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书系:遥想大学当年：我的大学

作者简介

邹树文（1884—1980），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京师大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曾任金陵大学、北京高等农业专门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教授兼江苏省昆虫局代理局长，浙江省昆虫局局长，中央大学教授兼农学院院长等。 李济（1896—1979），湖北钟祥人。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23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成立后，长期任该组主任，并曾亲自主持安阳殷墟的最初几次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卓有贡献。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后，曾任该所所长。

内容简介

总 序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他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 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路”。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清华八年 李先闻 清华学校校址，在海甸西面。圆明园故址，离校不远。报到那天，吴老先生领着我们全体四川学生，坐火车到清华园站，然后步行到校。我当时紧张骇怕，进到校里，有进大观园的感觉。 有位张同学，在北上的途中，因擅自出去嬉游，被吴视察报告“行为不检”，当即开除。我和夏彦儒捏了一把汗，因为吸烟的事幸未被发现，才得住进清华园，一住就是八年。 我们入学时，周诒春（寄梅）先生当校长。陈筱田先生当斋务长（同学背后都叫他陈胖子），管我们生活德育，剃头、洗澡他都要过问。学生的钱，用存折支领，折子放在银行里，所以他能明了各个学生的用度。规定两星期写一封家信，大家一律穿蓝布大褂和布底鞋，不许出校门，见到校长时，要垂手立正。学生犯过，或英文课两门不及格的，就下黄条子开除。我功课平平，最怕见黄条子。有一次，是我到北京后，第一个冬天和同学们玩雪球，我将雪塞进杨道源同学后领子内，雪水将他的内衣浸湿，他向斋务长报告，我被陈先生叫去训了一顿。在校八年，只吃过这一次“大菜”。 有一位贾同学，因为常常违反校规。一天，有一个穿着整整齐齐的校工，很有礼貌的向他说：“斋务长请您去！”他就知道不妙了，气忿的说：“大爷就来！”后来果遭开除，当时清华校规之严，可见一斑。 各省考进清华，我们同级的同学有一百卅多人，分为六班，甲、乙、丙、丁、戊、己。我是落后地区的考取生，分在己班。初时因老师们乡音重，我听不大懂，教授方法不怎么好，又不严，自己又不知用功，四年中等科，平平而过。那时教授法，没有启发性，原来程度好的，进步快，根底不好的，似乎很少进步。 课程方面，注重英文课，上午上英文课，下午上国文课。评定成绩用“常态制”，把学生学业等级分为五等，超、上、中、下和不及格。各等的比例是：五、廿、五十、廿、五。每一学分，上课一小时或实验二小时，成绩中等得一点，上等得一点一，超等得一点二，下等得点九，不及格是零。如果补考及格，可得点七，补考不及格仍是零。这个制度，是个竞争制度，同学们对于这个制度的实施，很是头痛。连同英文课有两门不及格，就要开除，一门不及格则留级。 