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与文明

作者简介

张笑宇，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研究员，兼任宽资本产业研究顾问、腾讯腾云智库成员。关注政治哲学、政治史、技术与社会关系等主题。著有《技术与文明》《重建大陆》等。

内容简介

引言 现代社会从何而来？ 从“超级事实”开始的思考 本书是“文明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在第一部《技术与文明》1的结尾，我们讨论了新冠疫情问题。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很多讨论在当时的时间点只能戛然而止，然而其中许多来不及详述的道理，更显意味深长。这些意味深长之事恰巧与本书的主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说明这种联系，请让我更精准地定义疫情这件大事于我们每个人认知的意义。 我们往往以为自己活在真实的现实中，然而，真相却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认知来建构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再经由这套想象与他者和世界相连。譬如，甲认为工作本质上是一场僧多粥少、弱肉强食的竞争，乙认为工作是改变自己穷苦出身与命运的唯一上升渠道，丙则把工作当成是认识美丽异性的场所……这些活在不同认知中的人可能就职于同一家公司，每天表面上维持着融洽的同事关系的幻象，内心深处却对同一件事物怀有根深蒂固的歧见。这本是人与人之间的惯常交流模式，人类社会也是以这样的机制长期存在着的。 但是，人类历史上还有一类事件则与上述“我们以为的真实事件”不同，我称其为“超级事实”。什么是“超级事实”呢？就是能够打破所有人共存其中的幻象，击溃每个人基于自身认知所构建出的想象空间，将所有人强拉到一个巨大的、紧迫的、咄咄逼人的现实面前的事件。譬如，对我们前面举的例子而言，所有人前一天还在一间办公室里其乐融融，但倘若后一天老板突然就宣布公司倒闭破产了，那么，后者就是“超级事实”。好不容易升职成部门小领导的甲、盘算着依靠这个月提成还房贷的乙和刚刚跟某位同事确定恋爱关系的丙，他们的认知与幻想都被这一事实击得粉碎，不得不抓紧时间修正自己的认知，以便适应新的变化。 小到一家公司，大到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都难免遇上某种程度的“超级事实”。比如，公元410年阿拉里克攻克罗马，就是一件“超级事实”，而据说在长达800年的时间里，罗马人都相信罗马这座城市不会陷落，因而是一座“永恒之城”。同样，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是“超级事实”，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斩首是“超级事实”，1789年巴黎市民攻陷巴士底狱是“超级事实”，1895年大清在甲午海战中败给日本是“超级事实”，1949年蒋介石政权丢掉大陆败退台湾也是“超级事实”。 我认为，2020年初爆发的这场疫情，很可能就是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一件“超级事实”。这一 “超级事实”或许没有历史上许多“超级事实”那样激烈，但它却可能同样震撼我们的旧认知，把我们从想象的世界中拉到巨大而紧迫的事实面前。 这场疫情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相较于许多国家，中国对疫情的处理和控制，有效减少了患者数量和死亡人数。尽管可能有一些朋友对此还有异议，认为一些强硬的管制措施伤害了现代人在情感上应当被满足的某种幸福体验，然而，相对于这种主观感受而言，客观数字更有说服力。截至2021年8月16日，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信息，中国新冠病毒确诊数是94,430人，死亡4,636人。相比之下，美国确诊37,183,257人，死亡631,821人，印度确诊32,077,706人，死亡429,669人，差距百倍有余。疫情控制得力的结果，是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2.3%，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反超美国，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最大流入国；全年出口同比增长3.6%，对外贸易顺差创70年来第二高纪录。 如果说我们中有很多朋友在疫情前关于中美政治与社会的很多争论，其实是发生在信息茧房与幻象空间中的话，那么疫情的发生，恐怕就要把这些朋友拉回到事实层面。不管他们是否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是否能够接受与自己过去不同的意见，世卫组织公布的数字，以及这些数字背后那巨大而紧迫的事实，迫使他们不得不以此为出发点讨论所有问题。不管他们对这个问题还可能产生怎样的分歧，他们首先都不得不面对的是，太平洋对岸的国家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喜马拉雅山隔壁的国家怎么就成了那个样子？ 如果要说中国疫情防控的成绩单是因为中国的医疗技术领先世界，恐怕很多专业人士都不会接受。毕竟，医疗技术上的成功似乎很好排除，在全球关于大学研究实力的排名中，医疗和公共卫生学院的世界第一，往往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这几所高校中轮转，中国高校的名字基本不会在前20内出现。如果医疗技术是关键，为何排名更高的英美高校没有发挥技术优势应有的力量？ 那么，中国疫情防控的成功是政治治理上的成功吗？承认这一点，恐怕会让很多知识分子感到尴尬。因为一直以来，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活在这样一种自我建构的认知世界中：评判政治制度是否进步，应当以西方精英集团提出的许多标准为圭臬，例如，自由、民主与法治水平，等等。然而，政治的基础是提供秩序。如果一套制度标准在危机面前难以稳定和维持基本秩序，我们凭什么就说，它是评判政治制度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准呢？ 我们来从一个很小的点切入吧。在此次疫情中，欧美的一系列“反疫苗运动”十分夺人耳目。其实，反疫苗运动在欧美社会中由来已久。一些人认为，政府强制性规定的疫苗接种计划侵犯了个人选择医疗方式的自由，另一些人则认为，疫苗是公权力与私营企业之间利益勾结的产物；宗教也是许多人不愿接种疫苗的重要原因：2019年，美国有45个州允许因为宗教理由而不注射疫苗。 吊诡的是，如果按照西方政治进步的标准来判断，我们会发现，“反疫苗运动”完全符合民主或公民社会的要求。这些运动不是自发出现的么？他们所秉持的原则不是自由主义与对公权力的质疑么？他们不是用结社、游行和公开辩论的方式来讨论疫苗接种的有效性么？他们不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倒逼公权力允许人们有不接种疫苗的自由吗？ 然而，结果却是这样：在瑞典，1979—1996年间，由于暂停接种百日咳疫苗，有60%的儿童在10岁之前感染了该病；在美国，由于大量入学儿童因宗教理由没有注射所需疫苗，2019年爆发了25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在英国，受麻疹疫苗谣言的影响，2000年前后爆发了极为严重的麻疹疫情，被英国媒体称为“英国人的耻辱”。 