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

作者简介

安秋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邯郸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邯郸市散文学会主席，河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河北省作协散文艺委会副主任。著有诗集《心如四季》、散文集《永远的虹》《把手给我》《角色》、纪实文学《药鬼子纪事》等。

内容简介

引 子 我们这时代，有两个词最容易被人当作话题：财富，人生。 把两个词放到一起，又形成两个新词：人生财富，财富人生。 顺序一颠倒，意义大不同。 拥有大量物质财富的人，他们获取财富的努力、过程、成果、体验等，构成他的财富人生。 任何一个人，他们的健康、知识、经验、阅历、名声、荣誉、德性等非物质的东西，都叫作人生财富。 有的人可能拥有财富人生，但不一定获得太多人生财富；有的人拥有太多人生财富，但没有财富人生。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造就了一个富人阶层，众多的富豪以炫目的色彩登上历史舞台，演出了各种各样的活剧。富人们的人生，大约可以称之为财富人生吧。 以“关注实践和实践者”为口号的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 2003年4月来到中国。《福布斯》中文版制定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每年更新一次中国富豪排名（只包含大陆地区）。在福布斯2007中国富豪榜400人全榜单上，郭恩元家族排名199位。而在2009年11月出炉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郭恩元家族排名353位。 民营企业家郭恩元，1948年出生，河北武安人，时任河北普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有着严格的入选标准与程序。既然登榜，郭恩元家族，已属中国著名富豪之一的事实不容置疑。 人们或许不知，此前二十年，郭恩元只是太行山区一家乡镇小厂的厂长；此前三十年，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 富豪如何创造财富神话，总是人们喜欢探求的秘密。那么，郭恩元怎样从大山里的一位普通农民，一路奔跑，在几十年后跻身百亿富翁的行列？也就是说，他拥有什么样传奇的财富人生？ 另一方面，富豪们的人生财富，又决定了他们是否值得尊敬。那么，郭恩元又是怎样一个人？他与其他富豪有何不同？ 许多经验告诉我们，生活并非一场盛大的红毯宴会，谁也没有可能步履轻盈还获得喝彩一片。郭恩元的生命历程中，有过多少艰苦的奋斗和执着的坚持，以及痛苦的蜕变？ 带着无数的问题，我走进了地处太行深处的河北普阳钢铁公司，走近了郭恩元。 第一章 小厂大业 一方水土和一个时代 郭恩元1948年春出生于河北省武安县阳邑镇柏林村。按中国的十二生肖算，这一年是鼠年。 武安地处太行山东麓，河北、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处，早在一万多年前，在这块土地上就有先人繁衍生息。战国时代这里正式设县，并开始了冶铁，因为位置重要屡屡发生战事，“武安瓦震”便是赵国与秦国之间的一场战争留下的典故。武安地域广阔，最多时达两千平方公里有余，地势上西高东低，兼具山地、丘陵、平原等地貌特点，历史上山场广阔，林木茂盛，物产较为丰富，地下蕴藏着多种矿藏，其中煤、铁、石灰岩、非金属资源尤为丰富。从明朝中叶开始，这里的人们大规模外出经商，创造了“最多商贾”的地域现象，逐步形成一支著名的商帮——武安商帮，以经营绸缎、药材为主。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一度垄断东北的药业，“凡是冒烟的地方，都有武安人在卖药”。抗日战争时期，武安西部属于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1945年全境解放。 阳邑镇位于武安最西端，是出入武安的“西大门”，背山临川，为南洺河之阳的一座古城邑。