我们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同时进去的一百三十多人，到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毕业时，只剩下三十多人。虽然同届毕业的八十一人，为各届人数之冠，但四十多人是插班或者留级下来的。 每天下午四点钟一过，教室宿舍都关起来，要我们全体同学去运动，大家都去操场上，各玩各的。不运动的人，在校内散步，后来有健身房，花样更多。我这个好动的小野马，到运动场、健身房就精神百倍。打篮球，踢足球，玩手球，翻杠子，游泳。我身材矮，虽只有五英尺二英寸高，体重只有一百一十磅左右[?五英尺二英寸，约合1.57米；一百一十磅，约合50千克。——校注]，可是运动起来，却不让人，学会这样，又学那样，玩过这样，又玩那样，与在教室里只想睡觉的我，判若两人。 晚上自修，查房的先生们在玻璃门外查看。我大半的时间是以手撑着头，假装看书，其实是打瞌睡，“梦周公”去了。自修完毕，说来奇怪，又是精神百倍，听差替我们去买各人喜欢吃的零食，如炒板栗、烤红薯、芝麻杆、福建饼、花生、花生米、糖球等等。每人一大堆，各归各吃，有时也请请客，果壳破纸，乱丢一抛。十时熄灯，斋务处派人来查房，或陈胖子亲自来，大家才安静下来。两间宿舍，共设一个火炉，冬天烧煤取暖，半夜煤烧完，火灭了，那真冷得难受！ 我们中等科前三排是教室，后三排是宿舍，宿舍是“王”字形，我和顾毓琇及另外三位同学住最后一排，左边第二间房，地方大，厕所远，我夜里怕狼（听说西园有狼），不敢起床出去小便，常会在梦中便不知不觉的尿在床上了。湿得不好过，尤其是冬天，炉火熄了更冷，只得向旁边缩着睡，因此垫褥上尽是“地图”。斋务长后来知道，年幼的学生胆小不方便，在通道里晚上准备不少便桶，确是德政。 每到暑假，校舍整修，不回家的学生，都寄宿在西山八大处、卧佛寺去消夏。记得第一个暑假，我们住卧佛寺；第二个暑假住大觉寺；第三个暑假又回住卧佛寺。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当我读中等科四年级时，因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北京大学学生们发动请愿，反对我国代表在和会签字，并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就是有名的“五四运动”。 北京各学校学生们不断地贴标语，演讲，发传单，宣传抵制日货，罢课游行，以响应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王正廷、顾维钧等不签字行动。 清华学校在城外，消息不大灵通，直到稍后，才集合操练，要救国，打敌人。军事教官刘先生当团长，有军事知识的赵连芳同学（比我大八岁、高二级，不久前在台逝世）当副团长，他是辛亥革命由家中逃出步行到汉口参加革命的，也曾被捕过，在黄兴军队里当过文书，进陆军学校后，当军官，升到连长。第二次革命，在江西湖口打败，自己把指挥刀折断，而弃武就文的。 我那时在校中是童子军，远看同学操练，觉得他们好威风。赵连芳个子矮，看上去不比他的指挥刀长多少，但有力量的口令声，使我羡慕。当时，年青人都进入疯狂状态。我们清华同学，由高个的同学在前面举着大旗，吹号，打鼓，由西直门进城，参加游行，沿路喊口号，要彻底抵制日货，销毁日货，好像这样才是爱国，书本子功课全丢在脑后去了。 六月三日，我们一小队奉学生大会命令，到东安市场去贴标语、演讲、宣传。我是维持秩序的童子军。下午一时左右正当饥肠辘辘之时，忽有一队军警，把我们包围起来，我们表示勇敢不怕，被他们拿绳子将我们一个一个的手套起来，押到北京大学红楼法学院关起来。先被逮捕进去的已有千余人，很多人在围墙上欢迎我们。那天，一批一批被捕进来的人不少，到三四点钟时，有些人一路走，一路大呼救国，涕泪俱下。