2020年底，多款新冠疫苗被各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批准使用，“反疫苗运动”也开始蔓延到了新冠领域。2021年2月，澳大利亚多地爆发反疫苗游行示威；5月底，伦敦爆发大规模反疫苗游行，示威者打着“我的身体我选择”“对疫苗护照说不”等标语走上街头。一份网络报告指出，新冠疫情期间，Facebook上有3,100万人关注反疫苗团体，1,700万人订阅了YouTube上的类似账户。2 我们是否能说这些现象是进步的表现？ 作为政治学专业出身的写作者，我本人倒是认为，这些现象本身不难解释。民主不是万能的，其自身同时伴有难以避免的负面因素，这是许多政治学学者都非常清楚的事实。古雅典的公民审判庭判处苏格拉底死刑，随后的公民大会又缺席审判在外领兵的主将亚西比德，直接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利。在中世纪，萨佛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领导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曾短暂实施过直接民主制，其结果是基于宗教极端信仰的民粹分子主导了整个共和国的政治，大批个人财产被没收，许多艺术品和珍宝被毁于一旦。在近代，荷兰共和国议会过分讲求民主原则，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从而在战争中失利，以至于美国国父在立宪大讨论中专门提到，不可重蹈荷兰之覆辙。 民主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诉求，一个人应当能够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来保证自己的生活和权利不被其他人随意地决定或者侵犯。但是，这种基本诉求本身是有危险性的，如不加限制，它将影响良好的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例如，求偶是一种基本诉求，但不加限制的交配欲望则会扰乱社会。现代政治学专业中的大量讨论、研究与制度设计，就是为了规训民主这一“暴乱巨兽”的蛮荒力量。这些本来是学界内部的基本共识之一。 然而，专业研究者内部的这种基本共识，却长期被另外一种话语体系压制了。这种话语体系，就是流行于舆论界与大众认知中的简单二分法：任何政治制度都可以被放在独裁/民主、暴政/自由、专制/立宪的简单光谱上，所谓政治进步就是由光谱的一端滑向另一端。这种简单二分法反过来又“诱惑”一些学者成为民主理论的高级传教士。例如，多伦多大学的某位学者曾认真讨论过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并坚定地相信答案应当是后者，即人类应当为民主而民主—“你想要从民主中得什么好处呢？民主本身就是对你最大的回报。” 这不禁使人想起《罗马书》里那句经典的断言：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作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惟有不作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这位学者似乎是在说，信民主就是你的义。 新冠疫情是一件“超级事实”，它把我们拉到一个巨大的真相面前，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这套简单二分法的话语体系，重新思考我们过去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知。民主当量变渐渐积累出质变；反过来，“要命”模型的社会往往会导致社会“归零”重启，积累速度和效率比不上“要钱”模型的社会。 本书一个重要的观察和结论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现代史，是被“要钱”模型而不是被“要命”模型的社会开启的。 零增长社会 古今中外，每个社会都有很多人怀念美好的田园时代，男耕女织，山清水秀，没有化肥也没有催熟剂，没有那么多人工的东西，一切都很美好。然而，这只是生活在温室里的当代人对古典时代的美好想象。如此温文尔雅的美好生活，只在古典时代极少数的文人和士大夫阶级一生中极少数的时光里存在过。 古代社会的绝对主流，是贫穷、暴力、愚昧和互相伤害。 我这么说不是一种对古代社会的道德谴责，而是基于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史研究而得出的一些结论和共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曾指出，现代经济总体增长有三个重要特征，首先是人均产值的高速增长，其次是高速增长能够持续较长时间，再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增长差异很大。这三个特征均与前现代社会有着本质区别。10具体到人均产值这一点，虽然在库兹涅茨的年代还缺乏足够数据，但通过倒推算法很容易得出，前现代社会的人均产值增长处于长期停滞状态。11 计量经济史学家一直以来都试图统计古代社会的人均GDP指标。毕竟，客观、中立的数字相比文人浮夸繁华的辞藻，可能更加倾向于事实。当然，“GDP”这个指标的现代统计概念是西蒙·库兹涅茨在1934年才提出的，此前自然不可能存在相关数据统计与文献资料，也不存在科学合理的计算方法。但是，学者们可以利用历史文献中统计到的商品产量来尽可能地估算，以GDP这一指标尽量还原古代人的生活状况。 拿中国来说，经济史学家李稻葵教授及其团队对980—1840年（从北宋到清代）的GDP重构研究表明：从北宋到明代，人均GDP几乎是在水平线上波动，也就是说，到1620年，人均GDP还和980年的水平相差不大；但清代人均GDP则出现了显著下降，以每年0.34%的速度衰退，到184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下降到980年的70%左右。12刘逖教授（2010年）对1600—1840年间的中国GDP重估的研究表明，这240年间，中国人均实际GDP下降了25%，年均增长率为-0.12%。13 计量史学的这个成果，与我们的常识和逻辑基本相符。很明显，前现代农耕社会中，在技术没有根本性突破的条件下，农业社会的财富生产有一个自然为我们设定的天花板。意思是说，就算你是一个男性壮年劳动力，你能从土地里获得的收入，基本上是被土地的肥力、粮作物的自然产量和你的劳动能力限定的。你的土地可以无限扩张吗？小麦或水稻的产量可以无限增长吗？你每天劳作的时间和工作量可以无限增加吗？都不可以。 所以，前现代社会人均GDP增长的停滞甚至倒退这个宏观事实，反映到每个具体个人的微观层面上，就是一种经过千百年生活经验确认过的常识：明年不会比今年更美好，甚至可能更糟。所以，即便你生活在丰年，也要为荒年做准备。这种微观层面上的意识，会导致一系列经济后果：你对改变生活的态度是十分保守的，你不会考虑投资某个新产业，因为生活经验告诉你，在一个长期人均增长率为零的社会，投资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投资，也就意味着你积累的财富（不管是金钱、丝绸还是瓷器）不会转化为“资本”，它只是纯粹的物质财富，主要目的是用于消费。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唯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土地，因为土地出产你的吃穿用度。