这里扼西川之口，是河北通往山西的要冲，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货物集散地，商业极为繁盛，一条商业街长达1.5公里，清末民初即有“小上海”之美称。民国版《武安县志》记载：阳邑镇为西疆要区，人烟稠密，市肆栉比，为柿饼、桃仁集散市场，居者农商各半，武安的山货以核桃仁为大宗，柿饼、柿脔、花椒等次之。阳邑镇最称发达，每年秋季，客商云集，市面颇为繁盛……武安自古有谚云：武安县八大镇，数了阳邑数和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太行根据地的商贸中心。 柏林是阳邑镇管辖的村庄之一，距阳邑五华里，相传建村于秦代，因为古代多长柏树得名。这是一个特大村庄，现有人口达七千多人，新中国成立后分为东街、西街、前街、寨上四个行政村。柏林村历史上水源缺乏，靠旱池、水窖引水蓄水为用，为了争夺水源保卫生存权利，曾与邻村械斗和兴讼，民风颇为强悍。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武安县抗日政府的后方基地，薄一波、杨秀峰等领导人曾生活战斗在这里。1940年，八路军在柏林村征兵，曾一次征集一个整编连。同年，八路军还在柏林村南一座小山包前摆开战场狙击日寇，打过一场惨烈的战役，史称“孤的山战役”。解放战争期间随刘邓大军南下，柏林子弟兵勇猛顽强作战勇敢，曾在一次战役中牺牲一百多人。 郭恩元，便出生在柏林西街一个窄狭的院落里。 郭恩元的家庭，是一个真正如草根一般平凡的农民之家。他的祖上，都是默默无闻之辈，除在家谱上可能留下一个名字之外，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被人提起。但郭家祖祖辈辈为人忠厚家风纯朴，郭恩元的父亲郭锦堂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一年有半年以上时间赶着家里的三头骡子给八路军、解放军往前线运送物资，是周边有名的支前模范。淮海战役期间，老人家曾经一走七十二天杳无音讯，在家里人焦急得近乎绝望时，才平安返回。 人民公社时期，郭锦堂曾担任生产队保管员近十年、饲养员六年。他在担任饲养员期间尽心尽力，能用跟别人一样多的草料把集体的牲口喂养得膘壮体肥，深得父老乡亲的称道。 从祖辈父辈那里继承而来的良好家风，对郭恩元的事业最有帮助的便是这种脚踏实地的秉性，干什么事都踏踏实实，干什么事都竭尽全力，不投机、不取巧、不偷懒、不使滑。还有宽厚的性格，遇事让别人沾光，把吃亏留给自己。 像许许多多同时代的有志青年一样，出生在山区农村的郭恩元懂得，生活留给农村孩子的出路甚为逼仄，要跳出农门出人头地，面前只有两条道儿比较现实，一是当兵，二是上学。 郭恩元为自己选择了上学。他认为自己更适合读书，更适合通过读书掌握知识来改变命运，因为从小学起，他就一直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他认定自己有实力有才华一步一步考上大学。 在阳邑中学读书时，少年郭恩元有两个特点给人印象较深：第一是特别喜欢数理化，喜欢到了痴迷；第二是个“杠子头”，爱抬杠出了名。同时，他也是喜欢对身边事物“琢磨”的人。 在上初中时的一个暑假里，参加生产队劳动之余，郭恩元忽然萌生了一个想法：改变住房条件。那时，农村房屋的内墙都是泥土墙，看上去黑乎乎的不美观，每年过年大扫除时，总是尘土飞扬很是呛人。能不能也像学校的教室那样，把家里的房子改为“沙灰墙”呢？郭恩元把想法告诉了父母。父母认为这是小孩子家的“异想天开”。经不住郭恩元反复述说“沙灰墙”的好处，父母询问街坊邻居，有人说住“沙灰墙”的房子生病后“不出汗”对身体不好。郭恩元对此付之一笑说：学校那么多学生，没听说谁因此不能出汗。按照郭恩元的建议屋墙改造完成后，整个房间干净亮堂起来，街坊邻居大为惊叹，都说从小看大，三岁看老，郭锦堂家的二小子可真不简单。大家纷纷来向郭恩元讨教沙灰抹墙的方法，动手把自己的家“装修”一新。 那时候全国人民学雷锋，郭恩元就特别喜欢雷锋的“钉子精神”，喜欢用“钉子”的“钻劲”激励自己。他学习认真，肯下苦功，课堂内外，不管什么问题，非要弄出个究竟，非要刨根问底“研究透”，非要与人辩出个是非高低。 初中毕业时，一些与他成绩不相上下的同学选择考取中专，因为上中专可以早上班，早拿工资，同学们劝郭恩元也走这条路。郭恩元不为所动，坚持报考武安县第一中学读高中。 