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状况，世界状况

作者简介

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康奈尔大学卡尔？马克斯国际学研究教授。 大卫？罗森布拉特（David Rosenblatt）：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经济学顾问。 克劳迪娅？塞普尔维达（Claudia Sepúlveda）：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副行长办公室首席经济学家。

内容简介

导论：经济状况，世界状况 考希克?巴苏 1776年与1860年 对于经济学学科，乃至整个世界而言，这两个年份都颇不寻常。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及其所造成的一系列经济断层（从欧盟主权债务危机，到目前几个新兴经济体发展速度大大放缓）所带来的震惊和敬畏之情引发了人们的深刻反思。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到当下实证研究和大数据的蓬勃发展，有一门学科在过去的近两个半世纪中惊人崛起。这就是经济学，它从一个描述性、推断性的宽泛学科，成为一门具有共同的方法论基础、数学结构以及不断扩大的数据库的学科。它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对市场、外汇、货币、金融以及经济发展动力的理解。 这是如何实现的？经济学将走向何方？能否应对这个时代的各种挑战？全球贫困将被消除，还是会在环境恶化的压力下加剧？这些都是我们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努力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本书的基础。此次会议汇集了一些最杰出的人士，他们都在经济学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无论这种作用是好是坏（取决于你究竟是喜爱还是厌恶经济学）。 自1776年至今，经济学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我个人认为，这门学科的转型始于100多年前，即19世纪下半叶。如果你喜欢庆祝生日，我倒是认为有一个日子可以作为现代经济学的生日：1860年2月19日。 1860年6月1日，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在寄给兄弟的信里写道，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这个发现可以解释不同商品的“价值”，让他对“真正的经济理论”有了深刻的认识。这封信后来极为知名。他告诉他的兄弟，他的理论极其全面、连贯，因此“我现在读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书籍时，都会感到愤慨”（Collison Black 1973, 410）。 他是何时萌生这个想法的呢？经济思想史学家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杰文斯在1860年2月19日所写的日记：“整日在家，主要研究经济，我想我真正理解了价值的含义。”科学突破发生的确切日期往往值得怀疑。但是，既然可以有母亲节、情人节、秘书节，那就没有理由不设立现代经济学节，我觉得2月19日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杰文斯的突破建立在思想家所奠定的基础之上。早在一二十年前，高森（Gossen）就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古诺于1838年为经济学基础的部分架构打下了基础。1738年，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就在解决由尼古拉斯?伯努利（Nicolaus Bernoulli）于1713年提出的圣彼得堡悖论的过程中，描述了边际效用递减法则的逻辑及其意义。（没错，这两位伯努利是亲戚。尼古拉斯是丹尼尔的堂兄。）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尽管斯坦利?杰文斯（1871）显然在一般均衡和价值的主要思想上也有所发现，但他始终没能完全揭示。我们需要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 1877）搭建的主体框架。而要全面完成一般均衡项目，证明均衡的存在并阐明其具有的福利性质，我们还需要再等75年，才能迎来肯尼斯?阿罗的开创性贡献。 待到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肯尼斯?阿罗、吉拉德?德布鲁、莱昂内尔?麦肯兹（Lionel McKenzie）及其他学者着手研究之时，现代博弈论业已诞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完全成熟的一般均衡系统、博弈论，后来的社会选择、不对称信息和逆向选择的思想、内源性价格刚性、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以及对货币政策基本原理的初步理解，都将改变经济学的面貌。 生活中鲜少能有像探索（如果幸运的话，还能发现）新思想、发现藏在概念和数字等抽象空间或数据和统计世界之中的模式这般令人快乐的活动了。与艺术家和作曲家一样，一线研究人员也必须拥有足够的空间来完成自己的工作。研究的最大益处往往是这种自由带来的副产品。但在世界银行，我们的关注点往往更加务实，并且受到政策需求的驱动。因此，我们希望从这次会议中获得的信息是，如何利用经济学的精华来促进发展和持续的包容性增长，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世界银行的研究和数据分析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摆上了世界各地财政部长和决策者的桌头。事实上，这种影响也带来了特殊的责任。 撰写本文时，我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已近四年。本次会议和本书让我有机会和与会的杰出人士以及广大读者分享我所关注的事件与问题。希望此次会议及其会议内容（即本书）能够加强世界银行促进发展的使命。 