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帝：全二册

作者简介

高阳（1922—1992），著名历史小说家，代表作有《李娃》《明朝的皇帝》《慈禧全传》《胡雪岩全传》等。高阳注重历史考证，文字冷静生动，读起来轻松畅快，读者仿佛身临历史现场，其作品被评为“华语历史小说不可逾越的高峰”。

内容简介

第二章 夺门之变 一 宣德年间民生乐业 明朝有个很够格的皇帝，那就是宣宗。自燕王以“靖难”之名，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帝系即由长房移转到四房，燕王即位为成祖，在位二十二年传仁宗；仁宗在位未一年而崩，传位宣宗，年号“宣德”。 《明史?宣宗赞》说，宣德年间：“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又说宣宗“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大致一个皇朝在统一四海、与民休息之际，能出一个好皇帝，就必有一段太平盛世出现；而此皇朝，亦就靠此造成太平盛世的深仁厚泽站住脚，享国至数百年之久。汉朝的文、景，唐朝的贞观、开元，宋朝真宗、仁宗之治，以及明朝的仁宗、宣宗都是如此。 可惜，明宣宗与宋神宗一样，都只活到三十八岁；英年早崩，社稷苍生的大不幸。在宣德享祚的十年中，朝势之美，史不胜书，唯一的缺失，就是纵容内监，设“内书堂”，简文学之臣教太监读书，并使太监“秉笔”批本。太祖定制，内侍干预政务者斩；既令秉笔，则太监不得不与内阁打交道，因而逐渐与外廷交结，太祖的遗命至此不行，遂启一代宦官之祸。就此层而论，不能不说宣宗不肖；而纵容宦官的结果，就在他儿子身上便生巨祸。得失兴亡，因果历历，只是种因者往往不及亲见，此所以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荒谬。 宣宗崩后，皇太子祁镇即位，时年九岁，是为英宗。宣宗在位时，孙贵妃以殊色得宠，胡皇后无故被废，孙贵妃被册为皇后。但孙贵妃得以正位中宫，虽说出于恩宠，也因为她“生”了皇长子，而此皇长子实在是宫女所生，为孙贵妃假装怀孕，取而为子。及至继位为君，当然没有人再敢提他的生母了。 明朝的年号，都是“从一而终”，唯一的例外就是英宗，第一个年号定为“正统”；内阁拟此二字，是不是要特意表明他为“嫡出”之子，很值得玩味。但当宣宗初崩时，外间有召襄王入承大统的传说。襄王名瞻墡，仁宗第五子，与宣宗同为张皇后所出，封在长沙，颇有贤声，在“国赖长君”的原则下，兄终弟及，亦非无此可能。 二 委任股肱四海大治 这时的决定权操在张太后手里。明朝多贤后，高祖马皇后、成祖徐皇后、仁宗张皇后，三代均有懿德。这位宣德朝的张太后，为她本身着想，应该立襄王，因为这一来，她的身份不变，仍为太后；而立皇太子祁镇为帝，她就成了太皇太后，祖母与孙子，关系到底隔了一层。但是张太后选择了孙子，《明史?后妃传》记： 宣宗崩，英宗方九岁，宫中讹言，将召立襄王矣。太后趣召诸大臣至乾清宫，指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群臣呼万岁，浮言乃息。 由此可见，她的措施是很贤明的。大致皇位的继承，以父子递嬗为正格；兄终弟及，会发生三种弊病：第一，一弟继则另一弟亦可继，因而遭致骨肉间觊觎皇位的奇祸；第二，一朝天子一朝臣，藩王入承大统，则王府僚属即为从龙之臣，与先朝旧臣争夺权势，必致引起大局的不稳；第三，继统不继嗣，宗庙的祭典发生麻烦，如世宗的“大礼议”，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因此，以社稷为重的太后，如宋朝的宣仁太后和这位张皇后，都依正规行事。而反面的例子，则是慈禧太后，同治崩后无子，应择“溥”字辈近支皇裔继统继嗣，而慈禧为求复得长期垂帘听政，召载湉入宫，私心自用，终于覆清。相形之下，张太后又有可称。当时群臣请她垂帘听政，她说：“毋坏祖宗法。”只传懿旨罢一切不急之务，尽心勉励幼帝向学，委任股肱，四海大治。 “股肱”者：杨士奇、杨荣、杨溥，史称“三杨”。执政都是二三十年，都享大年，缔造太平而享太平之福，真正是所谓“太平宰相”。《明史?三杨传赞》： 成祖时，士奇、荣与解缙等同直内阁。溥亦同为仁宗宫僚，而三人逮事四朝，为时耆硕，入阁虽后，德望相亚。是以明称“贤相”，必首“三杨”。均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几，协力相资，靖共匪懈。