郭恩元早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中专毕业生当个教师或者小职员，每月充其量拿二三十块钱薪水，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与大学毕业的人相比，都差出很大一截，更不用说事业发展上，天地也是那样狭窄。所以上中专，那不是郭恩元想要的前程！ 郭恩元以优异成绩顺利考入武安一中。高中上了一年，他与那个时代的所有学子一样，笃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如既往发奋读书，在数理化等主要课程上名列前茅，在老师同学眼里，郭恩元“又红又专”，是理所当然的大学苗子，正常走下去，考大学绝对没问题。 还有，他喜欢打篮球，在学校篮球队里是一个绝对称职的后卫。 风云突变，天道弄人。郭恩元高中上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武安中学作为本县的最高学府，理所当然首先被“发动”起来，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放下书本，投身到运动之中。 父母亲天生胆小，得知学校乱哄哄的局面甚是担忧，担心儿子在外边闯祸，更担心儿子遭遇不测，在家里连觉也睡不好。他们觉得儿子即便留在学校，也是白耽误工夫，读不成书，便三番五次捎信让郭恩元回家。恰巧郭恩元崴了脚，1967年秋，郭恩元回到老家柏林，在家里住了百十多天。父母亲苦口婆心力劝儿子退学回家，郭恩元暂时脱离开学校那个狂热的环境，头脑也渐渐冷静下来，就答应了父母，反身去学校取行李。 那个年代，全国各大学的招生相继无限期地停止，他的大学梦早已破灭了。 看似阴差阳错，实质上郭恩元的命运，是一代人共同的宿命。 小小舞台，也能亮出自己的“精彩” 1968年春节前夕，郭恩元回到柏林村，身份由学生转换成为一名青年农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知识青年回乡可能有两个选择，一是教学，二是参军。柏林村虽然地处山区，但同样受到“文革”运动的洗礼，派性非常严重，郭恩元因为在武安一中参加“保皇派”的经历受到歧视，既无法教学也无法当兵，只好重操老祖宗的本行——种地（好在此时有一句口号很漂亮：为革命种田）。除此外，郭恩元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知道哪扇门还为自己开着。 回到老家虽然灰头土脸前途渺茫，但农家子弟没有资格颓废，更没有人听你长吁短叹。“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可以大有可为的”，这句风行一时的“最高指示”，给了被发落下乡的知识青年一个体面的理由——在那个年代，高中毕业生即是知识青年，回得乡来就是文化人，就是村里的“秀才”了。 宽厚的乡亲们并不在意郭恩元为了什么回到农村，正如某出戏里的一句台词：只要肯回来，就是好样的，农村敞开怀抱欢迎。乡亲们看重这个年轻的文化人，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三年半（1969—1971）之后，让他当上了第四生产队会计。在当时的农村，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会计，都算是文化人能够占据的“重要岗位”。 会计在生产队里大小也算个“干部”，是这个生产队几十户一百多口子的当家人之一，除了记账算账拨拉手中的算盘，也介入生产队的日常管理。读过书的郭恩元渐渐参与决策，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用在生产队的工作上。 有一年，阳邑公社开会，向各村推广杂交玉米种子，柏林村五十六个生产队没有一个购买，原因是买种子要花钱，万一用了这些种子并不能增产，那就“赔”了，大家谁都不愿意去“冒险”。郭恩元听老师讲过杂交种子，相信杂交种子的优势，一下子购买了五十多亩的种子，在他管辖的土地上大面积种植。 到了秋季，郭恩元的第四生产队玉米喜获丰收，三百亩地的产量，每亩平均破天荒达到了四百多斤，创造了阳邑公社有史以来玉米亩产量“过黄河”的纪录（亩产四百斤以上为“过黄河”，六百斤以上为“跨长江”）。 这件事在十里八乡反响强烈，金灿灿的收成，让大家佩服起郭恩元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眼光。第二年，阳邑公社农场的杂交玉米种子不待推销，还没脱粒，在场上便被各生产队疯抢一空。 “小荷才露尖尖角，便有蜻蜓立上头”。一个小小的会计也有这么大的作用。郭恩元脑子里的“小九九”，也随着手下的算盘珠开始拨动起来。 柏林西街与周围的村庄一样，是一片“望天收”的黄土地。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个汗珠摔八瓣，实在换不来多少果实。除了把打出的粮食卖给国家，别的没有收入，年底一算账，每个工分只有可怜巴巴的三两毛钱，去供销社仅够买一包廉价的烟卷。这还必须是风调雨顺好年景，要是赶上老天爷不长眼，受点旱灾涝灾啥的，社员们连肚子都难以填饱。 郭恩元深知乡亲们的不容易，再多的劳动，再多的汗水，在柏林这样的苦寒地方，抛进这片贫瘠的土地，也甭想让它长出更多的东西。农民就该一辈一辈受穷？他不甘；农民只会种地？他不信！咋办？他思谋了好久，鼓起了勇气，和队长谈起了自己的想法： “咱不能想办法搞点副业，多挣点钱？” 队长很感兴趣，用目光把郭恩元从上到下扫视了一遍，说：“那你就出去跑跑，看看能不能找点副业活儿干。” 郭恩元从姐姐家借来一辆自行车，骑着它，开始在武安范围内“调查走访”。他先是顺着公路跑，然后沿着铁路线跑，从阳邑到后山，从后山又到下白石、矿山，又到磁山、野河，花了半个月时间，总共走了武安城及周边的七个公社十几个工矿，在一个在建的车站找到了“商机”。他与地方铁路指挥部负责人商议，揽下了为地方铁路拉石子、料石等活儿。 按照工程进度的需要，郭恩元计算，得出动三十辆排子车才能拿得下这个活儿，而他队里排子车只有两辆。跟队长一说，队长吓了一跳，咱没有这个金刚钻，咋揽人家的瓷器活儿？缺少这么多排子车，咋办？ 咋办？自己造！ 郭恩元第一次表现出他的魄力。他把远远近近的木匠都找来，为他砍树造车。 拉车一般都用驴骡马这类大牲畜，生产队只有驴和牛。郭恩元说，驴不够，牛也可以拉车嘛。 这个冬天，当别队的社员都在“猫冬”，或者扛把镢头刨刨堰头混个工分的时候，郭恩元带着柏林西街各生产队的劳动力，牵着牛，赶着驴，在建筑工地忙活了整整一百多天，大队人马干到阴历腊月二十四，回来时，还捎带着往涉县造纸厂卖了一批麦秸，直到腊月二十八才全部回到柏林。其间结账分红，哇！第四生产队的工分日值破天荒达到了一块多，家家分红，户户数钱！手里有了票子，割肉的割肉，扯布的扯布，买鞭炮的买鞭炮，好喝酒的家伙还奢侈一把，平生第一次拎回了茅台酒，大家扎扎实实过了一个宽裕年。 吃水想起打井人，这时候大家都说，郭恩元这个年轻人不吭不哈，倒真是不简单，有头脑，有眼光，有办法，有魄力，以后咱就听他的，准没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郭恩元所在的队始终坚持农业副业一起抓，部分劳力常年在外揽活干，农闲季节则全员出动，大家伙儿共同努力，他们这个队的分红比其他队都高，工分日值保持在了八九毛以上。别小看这不到一块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了，算一算，一个青壮劳力的月收入，超过了一般公职人员呢（当时第四生产队的农业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执行的都是“小包工”，效率很高，所以工分比较“毛”，有的劳力最高一天可以挣110分，40—60分是常事）。 日后，不大爱谈自己过往的郭恩元却偶尔同人聊起这段经历，善于听话的人会听出老郭对这段经历有几分得意，有几分炫耀。或许郭恩元想用这段“史实”证明，即便是留在生产队当农民，他也不会是一个“一般”的农民，而会是一个有头脑有作为的新型农民。 郭恩元的指挥才能和改革意识也在此时表现出来。 有一年，郭恩元的生产队种了七十多亩谷子，“薅小苗”的时间紧迫，弄不好就会荒地。当时，各生产队出工有惯例，都是早上8点敲钟集合，慢慢腾腾走到地里动手干活儿，就到了9点半。干一个多钟头，天大热了，就收工回家。下午也这样，磨磨蹭蹭干一会儿就草草收工，一天下来，总计劳动时间不超过三个小时。 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效率不像话，但谁也没有想怎么去改变。郭恩元和队长商量，要想不荒地，就得改变“作业模式”。他安排社员凌晨4点就下地，趁凉快干活儿，早饭在田间吃，由生产队安排“绿豆小米干饭”，专人送到地头，大家只需下地时自带咸菜就可吃上“工作餐”，省去了回家吃饭来来回回的时间。到上午11点多天热了，就收工好好休息。下午3点多上工，越干越凉快，干到晚9点多收工。