由于世界银行的工作涉及的主要是发展经济学，也许值得指出的是，发展经济学与经济理论一样，也曾有“顿悟时刻”。阿瑟?刘易斯曾被两个问题所困扰。其一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即为什么钢铁等工业产品比农产品贵得多。其二，为什么有些国家长期贫穷，而另一些国家却如此富裕？ 刘易斯（Lewis 1980: 4）在一篇自传中提到了1952年他灵光乍现时的情景。“走在曼谷街头，我突然意识到，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完全一致。抛开认为劳动力数量固定的新古典假定。无限劳动力供给会导致工资降低，从而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我们可以生产出便宜的咖啡；就第二个问题来说，我们可以获得高利润。其结果是二元国家经济或世界经济。”这一顿悟孕育了发表在《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Lewis 1954）上的那篇关于二元经济的经典论文。这篇论文对他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着手开展发展经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直觉与因果关系 现在，我将更具体地谈一谈发展政策问题。想要将研究转化为良好的政策，需要三个要素：数据（和证据）、理论（和演绎推理）以及直觉（和常识）。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在实证分析领域成就斐然。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数据的兴起以及我们能够通过不同的方法——从智能柱状图，到简单的回归分析和结构模型，再到随机对照实验——分析数据而额首称庆。最近取得的这些成功让我们燃起了希望，相信经济学能够成为一门真正有用的科学（参见Duflo and Kremer 2005；Banerjee and Duflo 2011）。 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所有理论都深奥难懂而对其加大排斥，这样可能会带来各种风险，其中之一就是使学科发展效率低下。假定毕达哥拉斯只能采取实证研究，那么他还能发现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吗？答案是：可能会。如果他收集了大量直角三角形并度量了其边长的平方，他可能会产生两条较短的边的平方之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一猜想。但是这种方法效率极低，而且还会引发许多争论和异议。有人会指责他使用了取自地中海地区的有偏差的直角三角形样本。他们会问：“它在北极和南半球也行得通吗？” 我们必须承认，如果采用纯推理的方式，许多真理的发现过程会更有效，也更令人信服。此外，我们在进行实证推理时存在大量马虎了事的情况。例如，务实的专业人士经常会告诉你，“如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某项政策X是否有效，就不能实施政策X”。（最近，有人在回应我提出的一个建议时这样对我说。） 暂且把这条规矩称作“公理”。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个公理并不合理。如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政策X是否有效，那么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不实施政策X是否有效。但是，既然我们必须在实施政策X与不实施政策X之间作出选择，那么原来的公理必然存在缺陷。 良好的政策既需要事实和证据的支撑，也需要进行演绎和推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利用数学进行证明。尽管人们有可能过度使用数学这种工具（就像在经济学中那样），但是如果离开了数学，就不可能取得古诺（Cournot 1838）和瓦尔拉斯（Walras 1877）以及现代经济学的巨大成就。这是因为数学是一种学科工具，尽管它的要求很高，而且显然并不适用于所有研究。克鲁格曼（Krugman 2016: 23）在无法判断默文?金（Mervyn King 2016）的某个论点是否正确时曾说过，“仅凭文字会创造出一种逻辑连贯的错觉，而当你试图进行数学运算时，这种错觉就会烟消云散”。 从一般均衡理论中就能看出正确建模的威力，即使创建的只是抽象模型，而且所采用的假定可能也并不真实。以吉拉德?德布鲁（1959）的经典著作《价值理论》（The Theory of Value）为例。这本书语言优美，用词犹如诗歌一般凝练。在某些方面，它可以与欧几里得的作品相媲美，因为它以系统的方式汇集了一系列令人惊奇的想法。欧几里得也许不如毕达哥拉斯或阿基米德那样富有创造力，但在为一个内容分散的学科带来知识秩序这一方面，几乎无人能够与他匹敌，而且他在知识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德布鲁这本薄薄的著作也是如此。 瓦尔拉斯、阿罗和德布鲁提出的一般均衡模型颇具开创性，它所提供的框架激发了微观经济理论中一些与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市场运作模型有关的最具原创性的著作，尤其是阿克洛夫与斯蒂格利茨的著作。这些著作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于以下方面的理解：微观市场；为什么市场会失灵；以及为什么价格往往具有内生的刚性，从而导致信贷市场需求过剩而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这项研究也有望改善宏观经济分析，因为我们知道，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与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都广泛使用了价格刚性，而凯恩斯和刘易斯都没有对这些刚性做出解释。得益于斯蒂格利茨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我们对于公开失业现象，对于一个虽不受利率变化的外在约束却仍无法做到信贷平衡的信贷市场，已经明白了它们的表现形式。 除了这些实证理论，我们还看到了规范经济学的兴起。