那些给你带来快乐的商品，比如绫罗绸缎，精食细脍之属，基本都来自土地。赛珍珠在《大地》里描写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对土地与生俱来的执着和热爱，其本源实则在此。 既然土地是最有投资价值的实物资产，人们自然想要控制土地。古往今来，对土地最有效的控制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暴力。这是自然条件限制下的最优解。我称其为“暴力最优回报”。 人类的劳动行为，是一个摄入食物获取能量，然后利用生物能做功的活动。在种种做功活动中，耕作是长期消耗，暴力杀戮却是短期消耗。你春种秋收打下粮食需要一年，运用暴力手段杀死邻居夺取土地却只需要一天，只是风险较高而已。毕竟，杀人者往往被人杀之，凝视深渊的人，深渊也在凝视你。 深渊虽可怕，却可控：如果你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磨炼杀戮技巧，成为职业性的暴力使用者，甚或采取了成建制的、组织性的杀戮手段，也就是建立了军队，那么你就可以大大降低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如果你用土地的产出来养活这样一支军队，不断夺取其他土地，就可以形成一个正循环机制，造就一个自然意义上的庞大帝国，直到你触及古代社会对人口和土地进行有效统治、管理和征税的技术极限。 这就是漫长农业社会中绝大多数古代帝国的产生逻辑。无论希腊、罗马、波斯、西周、印度还是日本，之所以绝大多数古代帝国的统治阶级是武士阶级，其原因就在于此。 在人类历史上，“暴力最优回报”规律发挥作用的程度几乎是没有底线的，如果说稍有那么一点儿底线的话，唯一底线就是人类这个物种的再生产。 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吧。根据经济史学家宁可的估计，西汉一家自耕农一般有五口人，其中主要劳动力一般有两个，每个劳动力耕作的土地面积大约合今天的14.4亩；根据土壤条件的不同，14.4亩的产量折合成小麦大概在1,450—2,900斤。与此同时，汉代人口平均每年消费的粮食大约是480斤，按每个劳动力负责养2.5人计算，所需口粮大约1,200斤。14乍看起来，即便是条件较差的土地，也有100斤左右的余粮。但是，这个数字既没有考虑荒年、歉收，也没有计算税赋和徭我兵威，又岂能将此数十百乡，尽诛其人而赭其地？”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清朝由盛入衰的重要标志之一。17故而，我们不能将这些现象当作一时一地的个案，而须认清古代社会的真相是：即便在和平年代，生民处境也可能像役。仅就田税而言，汉初的税收比例是“十五税一”，按较低的1,450斤计算，刚刚好把余粮收走；如果遇上灾年，这家人就要揭不开锅。后来，汉景帝把这个比例改作“三十税一”，实际上也就是给较差状况的农民每年多留出了50多斤余粮。单就这一条，已经足够让汉景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两千年的“贤帝”美名。 然而，田税并不是西汉农民唯一要承担的负担，西汉农民还需承担人头税（成年人每年约一百二十钱）、财产税（每万钱家资征收一百二十钱，即1.2%的税率）和徭役（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向国家提供一个月的劳动力，一生中还要额外有两年为国家义务劳动）。此外，即便这些都纳入进去，这里计算的还只是自耕农的状况。如果考虑到佃农，也就是向富户租种土地进行耕种的农民，地租比例在1/3左右，而像这样的收租比例，佃农连自己吃饱饭都困难，被迫典身为奴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汉代只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缩影。15根据气候学家的估计，汉代在中国历史上属于温暖期，粮食产量水平还算比较高。但即便是在这些年代，根据我们的税赋负担统计，农民也只是勉强能够温饱，一遇天灾人祸，就要卖身为奴隶，罔论安居乐业。 而且，“十五税一”的负担刚好把农民生产的剩余财富压榨殆尽，让其维持在生存线上下，这可能不是偶然，而是在漫长的零增长社会博弈中，统治阶层自发摸索到了对农民极限压榨水平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正常年份下，武士集团对农民的统治刚刚好达到了没有官逼民反的程度。如果遇到天灾减产，大规模起义就无法避免。 当然，“暴力最优回报”这一规律并不仅仅在武士集团与农民之间发挥作用，在农民内部，这一规律同样也在发挥作用。 当大量财富被武士集团夺走，农民为了生存，也会以暴力伤害处在同一经济水平的底层人士。从宏观层面上讲，李稻葵（2017）指出，中国古代长时期处在总经济规模增长，但人均水平几乎没有变化的状态，这表明中国古代经济是典型的马尔萨斯经济，也就是人口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导致饥荒、内乱和战争的爆发，从而抵消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从微观层面上讲，每一个农民家庭都害怕邻家的伤害能力超过自身，进而在诸如田地、水源纠纷等方面占了自家的便宜，因而每家必须靠多生孩子来获得尽可能多的男性劳动力，以壮大自己家族的暴力能力，获取更优回报。一旦冲突爆发，农民之间互相伤害的程度，可能并不亚于战争。 我在这里仅举一例予以说明。明代崇祯年间的《义乌县志》曾记载，明嘉靖三十七年，浙江永康盐商施文六某次经过义乌，发现八宝山麓一代出产矿产，于是纠集九十余人开矿采掘，被义乌当地的大姓豪族陈大成等发现，聚集乡民殴斗后，抓捕十四人递解到县衙。县太爷把人释放后，施文六又组织了千余人占领矿坑。此举激怒了当地郡侯李公，李公放出话来说杀死者不论，于是，“乌人奉是檄也以往，则无不控拳砺刃愿为上用者”。最后，陈大成靠数百义乌人，击溃了施文六千余人。施文六被击败后，附近的处州人又纠集了三千余人强占矿产，再被陈大成率三千人击败。这些斗殴规模之大，连当时的抗倭名将戚继光都知道了，以至于他专门写了《练义乌兵议》上书胡宗宪：“闻义乌露金穴括徒，递陈兵于疆邑，人奋荆棘御之，暴骨盈野，其气敌忾，其习慓而自轻，其俗力本无他，宜可鼓舞。及今简练训习，即一旅可当三军，何患无兵？”16 6,000人“暴骨盈野”的民间斗殴是什么概念？嘉靖三十七年是1558年，再往前追溯130年，西欧正处于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其中的帕提战役总参与人数大概就是6,500人。这是法国骑士第一次战胜英国长弓兵的战役，也是圣女贞德发起的卢瓦尔河战役中的关键之战。它的规模在贞德参加过的战争中不算大的，但至少也是一场重要战役。义乌发生的，只不过是一场民间械斗，不会进入战争研究者的法眼，如果不是戚继光的记录，我们甚至都不会发现，一个民族的和平状态有可能近似于另一个民族的战争状态。 这种械斗，在中国民间并不罕见。如清中叶前后，南方地区的福建、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浙江等省，普遍发生了大规模的乡族械斗。咸丰年间，厦门、同安、龙溪一代的乡族武装与小刀会结盟，酿成大案。当时承办此案的官员感慨：“百余里间，大小数十百乡，民心无不变动……若仅恃一二公亲，岂能尽安反侧？若极争状态一样动荡不安。 利用“暴力最优回报”理论，可以为这种现象给出的历史解释是：在绝大多数剩余价值已经被暴力垄断者攫取的前提下，单个家庭追求“暴力最优回报”的努力，反而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囚徒困境”—人口越是增加，土地资源越是稀缺，生存竞争就越发激烈。 近年国内舆论界一个很火的词，是“内卷”。