算一算，每天可以干十一个小时以上，大大加快了日进度。这样紧抓挠，不到二十天时间，十二名社员就把七十多亩的谷子全都锄好了。 锄完头遍地，刚巧连续几天下雨，第四生产队地里的谷苗清清爽爽长势良好，别的生产队却因为没有锄完荒了不少地，草苗抱成一团。“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一季的收成打了水漂。学习这个经验，自第二年开始，各个生产队纷纷仿照第四生产队，改变了“作业模式”。 自古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生产队期间，各级都重视积肥，各生产队都有自己多个积肥点，春耕之前或麦收之后集中运到地里，这项工作叫“转粪”。多年来，生产队转粪都是靠“担挑筐抬”，一个大粪堆，十几个劳力七八天才能弄完，耗时不说，人还受罪。郭恩元提出用排子车拉粪，一些老农表示反对，说排子车进地会把地轧“死”（瓷实之意），郭恩元说，轧死了再安排人刨。他力排众议，集中社员动用排子车拉运，一个大粪堆，一个早晨就运完了。相比别的生产队，转粪效率提升了几十倍以上。 还有一件事，至今在柏林被人们津津乐道。“文革”后期恢复自留地，郭恩元家里分了半亩自留地，他在这块地里种小麦。下种的时候，他一反常规，半亩地竟然播下了二十六斤种子，而乡亲们一亩地满打满算也只是下五斤左右，他是别人的十倍。一个老庄稼把式看到后，对郭恩元摇摇头说，没见过你这个种法，麦子这样稠，等着收麦秸吧，肯定少不了。 结果却让老把式大为吃惊，郭恩元的半亩麦子长势良好籽粒饱满，产量达到了五百多斤，一时引起了轰动。这样高的小麦产量，老人们听都不曾听说过。 郭恩元连续几年靠密植获得丰收后，老把式宣告自己真的服了气，他对郭恩元说：“我种了一辈子的地，竟然不抵你这个没有种过地的年轻人。” 郭恩元说：“您老种地凭的是老农经验，我是执行毛主席的农业八字方针‘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科学种田，合理密植，肥水供应充足，产量自然就高了。” 此后，老把式逢人便说：“我种了大半辈子的地，都在瞎忙活，郭恩元有头脑了不起，不服不行，不相信科学不行。” 就这样，郭恩元的家庭每年自产小麦五百斤，加上生产队分给的小麦五百多斤，一家人就能够常年吃上白面了。郭恩元说，在柏林村，乃至整个阳邑镇，他家是最先解决“吃细粮”问题的。 1985年前后，郭恩元和他的妻子又靠种好责任田彻底解决了“花钱”问题。怎么解决的呢？他打破了只种粮食的传统，在承包田种植了3.6亩山楂树、0.7亩苹果树，收获之后运到邯郸市场集中批发，短时间就销售一空。仅此一项，每年收入最少六千多元，多时达到一万两千多元，再加上他在修配厂的工资收入，郭恩元全家五口人便脱贫致富，花钱从此再不犯难。——这是后话，一并记在这里。 由于在“生产队会计”这个小小的舞台上崭露头角，郭恩元被公社党委书记发现，将他选调到当时颇为热门的公社农机修造厂工作，从而为他的人生之路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和机器说话，和车床交朋友 郭恩元在小学读书时，便知道一句鼓舞亿万中国人的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但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迟到而缓慢，武安这个山区县似乎更是如此。据《武安县志》记载：1948年，本县开进第一台拖拉机；50年代初，平区开始使用耘锄，1958年前后推广双铧犁，1954年11月，伯延建起第一个拖拉机站；1969年以后，各公社逐步建起拖拉机站。与拖拉机逐步用于耕播的同时，脱粒、排灌、植保、运输等机具也在逐年增加。农机具在农业生产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农机具的维修和小改进、小制造就越来越紧迫，“农机修造厂”于是应运而生。 公社办农机修造厂（修配厂），是1970年代的一大经济现象。有了它，农村距机械化的美好前景，似乎近了一大步。 阳邑公社拖拉机站诞生于1968年，虽然只有两三台拖拉机，但在山里人的眼里，已经是了不起的“先进武器”。阳邑作为武安第一大镇，又有悠久的工商传统，经济发展上理应先进一步，除了推行农业机械化，六十年代还先后办起了石子厂、石料厂等企业摊点。 当时的口号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商业一概叫作“副业”，有了“副”，人民公社的发展才算得“全面”。 