对于这门介于分析哲学、数理逻辑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而言，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萨缪尔森（1947）、柏格森（1938）等人也都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真正令人惊讶的突破却是肯尼斯?阿罗（1951）那本薄薄的著作《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阿罗不可能定理为一项庞大的研究议题奠定了基石。阿玛蒂亚?森就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研究跨越了哲学和经济学的范畴，证明了有可能利用最优秀的理论和数理逻辑来解决有关伦理和规范原则等古老问题（Sen 1970；另见Suzumura 1983）。他在主流的严谨分析中引入了权利等概念，尽管这些概念得到了广泛讨论，却很少受到细致的研究（Sen 1996）。这项工作对世界银行而言十分重要，因为世界银行的任务目标以这些概念（World Bank 2015b）与相关的国别研究为基础（Subramanian and Jayaraj 2016）。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和统计属于与描述相关的更广泛的研究领域。不幸的是，“描述性社会科学”往往被视为贬义词。正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1980）在一篇颇有分量的文章中所言，做出优秀的描述并非易事，而很大一部分科学进步都取决于描述。无论表现为文字还是数据，描述都涉及选择。描述并非只是简单地复述我们看到的周围的一切。我们必须遴选出重要的东西，并使之为人知晓。描述的方式和内容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描述者”的作用举足轻重。 必须意识到，描述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人类学家往往不会采用数字和数据进行描述，然而对他们的所见所闻，尤其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描述，对于我们理解世界而言至关重要。由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 1968）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1973）提出，并被众多人类学家采用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这一概念，极大增进了我们对传统社会和偏远社会的理解，使我们能够进行更有效的干预。有时，这种干预的出发点是错误的（例如，为了实现殖民统治），但它也确实通过扩大现代医学和教育的覆盖面，进一步了推动发展议程。 从历史上看，我们通过人类学家的热情与工作，了解了与我们相距甚远的人们的动机和目标。这些信息很难单纯依靠数据和统计数字来学习和理解。与研究主体一起生活并获取直观的理解往往很有必要。这些知识既有益处，也带来了弊端。它们既帮助了生活在遥远土地之上和传统社会之中的穷人，也成了剥削民众、传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控制的工具。无论好坏，这些知识都是有用的。 缺乏这种知识会造成重大障碍。以恐怖主义为例。由于深入恐怖组织存在种种危险，我们缺乏类似人类学家对偏远社会所做的那类研究，因而我们对其所知甚少。 从皮浪（Pyrrho）到大卫?休谟（David Hume）与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怀疑论者的观点都是正确的：无论是事实还是推理，都不能帮助你直接找到可以实施的最佳政策。因为，无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都无法得到证明。最终，只有局外人才能看清其中的因果关系。对我来说，与之相关的最发人深省的观察来自尼泊尔的一个部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知名摄影师埃里克?瓦利（Eric Valli）看到部落成员爬上高树采集蜂蜜时，曾询问其中的成员是否从未摔下来过。那人回答他：“没有，如果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你就会摔下来。” 由于因果关系难以发现，对于好的政策来说，光有事实支撑是不够的；仅仅将事实与理论相结合也是不够的。我相信我们还需要另一些要素的加持：常识以及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理性直觉”（Basu 2014）。 尽管研究人员拒绝承认，但事实上我们无法摆脱直觉，而且我们在生活中获得的所谓“知识”大部分都是通过常识偶然得到的。认为所有知识都必须植根于诸如对照实验之类的科学方法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孩子通过非科学方法学到东西的数量相当惊人。 至于为什么这种通过直觉和常识获得的知识可能具有价值，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直觉，皆因进化使然。这些方法在自然选择中存活了下来，因此不能贸然否定它们的力量。进化塑造了经济生活中的许多东。这一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是我们对进化论与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理解仍不成熟，尽管很早以前梅纳德?史密斯（Maynard Smith）和普莱斯（Price）就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参见Maynard Smith and Price 1973; Weibull 1995）。本书（见第九章）在道德及其起源的背景下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探索（另见Alger and Weibull 2013）。但是可以说，这种先天的知识获取方式也适用于许多其他领域。人们常用的获取知识的方式也许不符合科学标准的检验，但我们也不能一概否定。同时，偶然经验主义会导致迷信，我们必须对此加以防范。我曾在其他地方（Basu 2014）指出，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直觉”，即通过推理来验证直觉。