这个术语最早是康德的发明，后来被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用来解释印尼爪哇岛农民在水稻种植中极尽雕琢、对农田无休止地增加细节上的装饰性，却不能增加产量的现象。再后来又被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拿来解释中国农业持续增加劳动投入却没有发展的现象。 其实，大规模械斗就是“内卷”理论没有说出的另一面：古代农民不断投入大量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上，却不能增加产出。多余的劳动固然可以转变为无休止的精耕细作，但多余的人口要怎么养活？由此得出的必然推演，就是以血缘、宗族或信仰为纽带形成小规模的暴力组织，相互争夺极为有限的生活资源。这会令社会陷入持续的互相伤害状态。 讲到这里，我认为已经可以在“要命”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更完整的社会模型：零增长社会。 所谓零增长社会，就是指完全没有实现库兹涅茨提出的两项指标的社会。这一社会会因为人们缺乏对未来的积极预期而体现出一系列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个体投资决策的极端保守、土地资产价值的至高地位，以及暴力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笼罩一切的决定性作用。 我进一步把零增长社会的这种生活经验与知识积累造成的认知方式和权力结构称为“零增长秩序”。其认可暴力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笼罩一切，并认为这个社会应该以这样的逻辑运行。 大体而言，这种秩序的认同者持有三个信念： 第一，暴力是一个社会中对资源进行分配的最重要也最根本的方式，因此，暴力是社会核心控制集团最值得发展的能力。 第二，为了最大化自己的暴力能力、最小化其他暴力集团对自己的挑战，有必要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建立起针对个体的最精细化、最细致的管控制度。 第三，和平时期只是为暴力状态（或危机/战争状态）进行准备的时期，而美好生活将在危机/战争结束后自然而然地到来。 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都有这种共识，那么，一个将暴力凌驾于其他社会分配方式之上的权力结构，就可以很稳固地持续存在。很明显，我们前文讲述的“要命逻辑”，就是“零增长秩序”思维的一种体现。 梳理整个逻辑后，我们会发现，零增长社会是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因为零增长，所以土地是最有价值的资产；因为土地最有价值，所以能够最大效率夺取土地的暴力就是整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分配方式；因为暴力是回报最高的最优解，所以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均追求暴力能力的最大化；因为大家都追求暴力能力的最大化，所以社会有极大概率陷入持续的互相伤害状态。社会陷入持续的相互伤害状态，最终导致的结果又是零增长。 回到本节开始的那句话，古代社会的绝对主流，是贫穷、暴力、愚昧和互相伤害。这一点，东西方绝大多数地区都不例外。多少帝王诸侯的盛衰兴亡，都不过是这样一个闭环逻辑周而复始地以不同方式一遍遍重演而已。 正增长社会 但是，我们只要把其中一个变量简单地调节一下，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比如，我们把人均GDP的年度增长率调节为0.1%，也就是说，假设一个社会只有小麦种植这一个产业，由于某种神秘的力量，过去你每年收成的1,500斤小麦会增加1.5斤。这个数字看起来非常非常少，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过100年，这个社会的人均GDP会变成原先的1.1倍；过300年，这个数字会变成1.35倍，1,500斤小麦会变成2,025斤小麦，注意，是人均。 这是什么概念呢？中国每个朝代的平均寿命大约就是300年，如果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实现人均GDP每年0.1%的增长，同时保持“十五税一”的税率，那么，300年后，每个老百姓家里每年就可以有1,000多斤余粮。真要有哪个朝代实现了这样的成就，它都很难灭亡，不会出现马尔萨斯陷阱，也不会有三国乱世、五胡乱华、黄巢之乱、靖康之变，不会有闯王、献忠，不会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更重要的是，暴力的收益固然极高，但风险也很大。如果一个社会真的能够实现稳定增，那么暴力的价值就会逐渐降低，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加速衰减。 在古代社会，国王或皇帝死于疆场的状况不少见：波斯王子居鲁士礼贤下士、雄才大略，却在起兵反抗长兄的战斗中被一名护卫一枪戳在脸上；后唐庄宗李存勖一世英雄，却死于身边人的谋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励精图治，却在“三十年战争”中被流弹打死，一生心血付诸流水。国王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普通人了。 死亡这件事情，对正常人来讲，负收益无穷大。只有在零增长社会中，明天不会比今天更好，一个人才会拿自己的命不当回事。这是已经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所证实的简单选择模型：人们在收益面前厌恶风险，而在损失面前偏好风险。如果一个社会能实现正增长，人们认为“未来”是有价值的，生命因而也就有了价值，那么，人们采取暴力手段的意愿就会大大降低，社会秩序也就有了普遍的心理支撑。 一旦秩序得以建立，正增长社会就会产生加速效应。我们前面设定的0.1%，也许很快会变成1%。为什么？因为“利率”这个宇宙间最伟大的力量之一开始发挥作用了。一旦利率为正，“钱”就开始值钱了，只要假以时日，投资必定会得到正回报。因此，土地不再是唯一的可以投资的标的和对象，人们可以投资产业，投资技术研发，投资长途贸易。人类社会的平等和不平等，是以一种非常纠结的状态同时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天才，但天才却有可能出现在每个角落。理想状态下，资本的任务就是发现角落里的天才，再将金钱代表的社会资源投给他，并从他的成功中分取回报，而社会也将因为受益于这位天才而取得进步。 那么，正增长社会中是否存在暴力现象呢？当然存在，暴力本身根植于人性之中，它是人追逐权力的本质手段之一，因而也是社会资源分配中无法被抹消的根本手段。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指出过的，暴力手段的最大问题是它的风险太高：哪怕你是万人之上的帝王，在暴力游戏中，也可能被对手运用投毒、刺杀等手段夺走生命。如果你预期只要活着你的财富就可以持续增长，那么你可能会更愿意用非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把生死问题转变成买卖问题。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暴力可以服务于交易，而非排斥交易。这与零增长社会对待暴力的“底层思维”是完全不同的。 