1972年，阳邑公社拖拉机站计划成立修配厂。农村办工厂，要啥没啥，缺资金，缺设备，更缺人才，起步很难。没有厂房可以建，没有机器设备也可以买，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从哪里来？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武肇林决定放开视野选拔人才，从公社管辖的十六个大队中挑选管理人员，郭恩元这个高中生进入了他的视野。 1972年5月10日，郭恩元正式到公社农机修配厂筹建处上班，继续担任会计，报酬是“工分加补贴”，即在修配厂上一天班，阳邑公社给柏林西街第四生产队开具12分工分，同时一天发给几毛钱的生活补贴（6毛）。郭恩元感到待遇不低，比在生产队干农活，优越了许多。 修配厂的厂址选在阳邑南河一片空地上。要建厂，公社又拿不出多少钱，只能小打小闹，因陋就简，“穷拼兑”。盖厂房没有原料，就拆了一座老戏楼和一座神庙，把砖头瓦块梁檩木石等旧物料派作新用，盖起几间房子算是车间。设备买不起新的，就从武安棉油厂买来一台旧皮带式机床，一台“牛头”刨床，两台平口钳，然后自己动手垒了一盘烘炉。 修配厂一次招收了十七名青年工人，经短期培训后，分为车工、钳工、焊工、锻工。随之采购原材料，于1972年10月正式“开张”，主营业务是维修农机具和锻打一些锄、镢、镰等小型农具。 后来，修配厂又从武安机械厂买来一台旧皮带式机床，陆续添置了四台“20”式机床、一台齿轮式机床、三盘烘炉、一台电焊机。 在修配厂里，郭恩元的职务是会计，厂小，业务少，会计的工作量也不大，一本明细账总账，十几本分类账，一个月制几次传票，就是全部工作内容。干这么点事，郭恩元是“手捏烂杏”，不费多少力气。事多事少，郭恩元总是按时上下班，每天早来晚回，风雨无阻，穿梭于阳邑至柏林的“两点一线”之间。 修配厂的工人多数和郭恩元岁数不相上下，二十岁出头，正在不知愁的年月。年轻人在一起，除了干活就是玩，那时没有电脑、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也买不起酒喝，扑克、象棋、军棋、跳棋就成了业余生活的主角，一有空，就凑到一堆甩上两把战上两盘。打扑克起初的玩法是“下台”、“争上游”，后来兴起一种“升级”，四个人打对家玩配合，输赢差数记得清楚，大家乐此不疲兴高采烈，一玩一个大半宿。 郭恩元与众不同，他不喜欢下象棋，也不喜欢打扑克，“娱乐”哪个圈里也没有他的身影。他手边总是有很多书本，没事了就复习高中课程——他心中，还藏着一个考大学的梦。工友们起头还拽他参加打扑克，看他一点都打不起精神，也就不再招呼他。 郭恩元显得有些不合群，甚至有些孤独。他本来也可以溜溜逛逛混日月，但他不乐见宝贵的光阴毫无意义地白白流逝。 郭恩元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除了看报读书，还喜欢学习尝试，喜欢钻研探索问题。这时候，他对厂里各式各样的机器设备感起了兴趣，尤其是各式车床，他都想去亲手摆弄一下试试，工友们歇息的时候，正是他上车“练手”的好时机。 在机器面前，郭恩元表现出少有的悟性，别人用尽吃奶劲儿都学不会学不好的操作，他在旁边瞅上几眼，就能看出门道。当然，他会在心里对照书本上的知识，一边操作一边琢磨其原理。渐渐地，他把厂子里能够摸到的十八般兵器一一摸熟，玩得像模像样，尤其是皮带车床上一些被人视为“核心技术”的活儿，他不仅拿得起来，而且俨然行家里手。 当时学习这些，郭恩元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是感兴趣而已。他感到与机器在一起，不仅有乐趣，而且常常获得意外的哲思。 有时候，郭恩元会在车间来回转悠。 他看到，这边机床开着，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戴着浅蓝色工作帽和黑框子防护眼镜的工人，正在小心翼翼地操作机器。螺栓的毛坯固定在车床上，以均匀的速度旋转着，慢慢地、慢慢地靠近了车刀。嗤嗤嗤，被车削下来的铁屑形成了一个个粗细相近的螺旋状的卷，因为车削时产生的高温，铁卷呈钢蓝色。 郭恩元俯下身，捡起一条铁卷仔细端详着。