这种方法并非万无一失，但却已经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方法了。 数据、理论和直觉是人类知识和进步的三要素。但是，即使三者都已具备，怀疑论依然是思想者思维模式的一部分。历代哲学家一直在提醒我们留意这一点，凯恩斯（Keynes 1936）也在其所著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第十二章中提到了这一点。抨击迷信却不质疑科学知识的科学家其实犯了双重标准的错误。他们没有认识到，涉及未来的确定性时，科学智慧与许多其他形式的知识一样，都可以被人质疑。 知识与告诫 我们正在步入未知领域，努力应对世界经济问题。最近的问题包括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我怀疑这一重要问题将持续发酵一段时间），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下降。后者给大宗商品出口国和投资领域的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人们开始怀疑，经济学是否已为应对这些问题做好了准备。然而，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的，不是经济学家误读或低估了这些危机，而是这些问题表明，对于经济，我们还有很多不解之处。 所有学科的专家都有一个缺点，就是不清楚自己究竟不知道什么。以医学为例。由于我们对人体和大脑知之甚少，所以当我们因健康问题去看医生时，大多数情况下，医生应该给出的正确答案是“我不知道”。然而，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回答。医生几乎总能告诉你是哪里出了问题。需要提醒你的是，当医生说他们知道你得了什么病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即使是在现代医学诞生前的18世纪，医生也很少会说自己不知道病人患了什么病。这是因为18世纪的医生不知道——现在的医生也是如此——他们自己不知道的是什么。经济学家也是如此。 阻碍发展政策的黑暗领域之一，是我们无力将微观和宏观联系在一起。假定政府对一千个村庄实施了某种干预政策X，可以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创造就业岗位的项目，或是提供肥料补贴。应该如何评估该项计划是否在减少贫困方面获得了成功？通常，我们会通过收集村民的福利数据来评估。如果我们比较挑剔，可以使用各种控制措施，包括适当的随机化。假定我们通过这样的研究发现，实施政策X之后，村庄的贫困人口确实有所减少，这是否意味着政策X就是一项良好的干预措施呢？未必。假定政策X对某村庄产生了以下效果：食品价格略有上涨，工资涨幅则更高一些。这确实可以降低该村的贫困率。然而，由于食品价格的上涨通常会在整个经济中产生连带效应，这种干预措施可能意味着其他村庄的贫困率反而有所上升，因为他们只能感受到食品价格的全面上涨，工资的变动却微乎其微。因此，尽管在实施了干预措施的村庄，贫困率会有所下降，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这些措施却完全有可能对贫困率毫无影响，甚至反而会加剧贫困程度。 人们对微观干预和宏观效应之间的联系知之甚少。如果想要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成功消除贫困与不平等，就需要加大对于此类研究的投入。 正如本书所述，经济学已在诸如金融和人类行为的心理基础等其他微观理论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依然有些问题有待解决。在金融领域，人们日益认识到，所谓理想监管并不存在。这是因为金融产品可以无止境地创新。银行和金融机构会不断开发新产品，就像医药行业不断研发新药一样。每次推出此类金融创新，我们可能就需要对监管制度进行调整，使其更加完备。因此，在这一领域，我们必须摒弃具有静态内涵的最佳监管语言，建立灵活的监管机构，为创新做好准备。正如最近的行为经济学文献反复指出的那样，人们在选择金融产品时往往并不理性，而是屈从于情感、双曲贴现（hyperbolic discounting）和框架幻觉（framing delusions），这使得我们的努力变得复杂起来。 一种可能性是将某些金融产品贴上“处方品”的标签，创建类似于金融医生的角色，只有经他们签字许可之后，人们才可购买金融产品。例如，我们可以批准大额尾付抵押贷款，但消费者必须事先请“金融医生”签字确认其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这当然不可能通过机械地遵循医学惯例来完成，但我们有理由对这种架构给予认真的考虑。 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融合，说得更具体一些，即行为经济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最近，世界银行正试图通过《2015世界发展报告：心灵、社会和行为》（参见World Bank 2015a）将这一进展纳入发展政策议程。行为经济学利用从实验室和世界各地实地观察获得的证据，教了我们很多关于如何以及在何处进行干预的信息。然而，该学科却存在沦为研究发现集录的风险。我之所以称之为风险，是因为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这些发现是一成不变的，没有意识到也许它们虽然适用于某些社会的某些发展阶段，但可能随地点和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还需要努力将这些发现与均衡的概念更有效地结合起来（Akerlof and Shiller 2015）。随后便能利用这些发现，从中获取更多收益，也能更好地预测这些发现可能会如何随社会和时间而变。在我看来，传统经济学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均衡的概念，从一般竞争均衡到纳什均衡，均衡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我们需要将对个体的描述从狭义的“理性经济人”扩大为更现实的个体（即有怪癖、非理性并遵守社会规范），并将均衡的概念与这种更为现实的描述结合起来。我们有可能通过独特的分析，在完全理性的个体身上准确模拟出大多数看似依赖非理性或遵守社会规范的真实行为，这就使得我们的努力更具挑战性。最后，只有利用判断和直觉来决定应该依靠什么假定，才能创建更好的模型。 世界银行逐渐参与到了这个困难的领域之中。