也正因如此，“花钱买平安”的逻辑，只有在正增长社会中才是行得通的，因为无论是暴力施予者还是承受者，都知道一时的暴力行为只不过是为了争夺财产的所有权，一旦财产归属确定下来，大家还是要赚钱的。既然如此，何妨交易？ 当然，这种“花钱买平安”的逻辑，未必就是一个理想社会的完美运行逻辑。因为，在一个以交易为第一要务的社会中，可供交易的东西未必只有金钱，还可能有自由、权利、尊严和身体。切萨雷·波吉亚在弗利之战结束后俘虏了亲自挥舞战刀守城的绝世美人卡特琳娜·斯福尔扎，将其带回私室一天一夜闭门不出。舆论哗然，以为这是对失去自由的高贵女性的侮辱行为。然而，卡特琳娜的生命和弗利人民的财产终究是得以保全了。因此，正增长社会当然可以是一个罪恶的社会，只是其罪恶比起暴力和伤害无处不在的零增长社会要小许多而已。 现在，我把这种能够持续实现人均经济产值增长的社会，称为“正增长社会”，而这个社会认为人本质上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为了确保这一点，一切皆可交易的认知方式与权力结构所缔造的，就是“正增长秩序”。 更具体地说，生活在正增长社会中的人，因为亲身受到个人财富可以长期持续增长这一现实的耳濡目染，所以可以坚定这样几个信念： 第一，和平比暴力更有价值，所以暴力的运用最好是有限的，它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合理的交易。 第二，我们可以对未来持有高于现在的预期，所以投资新产业和技术是有利可图的。为了从不确定性中保护这种预期，“信用”和“承诺”是非常重要的基石。 第三，长期利益比短期利益重要，这里的“长期”甚至可能超过一个人的寿命。 第四，个人的潜力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因此相信并保护个人的这种潜力非常重要。这也构成个体尊严的基础—尽管是一种功利主义取向。 那么，讲到这里，你也许会同意人类社会如果能从充斥着暴力的“零增长社会”变成允许交易的“正增长社会”，这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但你可能仍会质疑：古代社会的技术条件下有可能存在正增长社会吗？它们如何存在？ 首先，让我们仍旧援引计量史学的研究成果，先来确定一下是或不是，再问为什么。 布劳德博瑞（Broadberry）、凡·赞登（van Zanden）与凡·鲁汶（van Leeuwen）等学者，利用与研究中国古代GDP类似的重构法给出了英国与荷兰历史GDP数据。该研究表明，1270—1690年间，英国人均GDP的平均年增长率为0.17%，1700—1860年间的增长率则达到了0.48%，荷兰人均GDP在1347—1807年间则以每年0.19%的速度增长。18 如此看来，正增长状态就是一个社会的良性循环状态。那么，真正重要的问题来了：一个社会如何才能从零增长变成正增长呢？ 答案是，商贸。 商贸的本质是人类社会交易纽带对自然界资源分布不均衡状态的调整。东方出产丝绸，南洋出产珍珠，中亚生有骏马，西亚能造玻璃、香料橄榄、胡椒茶叶，这些商品在各自的产地都没有什么稀奇，但是经由商人转运，便可以在异地获得高昂利润。在这一过程中，商人承担了远洋航行中对抗盗匪和水土不服等风险，借此赚到的高额利润，可以被视为这些风险的折价。所以，即便是在未发生技术突破的古代社会，正增长秩序也可以在少数商贾云集的地区存在，例如沿海贸易港口。 在中国，是杭州、扬州、泉州、广州这些通商口岸；在印度，有锡兰、卡利卡特以及甘地和莫迪的老家古吉拉特；在波斯湾，传说中水手辛巴达的故乡苏哈尔是伊斯兰世界的三大财富中心之一；在两河流域，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是远近闻名的商贸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威尼斯、热那亚、米兰、锡耶纳等意大利城邦是11世纪前后欧洲最发达和富饶之地；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从香槟地区到莱茵河流域，再到佛兰德斯周边，商贸城市星罗棋布，上文提及的科尔马正是其中之一。 在农耕文明的大背景之下，这些星星点点的商贸城市，就是零增长社会汪洋之中难得的正增长孤岛。很多港口城市对外来商人采取友好政策，有的甚至允许外来民族在当地建立自治社区，或当选本地官员；有些城市制定特殊的法律仲裁制度，便利外界商人在当地的活动；有些城市对异教徒实行包容政策，借机吸引其投资。这些古代城市的开放性与活力，有时会让我们这些现代人也叹为观止。但是，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拗不过农耕时代占据主导的零增长逻辑的，一旦王朝周期走到终点，它们的繁荣兴盛，也往往会走到终点。 ……然是有很多负面因素的，政治学者早知道这点。然而，由于简单二分法话语体系的存在，专业研究者与意识形态分子之间的对话就很难展开。而“超级事实”在当下对思想交流的好处是：它通过打破许多人的认知幻象，打开了一个对话空间，原先“鸡同鸭讲”的交流，在新的对话空间里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意义。 当然，恰恰因为“超级事实”所代表的东西太过重要，所以即便是在新打开的对话空间里，不同的意见和理念也依然会存在。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达不成共识的原因，恰恰是某些事实的意义太过重要。今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这个事实不会引发什么分歧，因为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但是全球变暖是持续不可逆的吗？这表面上看来是个事实层面的问题，但它会引发跨国企业、NGO和政府之间的大量分歧，以至于很多人必须得站在自己衣食所系的立场上来筛选和过滤事实。 新冠疫情这样的“超级事实”会打开怎样的对话空间？这个对话空间能够让我们怎样去思考历史与当下？这个问题也许比如何认识事实更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如何创造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毕竟，新冠疫情这件“超级事实”毕竟只是诸多“超级事实”之一，它并没有取消诸如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五四运动以及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曾经震撼过我们的“超级事实”，也没有完全颠倒我们过去基于这一系列“超级事实”得出的结论。 对于中国人来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超级事实”告诉我们，在某个历史节点上，欧洲文明内部发生了某种质变，这种质变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并且将我们卷入其中。我们可以从价值上对欧洲现代社会的规范取向提出异议，但它所催生的那种强悍的、表现为强大物质实力的现代社会，迫使我们不得不向它开放和学习，进而吸收它的先进因素，唯有如此才能在这个世界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就新冠疫情这一“超级事实”，不断深化对这个思考模型的理解，而不是将其彻底推翻。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我们过去的简单二分法有哪些问题，我们过去对政治价值和政治现实之间的理解是不是太过单调，我们过去对历史的认识是不是太过狭隘。