他想到，一件毛坯变成一个合格零件的过程，恰如一个人的成长，首先要有“迎难而上”的锐气，不怕任何困难，坦然接受磨砺；其次要敢于舍弃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才可能成就一个新的自己…… 另一边，两盘烘炉开着一盘，一个小伙子光着膀子在拉动风箱，一把即将成形的镢头在烘炉上烧着，为避免热量流失，镢头坯上还盖着两片古老的蓝瓦，红中带蓝的火苗子在风箱有节奏的鼓风下有节奏地冒出来，四周围弥漫着一股煤炭燃烧的特有的香味。 镢头坯烧好了，师傅用钳子夹住，放在了铁砧上，拉风箱的小伙子已经大锤在手，与此同时，师傅手里的“小叫锤”敲在了已经烧软了的镢头坯上。小叫锤“叮”地一响，大铁锤“咚”的一声就砸在了小叫锤刚才砸中的位置，速度极快，准确无误，而且节奏分明。小叫锤在铁砧上轻轻敲击两声，大锤就在原来位置上连击两遍，叮咚之声不绝于耳，形成一节动听的乐曲。渐渐地，镢头在连续不断的敲击下，呈现出了预期的形状。 郭恩元久久琢磨“小叫锤”扮演的角色：它力量不大，却发挥着指挥和引领的作用，好比乐队、军队等任何一个团队，都必须有一个小叫锤，有它“智慧”的指挥，有大家“力量”的配合……郭恩元一次次陷入了沉思之中。 这段经历，为郭恩元以后办现代化大型工厂，在设备问题上奠定了足够的自信。以后几十年里，他无数次选择采购大型设备，还经常主持对机器装备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亲自充演“总工”的角色。 郭恩元独来独往沉默寡言的个性，慢慢得到工友们的理解和认可。大家感觉到，郭恩元的脑子一刻都没有闲着，他脑子里想的事，与他们大不一样。 一天，石文彦等人围到郭恩元身边，对他说： “大家都知道你念书多，爱琢磨事，都说你脑袋瓜子聪明，一学就会，一点就通，还说你在生产队当会计就能给队里挣大钱，你倒是给咱厂想想办法，让咱大伙多挣点钱呀。” 刚说了几句，农机站站长兼任修配厂厂长的靳武廷不知从哪儿闪了出来：“大家都闲了？呵呵，开啥会呢？”大家赶忙回到自己的岗位，各自忙各自的去了。 “恩元，你别走。”靳武廷叫住郭恩元，站着便宣布了一个决定：“别管账了，去阳邑街上吧，那儿三个白铁匠敲白铁桶，你去那边开票收钱吧，整天闲着没事干也不好，是不是？” 然后，靳武廷把嗓门提高了一度，不知是给在干活的工人说还是给郭恩元说：“上个月的生活费，还得推迟几天再发，这钱啊，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出力流汗挣来的！”厂长的话说得没错，但此时在工人的耳朵里，却有另外一种味道。 当时面临生存危机的，不只是阳邑公社修配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武安县四十多个公社，社社办有农机修造厂，几乎个顶个的不景气，问题出在修造厂的经营宗旨是“为农业服务”，业务量普遍不足，简单的维修和几乎是“纯手工”的制造，以及极其有限的“季节性”需求，注定了他们一年得有半年闲着没活干。 在阳邑老街给白铁匠开票的那七八个月里，郭恩元的脑海里时不时地翻腾起那天工友们说过的话。没错，修配厂不赚钱，有的月还亏损，工人的生活费自然无法按时发放，照这样下去，能够维持多久？万一修配厂散了摊子，自己该怎么办？再回生产队去犁耙耩种？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出路？不光是我，这一干人怎么办？让大家都脱下工装再回去种地？ 年轻的郭恩元当时对社队工业的前景看得并不清楚，但他隐隐觉得，这小打小闹的小作坊式的经营，这一天几毛钱的补助加工分，只是暂时的、过渡性的。农村办工厂，农民变工人，这都是早早晚晚的事，因为工业化是中国的必然方向。更何况这期间，国家已经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建设雄厚的工业基础，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眼下的一切都不明朗，但作为一个不甘平庸的知识青年，郭恩元觉得，必须为投身崭新的事业做好准备，等待一飞冲天的机会。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为修配厂持续亏损忧心的，不但有靳武廷、郭恩元，还有阳邑公社党委书记武肇林。本来办修配厂是为农业服务，并不指望它给社里赚多少钱，但起码要自己顾住自己维持正常运转。修配厂亏损，拖累得整个拖拉机站账面上一直是糟糕的赤字。不能按时发钱，免不了人心浮动，老实巴交的车床工因为拿不到生活费而焦躁，机灵油滑的拖拉机司机利用“方向盘”浑水摸鱼，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人心涣散，那只有关门大吉了。