由于目前全球关注的焦点发生了变化，我们别无选择。这些关注自然引出了狭义经济学范畴以外的另一个相关领域，即制度和治理。我们的《2017世界发展报告：治理与法律》（参见World Bank 2017）就承担着这项艰巨的任务。控制腐败是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决策者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传统经济学认为，腐败行为（例如，通过行贿非法获取电力）与任何其他购买决策（例如，是否购买苹果）一样，都是一种狭义的成本效益分析（参见Bardhan 1997; Mishra 2006）。因此，我们在控制腐败这个问题上如此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理解这一现象，必须将心理学和政治体制引入其中。发展政策不能仅仅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最后，我们在气候变化与发展的关系这一领域存在知识缺口，不过，这个缺口也没有保守的评论家所说的那么大。但如果按照目前的方式继续发展，最终将会走向灾难。这是不幸的，因为正如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克努特?维克塞尔等人的著作所证明的那样，尽管我们在行动和政策方面一直反应迟缓，但早已意识到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近年来，一些学者，尤其是斯特恩（Stern 2007，2015）也强调了这种联系的重要性。 现在，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将对该问题的认识与实际行动联系起来的平台，尽管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其中涉及跨国协调。在此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参与应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共同繁荣的一部分，因为它涉及资源和福祉的代际分享。 本书正文部分共10章，各章作者都是世界银行根据议题，从全球学术界遴选出的该领域的执牛耳之专家，可谓群星璀璨；因而每一章的内容均为该领域的重磅与典范之作，可谓洋洋大观。另外，尤为可贵的是，面临全球经济的颓败，传统经济学理论在许多方面已是捉襟见肘，而本书的作者们——塑造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勇于突破自己，寻求新路，因此本书也是经济学巨匠们的自我革新之作，继往开来，令学界瞩目。 王牌阵容：世界银行联袂诺奖得主及业界各领域泰斗，群星璀璨，权威郑重。 核心作者阵容：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1位声名鼎鼎的经济学界杰出专家。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考希克？巴苏主导全书策划。 ？1972年诺奖得主（因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贡献）肯尼斯？阿罗：探讨均衡、福利与信息。 ？1998年诺奖得主（因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阿马蒂亚？森：探讨社会选择与福利经济学。 ？2001年诺奖得主（因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探讨信息经济学变革。 ？2019年诺奖得主（因在全球减贫方面的实验性做法）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莱默：探讨随机对照实验对发展经济学研究及发展政策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危机领域全球权威古勒莫？卡尔沃：探讨长期通胀、长期通缩、流动性混乱等问题。 ？国际清算银行研究主管申铉松：主讲全球经济流动性与顺周期性。 ？创新经济学领域全球最杰出学者菲利普？阿吉翁：探讨熊比特经济学说。 ？全球气候变迁政策奠基人、“气候经济学之父”尼古拉斯？斯特恩&牛津大学教授萨姆 ？ 范克豪泽：探讨气候变化、发展、贫困与经济学主题 ？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顶尖学者凯斯？R.桑斯坦：探讨人类的系统性的非理性 ？演化博弈论全球最权威的学者英格拉？阿尔杰、乔根 ？ W. 威布尔：探讨道德的作用与人类动机的进化基础 评议作者阵容：20位经济组织学术领袖及业界大咖。如： 哈米德？拉希德（Hamid Rashid）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全球经济监测司司长。 弗朗西斯科？卡塞利（Francesco Caselli）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经济学诺曼？索斯诺讲座教授。 阿斯利？德米尔古茨—昆特（Asli Demirgü?-Kunt） 曾任世界银行欧洲与中亚区域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研究主任。 尚塔亚南？德瓦拉詹（Shantayanan Devarajan） 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教授，曾任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高级主管。 詹姆斯？E. 福斯特（James E. Foster） 乔治？华盛顿大学奥利弗？T. 卡尔国际事务教授、经济学教授。 瓦伦？高里（Varun Gauri）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高级经济学家。。 卡拉？霍夫（Karla Hoff）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兼职教授，曾任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首席经济学家。 姬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顾问、研究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