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快颠倒以前的简单二分法，不是说过去认为独裁是倒退而民主是进步的，现在就认为民主是倒退而独裁是进步，不是说过去认为暴政应消灭而自由应保障的，现在就认为自由应消灭而暴政应保障。我们应该把这一“超级事实”看作一个重新审视过去历史的契机，是一个扩展我们的视野，从诸多历史事实中梳理出新的评判人类社会与政治制度进步与否的话语体系与逻辑例证。 我这样讲，是因为历史和现实经验告诉我们，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历史的转向从来不会是急转弯，每一个戏剧性转折的背后都潜伏着巨大暗流，如同地壳下的软流圈推动板块运动一样，裹挟着历史中的人前进。新冠疫情既不会是21世纪第一个“超级事实”，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超级事实”。甚至，考虑到国际秩序的巨大变化、地缘政治的潜在冲突，以及技术与文明安全之间越来越扯不断理还乱的纠葛，我认为完全有可能，这次疫情也许只是一次或一系列更大的“超级事实”的准备与前奏。我们不妨继续追问一系列事实层面的问题：它有改变美国追求全球军事霸权的野心与能力吗？它有消弭东北亚、东海、南海周边、南亚以及中亚的大量地缘政治风险吗？它有敉平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带来的巨大裂痕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谁能保证疫情不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断裂，从而引爆更大的“超级事实”呢？ 对此，我个人认为，我们有必要从眼下这起“超级事实”中暂时抽身出来，向前多看一步。因为疫情终将过去，之后的博弈，是文明之间更深刻、更底层的博弈，而博弈结果很可能取决于不同文明对历史和命运的深刻理解，具体到近五百年来的历史，也就是对“现代社会”何以诞生、力量何在的理解。向前看一步之后，我们也许还要向后看一步，因为我们对所有重大命题的理解都不能脱离历史。如果说独裁/民主、暴政/自由、专制/立宪这些理解现代社会起源的二分法，已经被“超级事实”打碎了，那么，那个真正赋予“现代社会”力量和生命力的本质源泉，到底是什么呢？ 阿尔萨斯的小城 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其实是受到一次私人经验的启发。 2018年的9月，我与新婚妻子正在法国科尔马（Colmar）度蜜月。知道科尔马这座城的中国人并不是很多。但是，说起科尔马所在的阿尔萨斯地区，那名气可就大多了。 从1920年开始，有一篇文章在中国语文课本里雷打不动地存在了100年，这就是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的《最后一课》。中国人对这篇课文的最后一段可谓耳熟能详：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散学了，──你们走吧。” 《最后一课》的场景就发生在阿尔萨斯。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利后，阿尔萨斯的大部分地区和洛林的摩泽尔省被划归德国，德国人禁止当地学校教授法语，这是史实。50年后，日本入侵中国，在占领区禁止当地学校教中文，恰好应了小说的场景。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被激发起来，这篇小说也因此奠定了其在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地位。 然而，我们来到科尔马，眼前的景象却有点让人吃惊。 不熟悉这个地方的朋友也许不了解，科尔马虽是一座人口只有7万的小城，老城区非常狭小，走一圈只需半天多时间，但是在这老城里，遍布有着六七百年历史的老房子，繁花似锦，甚是美丽。我后来专门查阅了资料，科尔马的主座教堂圣马丁合议会堂（St. Martin Collegiate Church）建于1234—1365年间，它对面的阿道夫之家（Adolf House）建于1350年，右手边的老护卫之屋（Building of Old Body Guard）建于1575年，老海关楼（Kofihus）建于1480年，商人之路上的许多私宅，也都有三四百年的历史。若你傍晚走到此间，灯火璀璨，游人徜徉，孩童嬉戏，真是一片安静祥和。 阿尔萨斯在历史上可是法德之间的兵家必争之地呀，这座小城是如何在战火侵扰之下完好地保存至今的？ 要说阿尔萨斯没有兵荒马乱的战乱年代，那完全不符合我们掌握的近代史；可要说阿尔萨斯在法德两三百年恩怨史里受祸匪浅，眼下所见的一切又挑战了我们的认知。 恰好，我们在科尔马住的爱彼迎（Airbnb）公寓主人是一位法国老太太，我专门向她请教了这个问题。她睁大双眼，想了想，答道：“是呀，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点奇怪。想一想，大概是因为我们足够聪明吧。我们这个地方历史上比较有钱，不管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无论哪边的军队过来，我们交钱给他们买平安就好了。他们拿了我们的钱，自然可以壮大实力，又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毁掉呢？” 老太太这句话说来随意，我听来却如平地惊雷，电光火石之间想明白了一连串事情。 一些地区为什么会比其他地区富裕？除了自然资源好、地理位置重、抓住了关键产业崛起的时机，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财富的稳定传承。这一点既是我们运用常识和社会经验很容易想到的，也是可以得到计量历史学佐证的。一项关于佛罗伦萨社会财富分布的研究证明，历经700年的岁月，祖辈收入和财富，与后辈收入和财富之间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3在不同社会之间，哪个社会能够更稳定地实现财富传递，当然也会显著影响不同社会间的财富差异。普林斯顿大学的斯考特和卡勒斯通过一项研究表明，在1200年城市化和经济水平越高的地区，在1800年的城市化和经济水平也越高。4 这真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因为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太剧烈的社会动荡，很多人过去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剧烈动荡不只发生在20世纪，而是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朝代每更迭一次，就出现一次。 更进一步说，甚至中国人对社会动荡的“底层理解”，跟这位老太太代表的“底层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对战争的理解是“伏尸百万，流血漂橹”，是“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是“忆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我们习惯于认为战争必然导致千里荒野，十室九空，自然也会中断财富传承。然而，如果像科尔马这种地方的人在战争444爆发期间同样也能维护甚至传承财富，那此地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底层算法”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经过千百年的积累，一点点量变也能引发巨大的质变。 