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文鼎评传(精)/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梅文鼎评传(精)/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作者: 李迪|主编:匡亚明
出版社: 南京大学
原售价: 40.00
折扣价: 24.40
折扣购买: 梅文鼎评传(精)/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ISBN: 9787305044717

作者简介

.

内容简介

第一章 梅文鼎所处的时代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明崇祯六年(1633年)出生于安徽宣城(今 安徽宣州市),卒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梅文鼎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 历史上一个政治大动荡时期,学术思想也处于中西方激烈斗争之中。这些对 梅文鼎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改朝换代的动荡 在梅文鼎12岁(虚岁)时,中国历史发生了一次改朝换代的巨大变化。 这是长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所产生的,而这两种矛盾又是明王朝政治腐败 所引起的。 明王朝从1368年推翻元朝、统一全国,到梅文鼎出生之时已经过二百六 十多年,各种积弊逐渐暴露,以至到了不可收拾而灭亡。 明朝建立以后,虽然有局部战乱,沿海有倭寇侵扰,但是总的来说,社 会较为稳定,生产有所发展。到16世纪,中国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特别 是沿海地区,手工业发展更为突出,一些行业的工人数量迅速增加,例如苏 州在16世纪末纺织工人已超过万人。据记载,当时的情况是“染房罢而染工 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的良民也。”由于 停产而造成的失业人员,一个工种就有数干人之多,可见生产规模之大。在 这种情况下,新的生产关系便开始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 ”,“机户”就是掌握牛产工具的老板,相当于资本家,他们“出资”,雇 用“机工”进行生产,他们相互依赖。“机工”相当于工人阶级,“机户” 与“机工”的关系和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完全不同。由于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 ,中国的纺织业得到了很快发展,江苏和浙江成为我国当时最重要的纺织基 地,而苏州、杭州则是这方面的中心。 当时陶瓷工业也有了飞速发展,以江西景德镇为中心的制瓷业打破了长 期官办的垄断局面,民办窑厂迅速崛起,使景德镇“延袤十三里,烟火逾十 万家,陶户与肆市当十之七八”,“陶户”占全部户数的十分之七八,称得 上“瓷都”。当时有瓷窑三千多座,仅民窑厂的雇工“每日不下数万人”。 官窑的产量更为可观,嘉靖(1522—1566年)时每年仅“五色龙凤诸瓷”就 达44万多件。 采矿和冶炼业也同样得到很大发展,明代在全国有很多金属矿厂,例如 河北遵化铁厂在正德年问(1506—1521年)每年生产生铁486千斤。广东佛 山冶铁厂的规模仅次于遵化铁厂,一个炼铁炉坊‘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 二百余人,掘铁者三百余,汲者、燃炭(木炭)者二百余,驮者牛二百头, 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八、 九版,则缩(亏本)。”其中“版”是铁锭。其生产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就全国来说,铁产量由明初每年3千万斤,后来发展到9千万斤以上,增加了 两倍。其他,如金、银、铜、铅、汞、锌等矿的开采和冶炼也都发展很快。 由于各方面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采煤业的发展,李时珍(1518—1593 年)就指出了煤的两大用处:“石炭,南北诸山产处亦多。昔人不用,故识 之者少。今则人以薪炊爨,锻炼铁石,大为民利。”又说“今俗呼为煤”。 老百姓也开始用煤烧饭,当时“京师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至于冶炼 不仅用煤,而且已用火力更强的焦炭。 由于对煤的大量需求,采煤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发展,河北、山西、河 南,以至东北、安徽、浙江等地到处都在开采煤矿。 全国的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如宋应星所说:“滇南车马,纵贯辽阳, 岭徼宦商,衡游蓟北。”这说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不同程 度的发展。他的《天工开物》一书就是写这种生动的景象。同时,随之而来 的一些新的情况也出现了,顾炎武(1613—1682年)有如下的论述: 嘉靖初……,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 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 惶。……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居少。……贸易 纷纭,诛求刻核。这里讲的是一些人经商,而对农业极不重视,贫富差距拉 大,“高下失均”。结果是经商的人发了大财,而农民却受穷。很显然,这 种现象必然会对农业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中国历史上一贯推行“重农抑商 ”政策,必须调整才行,于是宋应星提出了“以商利农”的口号,但这只是 一种理想,实际上根本做不到。 明朝末期,经济的确有所发展,而积弊也日益显露,新旧社会矛盾相继 爆发。归结起来,主要有两大问题,一为政治腐败;二为经济崩溃,而后者 又是由前者引起的。 当时朝廷上下,大批皇族、权臣等过着酒池肉林的奢靡生活,大肆挥霍 ,其总代表当属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1625年)。他10岁登基,二十多岁 即开始营造墓室,极尽奢华之能事,到北京明十三陵中之定陵一览即知。他 在位长达48年,从万历十七年(1589年)以后便不理朝政,管理国家的大权 落到了宦官、奸臣手中,国家机构陷于半瘫痪状态。后来,清代人说得好: “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 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愍,邪党滋蔓。……以致人主蓄疑, 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万历帝) ”。 万历帝还“赍予过侈,求无不获”,那些权贵们要什么给什么,“王府 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 魏忠贤(1568—1627年)这个宦官无恶不作,更是所得“横赐尤甚”。他还 诈称圣旨进行掠夺:“南京内库颇藏金银珍宝,魏忠贤矫旨取进,盗窃一空 。”他又制造东林党惨案,导致“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 由于搜括无度,使各行各业百姓无法生存,农业、矿冶无不如此。农业 方面,农民尚未下种就来催征税赋:“方今春二月,新谷尚未播种,而严征 已起者纷纷矣。天运人事,一至此极耶!”在“坑冶之课”方面更严重,万 历间有个叫姚思仁的地方官曾上疏说:“今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 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及今不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 于存亡矣。”疏入,皆不省,“识者以为明亡盖兆于此。”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