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播音事业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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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晨林，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教授，中国播音主持史研究基地研究员。曾任职于中央电视台，主创作品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

内容简介

绪论 有声语言表达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荀子》有言：“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三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周游列国，四处游说，表达他们的主张，传播他们的思想，有声语言便是他们最好的武器。然而，伴随着造纸与印刷技术的崛起，有声语言传播逐渐式微，“重文轻语”成为常态。 1923年，在一片欧风美雨之中，无线电广播进入中国，将有声语言再次带回主流传播视野。通过广播、电视等现代电子媒介，有声语言得以轻盈地跨越遥远的空间，直接传递信息，一项高度职业化的言语信息传播活动——播音，应运而生。 百年荏苒，中国人目睹了现代声音媒介对时间、空间的双重跨越，也见证了中国现代传播事业与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紧紧交织在一起的发展历程。作为广播电视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中国播音事业自广播诞生之日起便与广播电视事业共生共存，同步发展，迄今已绽放百年芳华。 事业，即“人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而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性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194.从事业发展的视角进入百年播音史，是将播音事业视为一项以有声语言传播信息为主要目标，以广播电视机构为系统性组织，成规模展开，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经常性活动。从这一视角，能够更加直接地考察播音作为一项社会活动，与新闻业、广播电视业以及整个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时间尺度里，百年是结构的时间节奏，以百年为区间进行研究，特别适宜反映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几乎是静止的历史”之下，是“由一系列因素组成的协调一致的整体，具有长期的稳定性，是历史的深层”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1.。在百年的历史维度上，中国播音事业发展历程已经开始显现出潜藏在历史暗流深处的呼啸，有必要对中国播音事业进行历史性的回望，对中国播音事业的发展历程以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做出整体性的、结构性的思考。 第一节百年中国播音事业发展史的研究现状 一、中国广播电视史史料情况 我国广播电视史研究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复兴于80年代，首先是对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事实性的收集、核查、整理、复原，完成史料丛书的修编。这也是展开进一步历史研究的基础。经过四十年发掘、整理、修编，目前，一批由具有较高权威性的广电单位、档案部门、学术研究者整理的史料辑刊陆续出版。 综合性史料方面，一般是以某个历史阶段、某个区域范围为线索，对中国广播电视发展各类相关资料进行集合。其中代表性作品如1986年左漠野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中国广播电视史料选编》，是从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整体发展的角度，集合全国各地提供的数百万字资料选编而成。地方史料方面，80年代以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许多地市陆续修编、出版广播电视志，描绘出地方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基本面貌。 从时间段来看，人民广播综合性史料可以以新中国成立为界。新中国成立前人民广播史料方面，《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人民大众的号角——延安（陕北）广播史话》《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在太行时期历史资料汇编》主要汇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播电台的主源发祥过程相关史料。《华东人民之声——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华东人民广播电台史实》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华东地区广播工作情况的史料汇编，其中既有工作报告、设备清单、会议纪要、工作条例等历史文件，也有诸多丰富的当事人回忆，通过它能够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国广播发展情况有所管窥。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广播电视史料汇编更为完善，例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续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史资料汇编（1949—198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史资料续编（1984—1987）》《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部门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大事记》《中央电视台发展史》等，都对中央级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史料汇集。此外，历年的《广播电视年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系统性地展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广播电视发展的现实状况。 各类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口述史陆续整理出版，为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等，收录了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对人民广播创建发展历程的回忆性描述。上海文广集团节目资料中心、上海音像资料馆编撰的《老广播人口述史》《老电视人口述史》以口述史的方式回顾上海广播电视创业、发展和改革的历程。