我是只凭感情，茫茫然参加的。听人说，或许都要被枪毙，不觉得有些骇怕。晚上在蚊子嗡嗡声中，各据一张上课桌，或一条有靠背的长课椅睡觉。我把童军帽叠一叠当枕头，但嫌太低，仰睡侧睡，都不舒服。看他们穿军装有军帽可当枕头，未免羡慕。在校园里，因我名字“先闻”，同学给我起绰号叫“小蚊子”，这时睡在旁边被蚊子咬的同学向我说：“你为什么又来咬我？”这真是叫着苦中作乐，其实，大家谁都不知道如何被发落。 第二天早上，给我们吃的东西是两个黑窝窝头、小米粥和咸菜。午后，吃窝窝头、白菜汤等。如此每天两餐，大家饥不择食，都抢着吃，也觉得怪好吃的。没有面盆及手巾洗脸，就在水龙头旁，用手向脸上抹，再用手指当牙刷刷牙。一连十几天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都发出臭味来。 围墙外面，每天有一队一队的学生们，摇旗呐喊，要援救我们。但是大门外围墙四周，军警戒备森严，无法冲进。最后几天，情形稍稍缓和下来，没有被捕的同学们，托军警转送进来大批面包、水果、饼干、罐头等，慰问我们。大家有好的吃，那些照例给我们吃的小米、窝窝头，也没有人领教了。临走那天，慰问品吃不了，堆积如山，但大家因恢复自由要紧，都弃之不顾了。 听说全国大专学生、中学生、师范生等，都一致罢课声援被捕的学生。最后学生们终于获得胜利，被捕的全被释放。我们又举着大旗，擂着鼓，吹着号，耀武扬威各回本校。清华学校被捕的学生有二三百人，由红楼到西直门，沿途又大呼口号，在校同学把大门打开，热烈的欢迎我们回校。 事后，各校被捕的四川同学一百多人，还到了公园聚餐一次，摄影留念。好像那时法国某画刊上，还刊登过我的童军照，是军警押解我们那一小队，到红楼路上前的一刹那。 领导活动的主席先是陈长桐（一九一九级的同学，现在纽约世界银行做事），后来是罗隆基、何浩若等。罗是江西人，一片老表音，口若悬河，能言善道的，瘦长条个子。他们越闹越疯，罢课罢考仍不肯停。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夏，罗、何等要毕业那年，校长已换为金邦正了，出布告说：“如果罢考的话，就给以留级处分！”他们那级有六十三人，廿一人未去考，后来果然留级一年，编为大一班。所以他们在清华，读了九年，罗隆基曾有“九年清华，三赶校长”的豪语。 罗、何等罢考的廿一位同学，都是他们班上的优秀份子，允文允武，文的如萨本栋、赵连芳、何浩若、罗隆基等，武的（指在运动方面）同时功课也非常好的如时昭涵、时昭泽、陈崇武等，都是当时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的人物，他们重诺言、够义气。这批同学后来到美国，差不多都得到了Ph. D.学位。那些不遵守大会决议，自毁诺言的四十二人，虽去考试，比他们早一年毕业，但从此被其他同学们看不起，觉得他们没骨气，其中的一人就是吴国桢。 我们班上也有两位同学偷偷去考的，一位姓郭，一位姓应。后来同学们知道以后，就不齿他们，不和他二人玩，同时也不理睬他们。他们好生没趣，后来也没有什么大成就。 留学时，我们班上弃文习武的有孙立人，其余的都各学各的，大都是理工科，学文史科的就不太多了。 中等科四年级时，英文课是位外国小姐Miss Bacler教的，六个学分，很重要。课本用Treasure Island，我买译本《金银岛》看故事，根本不买原文本来读。上课堂，老师问我：Tom作什么？我瞠目不知所对，因为我只晓得汤姆，不晓得Tom就是汤姆。青春发育期，昏头昏脑，不知道功课要紧。所以英文不及格，暑假后补考才勉强Pass。 陈崇武是我们运动场上的龙头。他本人是代表远东的选手，是中国去菲律宾参加撑竿跳的，同时也是学校中篮球、足球等健将，足球是“守门”的，球艺相当高。记得有次大考考化学，我陪他熬了一夜，温习功课，眼睛睁不开时，用冷水洗脸，我们之间情感很不错。可是后来当我英文不及格时，有天我照常和他们去玩手球，将到运动场，他却说：“你功课都不及格，不配同我们玩。”