老太太说的是事实吗？根据我读到的历史资料，像两次世界大战这样激烈的战争，对人口和财富的破坏之强是史所罕见的，“花钱买平安”这种事，应该很难实现。但是，20世纪的人类已经掌握了发达的知识和技术，战争可以消灭士兵，却未必能够大范围消灭产业工人的经验与知识专利，所以战争结束后的重建过程可以很快。 那么，如果我们讨论古代战争，尤其是中世纪欧洲，“花钱买平安”的逻辑是否成立呢？为此，我先是专门查阅了科尔马的历史。 1226年，科尔马被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1194—1250）赋予“帝国自由城市”（Freie und Reichss.dte）头衔。这个头衔是什么概念呢？意思就是，在神圣罗马帝国体系内，科尔马直属皇帝管辖，而且在帝国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换句话说，这个城市有着法定的、能够跟皇帝谈判的能力。 为什么一个城市可以跟皇帝讨价还价，并且这种地位还能得到法律保障呢？这是因为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上是个帝国，实际只不过是一个由各邦国和领主构成的松散的庞大政治实体，各地对皇帝的效忠多半只是名义上的，只要不背叛皇帝，几乎做什么都可以。 具体到腓特烈二世本人，他出生在西西里，最早的王位头衔是西西里国王，西西里是他统治的基本盘，他的主要政治对手是位于意大利的罗马教宗和意大利南方的反皇帝城市联盟。科尔马位于德意志地区，一来他鞭长莫及，二来与其强硬地对待这些城市以展示他的君威，不如谈一笔交易，赋予当地一定的地位，从而换取一笔政治献金。所以这笔交易，还真的代表了科尔马花钱买到了“平安”的地位。 类似的例子不仅发生在科尔马，在欧洲其他城市也很常见。我们熟悉的“永恒之城”罗马，在410年被阿拉里克攻陷之前，就已经数次支付赎金给蛮族来确保安全，只是最后一次，它未能在蛮族面前保卫自己的荣耀。罗马毕竟太有名，容易成为众矢之的，那些比不上罗马的城市则有更多机会不为盛名所累。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带兵进入意大利。意大利城市无力阻挡强大王国的入侵，只好“花钱买平安”，代价是12万金盾一年。只是，随后查理八世被威尼斯与阿拉贡的联军打败，佛罗伦萨的赎金也就不了了之。在意大利战争中，关于城市在战败后支付赎金的记载数不胜数。像切萨雷·波吉亚这样的雇佣兵头目在战胜对手后，甚至会要求对方支付自己高额年薪作为赎金的一部分，也就是逼迫对手花大价钱把敌人变成自己的佣兵队长。5事实上，游览许多城市的博物馆或研究当地地方史，我们会发现这种记载非常常见。被史学家大书特书的往往是那些城市被摧毁和劫掠的重大事件，但其实，这种事发生的频率远比“花钱买平安”的频率要低得多。 所以，法国老太太所说的“花钱买平安”，在西欧历史上的确是成立的。 两种秩序模型 尽管对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贸然进行直接对比可能会漏掉很多事实，也会造成过分简化，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还是无法抑制自己想把科尔马的例子与一座中国城市进行对比。这座城市就是扬州。 唐宋以来，扬州繁华，举世闻名，号称“天下之盛，扬为首”，其富庶繁华绝不是科尔马或阿尔萨斯地区任何一座欧洲城市能相媲美的。但是，明清交替之际，扬州大屠杀的惨状，遍览史册也难寻匹敌。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与计六奇的《明季南略》均记载，扬州城被清军屠杀约80万人。吴嘉纪的《李家娘》中写到，“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妻方对镜，夫已堕首；腥刀入鞘，红颜随走”。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难免会想，如果富庶的扬州人能像科尔马市民那样有“花钱买平安”的可能，那么史书字里行间被掩盖的斑斑血迹，是不是可以少一些？ 当然，也许历史上的扬州，或者其他中国城市在面对战争时，也有过花钱买平安的经历。毕竟人性是相通的，并不存在某个应对方式只属于某个民族或者某个文明的道理。但是，如果只是把“花钱买平安”和“花钱买不了平安”这两种历史经验抽象成两类社会治理模型，那么我的确认为，这两个模型之间不仅是可以比较的，而且具备相当的历史价值。 战国时代有个学派叫墨家，曾深度参与诸侯国之间的攻伐，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墨家典籍《墨子》中有一篇《备城门》，是当时关于守城作战的实用手册。这篇手册要求，守备城墙的兵员要 “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号令篇》则云，“诸男女有守于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请注意，“丁女”“丁女子”和“老少”等词背后血淋淋的事实是，当时的战争已经不再是正规军之间的礼仪性战争，而是需要动员全民参与的生死之战。 可以佐证其全民动员性质的，还有如下一段： 敌人卒而至，严令吏民，无敢喧嚣、三最、并行、相视、坐泣流涕，若视、举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相踵、相投、相击、相靡以身及衣，讼驳言语及非令也而视敌动移者，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伍人逾城归敌，伍人不得，斩；与伯归敌，队吏斩；与吏归敌，队将斩。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先觉之，除。当术需敌离地，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墨子·号令篇》） 这大致是说，战时状态，官吏与平民不能有任何轻举妄动，连“相探、相指、相呼”都不可以，违令者斩。后续的一系列“伍人”，则涉及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管理制度，所谓“什伍”（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什）。墨家运用这种制度，是为了在战时对动员起来的民众进行精细化与个体化的管理。如果你被编入一个“伍”中，同伴中有犯了上述罪行的，你若不举报，就要被连坐斩首。同样，如果伍中有人投敌，或临阵脱逃，不仅本人要被处斩，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也要被车裂。 这一“什伍连坐”的制度倒不是墨家首创的，早在《尉缭子》中，就有“夫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原先只是限制在正规军中，是墨家第一次将严苛的兵家制度用于全民动员作战，而这种机制后来又被商鞅继承，进一步发展为和平时期的民事管理制度。也就是说，在和平时期，你也要被“什伍连坐”管理起来，一家有罪，其余四家若不举报，就会被连坐。一家没有交税赋，没有服徭役，破坏了治安，都在这个连坐法的管辖范围之内。中国有个俗语是“街坊四邻”，为什么是四邻？就是五人为一伍，除去你自己，邻居正好是四家。这是“什伍制度”绵延千年，在汉语口语中残留的痕迹。 可以想象，这样的全民动员机制下，进攻者一方肯定要对平民实施极为残酷的屠戮，因为如果城池易帜，城中的平民就会转变为敌人的兵力。反过来，防守一方也没有任何必要爱惜民力，而是要不遗余力地榨尽平民的军事化潜力，不管贫富贵贱，都拉来做守城的炮灰才有意义。在这种逻辑下，当然没有“花钱买平安”的空间。 