怕把信看完会扰乱自己切志求学的心志。今日泰山南麓有一座栖真观，便是他们当年苦学用功的地方，栖真观旁有一条投书涧，便是因为胡安定的投书而命名。他自信已学有所成后才下山。初时在吴中（今江苏苏州吴中区）教授经学，后来名臣范仲淹知道他是有学有德的大儒，于是便聘请他做苏州州学教授。范仲淹的儿子亦向胡安定问学。后改任湖州（属浙江省）教授，他在苏湖地区任教共二十年，他的教法，后来被政府采用于京城的太学。后来他被召入京管理太学，四方学者蜂拥而来，使馆舍不能容纳。他一生教过的弟子共有一千七百余人，大都是有用的人才。他教学生，能以身作则，虽是大热天，也一定穿着整齐，严格执行师生的礼仪。他视学生如自己的子弟一般，学生亦爱他如父兄。他教学的内容非常详备，分经义、治事两门。凡是志气远大，聪明通达，可当大任的，便使他们明六经义理。治事则一人各专攻一科，又兼修另一科，有政治、军事、水利、历算等科，很像现代的分科教育。他要学生住在一起，使他们常常互相讨论，亦常召见学生，要学生说心得，而亲自裁定对错。他能顺各学生的禀性高下、兴趣所近来教导，所以他的学生大多成材。当时主管考试的礼部所录取的人才，十之四五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都有一种特别的风格和气度，当他们走在街上，别人一看，便知道是胡先生的学生，可见他的感化力的伟大。闽县（在福建省）刘彝是安定的高弟（出色的弟子），后来宋神宗问刘彝：“胡瑗和王安石（神宗时的宰相）两人，哪一个比较好呢？”刘彝答道：“我的老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来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还在为科举考试而努力读书。我听说过，圣人的道，有体（根本），有用（作用），有文（显现于外的条理仪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是体；《诗》《书》、史传，可做后世的典范，乃是文；而将这些道理典范运用到天下国家上，使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便是用。我朝（宋朝）几代以来的开科取士，都不以体用为主，而只崇尚浮华的辞章，所以社会风俗愈来愈浇薄。我的老师深切了解这毛病，于是以明体达用的学问来教授学生，辛勤二十多年，从苏湖地方而至太学，经过他教导的学生不下数千人，今天学者之所以能明白圣人之道，都是胡先生的功劳，王安石哪能比得上呢？” 刘彝虽是胡安定的学生，但这段话说得十分公允，并无半点溢美，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教育的重要性。胡安定先生首先是苦学十年，然后是献身教育二十多年，终于为国家培养出许多的人才，而且也扭转了当时的学术风气，以至社会风俗，他实在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从胡瑗开始，儒学才真正在宋代复兴。 胡安定的著作有《周易口义》及《论语说》等。下面选录几条胡安定的《论语说》： “子贡之所以说孔子是没有人能及得上的（好像天不能用梯子爬上去一样），是要特别强调孔子的伟大。但其实孔子也是经过多方的学习，以及向许多人请教，才成为圣人的。” “朋友是辅助自己向上，使自己养成良好品格的，因此，不能交不能使自己向上的朋友。孔子曾说，我死后，子夏会日益进步，子贡则会日益退步。因为子夏喜欢和比他好的人相处，子贡则相反。” “子路每次听到了孔子的教诲，便一定要实行出来，如果他一时还未能实行，便害怕再听到孔子的教诲。其实不只是听到孔子的教诲要这样，听到或看到任何好的言语、好的行为，都要这样，马上实行。” 在胡安定众多的弟子中，最能承继他的学问和志业的是徐积。 引领华文世界40年扛鼎之作 数百万读者奉其为经典入门的必读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