他这两句话，使我听后，觉得比老师给我不及格还难过。从此就用功读书，一改以前得过且过的态度。第二年进高等科一年，成绩都在中等。只凭小聪明，根底不好，还是没有什么大进展。 升到高等科时，就对农学有兴趣。赵连芳同学为首，领导农科同学们，组织新农社，打算由美留学回国后，都去蒙古开垦。赵连芳立志学农艺，有的学畜牧，有的学兽医，我则糊里糊涂，不知道要学什么。 我比赵连芳低两班，有兴趣学农，跟他们在西园土山上开土窑洞，利用下午运动时间，做开垦工作，掘一个大土洞，把土一挑一挑取出来，作一个平台，于是有洞以后，就养山羊、兔子、鸽子、鸡、鸭子、蜜蜂等等。 副校长赵国材送我们一箱意大利蜜蜂。养得正起劲时，一天，山羊从高土丘上跳下来，把蜂箱打翻，箱子跌坏，群蜂乱飞。大家束手无策，不敢上前，怕被蜂螫，养蜂就此完结。 兔子在我们替它预备的木箱下，挖了长长的土隧道。交配后，小兔子生长在隧道尽头。它们很聪明，也很谨慎，常把木箱下地道进口的地方堵起来，不让兔子气味出来，以防其他动物伤害它们的小兔子。我们好奇，找寻到它们藏小兔子的地方，挖开一看，有九只白白肥肥的可爱小兔，连忙盖好土，以为仍保安全，谁知兔味散出，那晚就被黄鼠狼将小兔通通咬死。我们的好奇心，反而害了这群小动物。还有我一只心爱的卷毛鸡，也让黄鼠狼拖去了。 这段在校畜牧试验及栽培的工作，虽多失败，但得了不少常识、经验，更为后来学农增加不少信心。 在功课中，生物、化学比较学得不错，其他英文数理都没有读好，国文甚至比进清华时还退步。 高等科一年级时，有一位郭老师，用他浓重的乡音，福州英语讲几何学，他讲得好，我很明白，但我不完全听得懂。高二时，一位外国老师Professor Heiny教数学，他教的尽是商业用的数学，一上课，就写一串的公式，我也听不懂。高等代数只准学工科的同学学，我们连物理也未学到。直到美国后，读研究院三年级时，自己才去补习高等代数。这些基本科学，底子一点都没有打好，自己不用功，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是老师也得负相当的责任，尤其是直接指导教诲我们的老师。 高等科管理比在中等科时松得多。已有同学在抽烟，星期假日也到城里去听听戏。平时可以到校外去，不必请假。但进城去住夜的话，仍要请假的。 读到高等科三年级，分科以后，我学农科。这时兴趣也变浓厚了，功课突飞猛进，和邓叔华（后来的院士之一）互争前一二名。 无可讳言的，清华在当时是个好学校，也是个特殊学校?——?中国留美的预备学校。“德”“智”“体”并重，校风朴实，环境优美，绝大多数学生都用功勤学，所以达官贵人的子弟，都希望进清华，视能在清华读书为荣。记得有一个时期，九部总长，到有八家子弟是清华学生，声誉可见。至于我没有进步，那是自己糊涂造成的。可是清华对我的培养，是使我后来走向学术研究的转捩点。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暑假，和夏彦儒同学一块儿乘蜀亨轮（民生公司的船）回四川老家。上水船要走四天到巫峡，风景之美，比出川时更佳。 到家后，我们常常在江边河坝里练习打棒球。对江有磞磞的声音，我们并不去管它，过路的人，看见我们满不在乎的样子，还在继续地玩球，就说：“你们还在打球，不怕中流弹，被拉夫吗？”我们听了以后骇怕的不得了，赶快回到城里家中去，再也不敢出去玩了。对岸打仗的枪声和呐喊声，如今犹在记忆中。后来一打听，原来是军阀们，你打来，我打去的，打个不停，那次正是刘湘打杨森。 家里在叔父从铜元局交卸后，在江津城内的小官山买了犹龙居住宅，父亲还添盖了一座土洋房。但当我回去时，犹龙居洋房，已被陈国栋封去了。他在前次内战时失势后离开江津，我们还战战兢兢，不敢搬进去，怕陈国栋卷土重来时要报复。 江津的“绅粮”，饱受军阀们争地盘的害。打败的半夜三更退却走，要“绅粮”们捐十万开拔费；打胜的进城时，要“绅粮”们捐五十万欢迎费。