史称“房杜”持众关效之君，辅赞弥缝而藏诸用；又称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三杨其庶几乎。 正统初年，内有贤后，外有“三杨”，在明朝历史上，是为全盛时期。 三 太监王振擅作威福 不幸的是，“三杨”也犯了很大的一个错误。这要从王振谈起。王振是个太监，他的出身很奇特，可能是自有太监以来独一无二的。据孟森《明代史》考出明朝严从简的《殊惑周咨录》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王振，山西大同人。永乐末，诏许学官考满乏功绩者，审有子嗣，愿自净身，令入宫中训女官辈。时有十余人，后独王振官至太监。世莫知其由教职也! 所谓“学官”就是地方教育官员，其首长在府为“教授”，在州为“学正”，在县为“教谕”，以下都有“训导”为佐理，“月课士子之艺业而奖励之”，向来是极清高的官职，想不到会净身去做太监。 就因为王振的出身“不凡”，所以在宣德年间被选入侍东宫。英宗一直称他“先生”，则可知曾为教英宗认方块字的启蒙老师。英宗对他极其信任，即位以后，授为“司礼监”。而王振可能颇为向往永乐的武功，所以从小就鼓励英宗“阅武”，“北狩”之祸，种因于此。 王振的擅作威福早见端倪。张太后一死，更无忌惮，秉笔批本，大权独揽。而在张太后生前，大约是正统二年正月，张太后曾经要杀王振，《明史纪事本末》叙其事如下： 太皇太后张氏尝御便殿，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被旨入朝，上东立，太皇太后顾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顷，宣太监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颜色顿异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颈，英宗跪为之请，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岂知此辈祸人家国，我听皇帝暨诸大臣贷振，此后不可令干国事也。” 张辅是武人，胡以周游天下访知建文帝的踪迹受知于成祖，才具不及“三杨”。君子责备贤者，后世多以“三杨”不乘时机诛王振为可惜。而以后数年，“三杨”竟不能不敷衍王振。 四 禁宦官干政的铁碑 王振只有张太后能约束他。张太后的方法是，每隔几天，遣太监到内阁问“三杨”近日施行何事，如果其中有出于王振独断而未经内阁会议的，张太后一定会把王振找来骂一顿。这样骂到正统七年十月，太皇太后驾崩了。 当大渐之际，“三杨”只剩了“二杨”——杨荣已死，杨士奇和杨溥被召至寝宫门外，张太后命太监问“二杨”国家还有什么大事未办。杨士奇举了三件事：第一件，“建庶人”——当时对建文帝的官式称呼——虽亡，应该修他的实录；第二件，成祖曾有诏令，谁收藏方孝孺等人遗著的，处死，这条禁令应该取消；第三件未及奏上，张太后已崩，因而史书没有记载，但可以断言的是，决非裁抑宦官的权势。 老太后一死，王振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盗碑”。太祖年间，鉴于前代宦官之祸，特意造一面三尺高的铁碑，立于宫门口，上铸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王振进进出出，看得刺心，把这面碑悄悄移走。照律例言，这是死罪，但没有人讲话。 到了正统十一年七月，“三杨”均已下世，阁臣的次序为曹鼐、陈循、马愉、苗衷、高穀，除了马愉以外，其余四人都是“三杨”在日王振所荐。曹鼐、陈循都是状元，但亦都是庸才，加以举荐之恩，因而王振得以肆无忌惮。当然，主要的是他能得到皇帝的宠信。 英宗对王振，不仅宠信，实为敬惮，此亦是不可解之事。正统六年九月，明朝称为奉天、华盖、谨身的“三大殿”及乾清、坤宁两宫落成，大宴百官。照规矩，宦官不得参加外廷的大宴，王振自然很不高兴。等皇帝派人来问“王先生”在干些什么时，王振正大发脾气，他说：“周公辅成王，我就不能在那里坐一坐?”皇帝听得这话，皱了半天的眉，下令开东华中门召王振，百官都在门外迎拜，王振才转怒为喜。 这时张太后还在，王振已经如此，于此可见，张太后左右早已为王振威胁利诱，控制在手下，他的作威作福，根本就没有人敢去告诉卧病深宫的张太后。 这样到了正统十四年，终于激出“土木之变”。 当代历史小说家高阳力作！风云起伏的明代历史，写尽众生百态。好读好看，装帧精美，大气双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