我曾在《技术与文明》中提出“弩机猜想”：因弩这种武器易于训练，能够把大量的普通百姓迅速转化为士兵，从而大大扩张了军事人员的数量基础，由此引发的后果是，古代中国政府必须发展出一套高度集权、渗透力超强、防备心态超严密的政治控制与动员机制，这是古代中国“大一统”与中央集权之文明底色的由来。这个猜想中关于“弩机”的部分或许还缺少进一步的证据链条，但是关于军事化和集权制度之间的关系，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距离真相是八九不离十的。6 由这个思路，联系我在阿尔萨斯地区的经验和启发，我先尝试提出两种相对简单甚或粗糙的社会治理模型。 第一种模型的基本逻辑，是把平民当作“兵源”，也就是从墨家到商鞅一以贯之的，力求对民众实施全面动员和全面控制的模型。我们姑且称之为“要命”模型。 这种模型的“底层算法”，是把战争思维当作底线思维，把平民的生命视作战争时期的动员资源。尽管它也有和平时期的运作逻辑，但和平时期的民众一样被相应的管控措施动员起来，以满足政权获取税赋和徭役服务的需求。换句话说，这种和平时期的治理措施，其实是战时状态的延续。尽管和平时期有可能延续很长时间，给民众造成某种错觉，以为自己可以长期生活于盛世，然而一旦战争爆发，民众会被迅速转化为战时资源，甚至“军粮储备”。 尽管我也觉得“军粮储备”这种玩笑不甚妥当，不幸的是，史实就是如此。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之间不过隔了14年，然“安史之乱”时，睢阳守将张巡将自己的爱妾了分给将士来吃，岂不恍如隔世；7黄巢之乱，反叛军用磨把俘虏磨碎了当粮食，“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8靖康年间，金国入侵宋朝，“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老瘦男人叫作“饶把火”，意思是多烧点火才煮的烂，少妇叫作“不羡羊”，意思是羊肉都比不上，小儿呼为“和骨烂”，意思就是字面意思，所有这些当作紧急储备粮的人又有个通称，叫作“两脚羊”。9这其实是整个人群都被军事化为作战资源后导致的极端秩序崩溃，在这种情形下，“花钱买平安”当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种模型的基本逻辑，是把平民当作“税源”，也就是科尔马所代表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型。我们姑且称之为“要钱”模型。 当然，正常情况下，没有哪个政权不向民众收税。但是，如果某种政权是把“平民创造财富”当作一种“底层算法”，而不是把“平民可以当炮灰”当作底层算法，那么其运作逻辑与思维就会大为不同。这种政权承认，只要付的钱足够多，你就可以享受一些额外的政治权利。这些权利平时看起来可能只是噱头，但是一旦冲突爆发，那就是生死之间的差异。 比如，在伊斯兰教中有一个概念，叫“吉兹亚”（Jizya），意思是向非穆斯林收取的人头税。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吉兹亚”，虽然它比穆斯林要交的“天课”繁重得多，但是在中古时代，能交钱保命，是一种奢侈。在宗教冲突极为惨烈、信仰战争屡次爆发的年代，没有吉兹亚的社会，很可能是一个因为你的信仰不同就要驱逐你、剥夺你所有财产甚至把你烧死的社会。交了吉兹亚就能免除麻烦的社会，总比前一种要好得多。11—13世纪的两三百年里，伊斯兰文明控制的不少地区，诸如大马士革、开罗、巴格达和格拉纳达，城市繁荣，商贸发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吉兹亚”这种“拿钱买命”或者“拿钱买安全”的逻辑，庇护了不少来自其他文明的长途货运商人。能够“花钱买安全”，如我之前所说，就可以在动荡时代保护当地人的财富传承下去，最终也就有益于社会的整体财富积累。 这两个模型究竟孰优孰劣，我思考了很久，最终答案只能是：很难讲。 “要命”模型社会中的个体是很不幸福的，但是这样的社会拥有超强的渗透能力与动员能力，在面对战争或大规模危机时的应对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种社会会有两个问题：一是它在和平时期也很容易延续自己的高压政策，其细致到个体的管控和严刑峻法可能将平民所创造财富的一点点剩余都压榨走；二是它在战争时期会引发对平民极端残酷的屠戮，让财富积累和传承全面归零。 “要钱”模型社会中的个体往往更幸福一点，当然这并不是因为“要钱”模型社会更道德或更公平，而是它对有钱人相对友好，有钱人多的地方，社会经济水平往往要高一些。但是，这种社会应对大规模危机时的意志与动员能力，显然比“要命”模型社会要差不少。 将两种模型的社会放在同一时空下竞争，孰胜孰负，其实是很难预料的。我们可以结合历史上的一些案例，把这两种模型社会做一个或许不甚准确的类比：“要钱”的威尼斯曾经战胜过“要命”的拜占庭帝国，但是在实力更强大的“要命”的奥斯曼面前，败下阵来；“要命”的法国曾经战胜过“要钱”的荷兰，但是在实力更强大的“要钱”的英国面前，败下阵来。而且，“要钱”与“要命”，并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毕竟有些国家在和平年代能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在战争年代也能做超强规模的动员，因此，单纯说这两者谁优谁劣，恐怕很难评价。 但是，如果把时间因素也纳入考虑范畴，“要钱”就比“要命”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它能够使得财富在长时段内得以缓慢积累，因而可以酝酿进步，让 ★本书道出了一个“不体面的真理”：金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 “零增长秩序”与“正增长秩序”是透视世界千年文明史的一双慧眼，贸易秩序是衡量文明成色的关键尺度。 王图霸业不过是暴力游戏的反复，现代社会端赖商贸带来正增长秩序。 正增长秩序从最初的几个孤岛开始，在斗争中不断捍卫自己，也曾遭受过倒退与挫折，但它依然一缕尚存，如黑夜中的烛火，不灭不熄，重新发展壮大，最终在 17 世纪赢得胜利，并彻底地改造了我们所有人的世界观，真正开启了新时代。 突破既往叙事体系，重新梳理人类文明历程，重现解释现代世界的诞生。 ★纵贯三千年，看商人如何继绝学，开太平 以商贸力量与主权力量的相爱相杀为主线，叙述一段捍卫正增长秩序的伟大历史。 从腓尼基人出现到迦太基崛起，从罗马的崩溃到威尼斯的繁荣，从汉萨同盟到粟特商人，从蒲寿庚家族到航海王郑芝龙，从西欧到中亚，从中原到边陲，从陆地到海洋，这是一段纵贯三千年、遍及全球的商贸与文明史。 从热那亚商人远赴伊比利亚半岛，到荷兰商人对抗西班牙帝国，再到威廉三世渡海使得荷兰商贸秩序与英国国家力量结盟，商人与国家的联盟经历三落三起，几经反复，最终才得以成功创建了今天视为平常的正增长世界。 ★历史还未终结，重新想象产业革命后的未来世界 正增长秩序催生了产业革命，但正增长秩序本身也被产业革命彻底改变。 传统时代的“正增长社会”和“零增长社会”都有着很强的暴力逻辑。当“正增长社会”催生的思维方式与产业革命的巨大威力结合在一起，就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有必要正视现实，仔细盘点产业发展对人类文明已经造成的巨大冲击。 巨大的不平等，国家间战争的极端化，自动化夺取工作机会，人口危机，金融霸权，这些正在阻碍“正增长秩序”的存在和发展。 曾经我们奉为圭臬的解释框架失效，面对产业时代的全新课题，我们需要全新的理论框架和观察视角，在当下捍卫正增长社会。 ★刘瑜、罗振宇作序，徐子望、刘擎、吴晓波、刘苏里、施展、六神磊磊等推荐，赢得学界、商界各方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