倘若不捐，他们头儿就扬言放假三天，意思就是叫他的手下去奸淫掳掠。“绅粮”们怕受抢的蹂躏，只得忍痛捐钱应付。夏老师的门生某旅长打胜进城，也不例外的，照样要五十万元欢迎费。 夏大哥在夏家祠堂，宴请胜利的旅长这一班人，也请我们这些远到京沪去读书的学生们做陪客。 主人安排一桌是旅长坐首席，一桌是某团长坐首席。我没有见过世面，也没有陪过贵宾，不管三七二十一，检个空位子坐下了。旅长来了后，就只得坐在我左边。席间他请教在座的客人时，由他左边请教起，最后才问到我。夏同学及夏大哥，坐在我们的对面，大家也不便答话。散席后，夏同学对我说：“你知道你今天坐的是什么位子？”我说：“不知道呀！”他说：“你坐了首席还不知道！”回到家后，我一五一十的报告给二伯父。二伯父跳起来责备我一番，同时又说：“你出外留学多年，这点礼还不懂？”我说：“关在清华多年，从未被人请过客，不懂有什么办法！”于是二伯父就把当时坐席的礼节，详细的教导我。 那年毕业，俞振镛老师教我们土壤学，陈隽人老师教植物学。临别赠言时，俞老师说：“育种学是现代最时髦的科学。”启发了我后来攻读育种学。另一方面，我曾想过，如果每亩田，每年因为品种好，每年可多收一斗的话，那全国要增加多少稻米呀！这不过是当时一个幼稚的幻想而已。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夏天，毕业后，到青岛四叔那里去避暑，每天在海滩浮水，悠哉！悠哉！ 有一天，四叔问我：“看过海边的灯塔没有？”我说：“没有。”第二天早上，我们叔侄二人，各吃了一碗蛋炒饭，坐上约卅尺长、十尺宽的汽油艇，去看港口的灯塔。刚上船时。风平浪静，自由自在，看着远景，觉得心中开阔。谁知，愈出海愈不舒服，波浪汹涌，船身颠簸得很厉害。我吃不消了，四叔叫我躺在船长的小床上休息。因为舱内不通风，更是不舒服，摇晃更厉害，以至吐个不停，大概吐了二三十次，连苦胆水都吐出来了。我在学校里，是走浪桥的高手，可是这时却用不上。后来，我看见或闻到蛋炒饭就怕，现在还清清楚楚，记得那天蛋炒饭的味儿。 这次晕船，使我怕坐船，听说，到美国要坐二十几天船，我怕吐，真不想去。幸而，四叔左劝右劝，劝我坐三千吨的船到上海。订了二等票，两天两夜，躺在甲板的椅子上，虽没有吐，远望着水平线的起伏，还是不舒服。不敢进食，不敢喝水。两天两夜后，身子犹如病后那样软弱。 船一进黄埔滩，无风无浪，我肚子就觉得饿了，于是，到舱里去吃饭，同时又大量地喝水。 据说，载我们去美国的大轮船，有两万两千吨位，又让我们坐头等舱，使我勇气大增，后来决计去美国。 ◎什么样的大学才是好大学？大学真的是象牙塔吗？一个人的大学生活应该如何度过？北大、清华、燕大、交大等名校毕业生倾情撰文，回忆满怀希望、自由活泼、勤苦用功、各展所长的大学时代。苦于过度竞争的当代人，特别是学生及教育从业者，都能从中得到启发。 ◎传记文学书系作品之一，此书系是我社根据台湾《传记文学》的内容，采其精华、分类汇编的一套大型丛书，内容多为一手珍藏史料，严谨可靠，价值极高！台湾《传记文学》杂志自1962年创刊，本着“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路”的宗旨，发表民国史料字数逾亿，主要包括自传、评传、年谱、回忆录、口述史等珍贵史料，是中国近现代史最丰富的宝库，深受海内外史学界和历史爱好者青睐。 ◎以轻松隽永的文学笔法书写严肃历史，为国家存信史，为名人留伟绩，为平民录亲历，名家撰文，可读性极佳。书中包含梁实秋、李济、周法高等多位知名学者撰写的短文随笔，格调清新，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史学大家杨天石先生倾情长文作序推荐！ ◎锁线精装，版式疏朗，内文用纸考究（采用80g纯质纸），阅读舒适，耐翻耐磨，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