武肇林食不甘味，终于拿出了一个划小核算单位的决策：修配厂与拖拉机站分家，另起炉灶，单独核算，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谁也别再受拖累。修配厂是骡子是马，把他拉出来，单个溜溜。 第二天，双眼熬得通红的武肇林把自己的想法在会上跟其他社领导通了气，大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于是发文宣布：1975年1月1日起，修配厂脱离拖拉机站，单立门户，郭恩元担任修配厂厂长。 郭恩元上任后，首先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研究修配厂当前怎么办和今后的出路。念语录对此时的郭恩元来说，并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他真心认为，毛主席的话最提气最鼓劲最励志：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郭恩元劲头很足，但大家内心里并不看好这样的“分家”，并不相信郭恩元当了厂长有能耐把修配厂救活。特别是被任命为拖拉机站站长的李冯贺和靳武廷，尽管他们和郭恩元在一口锅里吃饭、在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了两年有余，但对这个喜欢“琢磨”的年轻人并无信心。 人们倒是觉得有理由替修配厂悲观。修配厂和拖拉机站不一样，拖拉机站当时有七辆车，其中有三辆波兰“奔奔”、两辆“东方红75”，当时的农村，拖拉机属于先进运输工具，“嘣嘣嘣”一发动，出去跑趟活儿，多少就能挣点钱。修配厂有什么好家当？几台烂机床，几盘烘炉，能干啥好活儿？干啥活儿能赚钱？怎样才能揽到活儿？一系列问题，想想都让人头疼。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虽然比别人多念过几年书，有啥高招能打开局面？ “等着瞧吧，看他这头三脚咋着往外踢！” 年轻的郭恩元却是不温不火，一副信心满满的姿态。是他不知道修配厂面临的困难？不是；是他不知道有人相约要看他的笑话？也不是。啥都看在眼里，啥都记在心上，还能处变不惊镇定从容，这就是郭恩元个性上的独特之处了。 人分几种，是否自信，自信几何，人跟人差距很大。郭恩元向来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任何时候活人都不该让尿憋死，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相信路都在自己的脚下。郭恩元的自信与生俱来，而且在经过几十年的披荆斩棘之后，一直得以保持。 ——此处需要插叙的是，郭恩元像他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多数人一样，崇拜毛泽东，视毛泽东为终生的偶像。他尤其敬佩毛主席身上大无畏的豪迈气概，“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都是他钟爱的诗句。 郭恩元走马上任，先给手下的二十多号人开会鼓劲：“别人说咱们离开拖拉机站不行，我不信这个邪！咱不傻不苶，个顶个都有技术在身，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好好干，咱一定会翻身，将来一定要超过他们！” 以石文彦为首的一帮子工人，也是暗中憋着一股子劲：“恩元，你说咋干就咋干，他们看咱不行，咱们非要不蒸馒头争口气！” 其实早在阳邑三里长街看着白铁匠叮叮当当敲打白铁桶的时候，郭恩元就在思考修配厂何去何从的问题。他想透了一件事：单单靠“为农业生产服务”，单单靠在阳邑本社范围内折腾，坐等上门有啥活儿干啥，不去想别的生财之道，修配厂是铁定没有出路的。修配厂要想办下去，必须打开眼界，拓宽思路，主动出击，走出阳邑，到外边去，找到长期的活儿干，找到赚钱的活儿干，才有可能扭亏为盈，走出生存之路。 郭恩元把厂子的事务简单做了安排，就骑上自行车出发了。他走矿山，进工厂，起早贪黑，马不停蹄，四处去给修配厂找活儿。 地处峰峰矿区的峰峰金属支架厂是一个比较大的央企工厂。一天，郭恩元走进了这个厂供应部的办公室，堵住了孙部长。 民营企业家郭恩元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