《梅益谈广播电视》《风范长存——左荧纪念文集》《温济泽自述》等则从管理者视角，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广播思想的变化。这些自述、回忆为研究提供了个人化的视角，也为史料之间的互相参照提供了材料。 经过四十余年发展，目前，广播电视史料汇编已经形成矩阵，综合性强，且具有较高可信度，能够较为完整、全面地勾勒出人民播音从延安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基本情况，为展开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 二、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综述 （一）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研究 早期广播电视研究以发掘、整理、编修的广播电视史料为主。2000年左右，随着史料发掘逐步完善，广播电视史研究领域开始涌现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权威通史。艾知生、刘习良主编的《中国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十四年·广播电影电视卷》、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对中国广播电视事业产生、发展的整体进程做了系统性梳理，至今仍是广播电视历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在全行业通史研究的基础上，以机构、地域为界分的广电发展事业史著述日渐丰富。电视史如郭镇之所著《中国电视史》、于广华主编的《中央电视台简史》、杨伟光主编的《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史如林清的《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史》；港澳台广播电视史如谭天等的《港澳台广播电视》，李献文、何苏六的《港澳台电视概观》，张振东、李春武主编的《香港广播电视发展史》：这些著作以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在各自领域范围内对中国广播电视发展历程进行概括性梳理，广播电视史整体性历史书写日趋完善。与此同时，一批从广播电视专业角度出发的专题史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如《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发展史》《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中国广播电视报简史》《中国广播电视企业史》《广播剧史论》《新中国播音创作简史》等，进一步补充完善了广播电视发展的历史面貌。 民国时期，除了人民广播，还存在国民党党营电台、国民党地方政府电台、民营商业广播、民营教育广播等多种类型的广播电台，同样属于中国早期广播事业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史料较为零散，近年来，随着广播电视史研究的发展，史料收集整理明显加强。陈尔泰的《中国广播史考》增补了大量民国时期尤其是东北广播史的细节考证；刘书峰关于奥斯邦在中国活动的史料考据，让中国早期外资广播电台活动有了更为丰富、确实的细节支持；艾红红的《中国民营广播史》《中国宗教广播史》聚焦民国时期的中国民营广播、宗教广播，对这两种在夹缝中生存的类型广播事业诞生、发展、消亡的全过程进行详细描绘，并提供了大量真实可感的历史细节与科学阐释；谢鼎新的《民国广播事业史》将民国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一种研究框架，纵览广播事业发展早期的种种历程。这些著作弥补了民国广播史研究的缺，中国早期广播电视事业呈现出更为完整的面貌。 从总体来看，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已经逐渐走上正轨，在综合性研究方面已经完成一轮建设，从机构变迁、制度变化、事业发展的角度勾勒出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整体历史面貌。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如改革开放三十年、四十年之际，也有一些概述性的论文发表。不过，此类研究普遍缺少理论依据，多偏重考察广播电视事业产生、发展的过程，从而进行概括性的面貌描绘，较少从更为深层次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广播电视发展规律进行探讨与分析。 （二）中国广播电视媒介与社会史研究 作为现代电子媒介，广播电视事业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在基本完成通史通志编修之后，近年来广播电视史研究逐渐发生转向，偏向于将广播电视作为一种动态运作的媒介系统，放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下，考察其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相对微观的视角，探寻广播电视作为意识形态、文化传播的载体，在社会政治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主要集中在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一为民国时期。革故鼎新之时，有声媒体很快成为各方政治力量争夺的焦点，受到严格管控。从广播与政治的视角，李煜在对国民党电台进行全方位考察后提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广播媒介从来未有机会获得如英美一般的公共或商业的选择权，从来都为国家这个“公”权力紧攥着，甚而内化为国家权力的“耳目喉舌”李煜.历史视野下的国家与广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35(07):24-29.。从广播与社会生活的视角，上海作为早期中国广播重镇，成为关注的焦点。李暄的《民国广播与上海市民新式家庭生活》、姜红的《西物东渐与近代中国的巨变：收音机在上海（1923—1949）》、汪英的《上海广播与社会生活互动机制研究1927—1937》，都将广播作为观察民国时期上海现代化历程的窗口，探寻中国语境下现代媒介与现代生活方式的互动关系，描绘出一幅现代上海的媒介生态画卷。 民国时期，“国语”承载了现代民族国家意志的期盼，成为国家文化生活的一项重大改革。广播以有声语言为主要传播形态，自然成为实践国语改革的主阵地，并推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以此为主题，出现了一批研究论文，刘成勇《“文学的”国语如何炼成——论民国时期无线电广播与国语推广》、黄华的《听觉媒介、声音和民族-国家的建制——国民党党营广播和国语实践（1928—1937）》、王雨的《民国声域里的课本、留声机与广播:1912—1936》、马瑞的《“国家声音”:民国广播与国语运动——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为中心》通过一系列研究与分析发现，国语和广播的结合，确实为塑造国家权威、建构国家政治认同创造条件，然而，限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媒介发展程度，总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第二个着重考察的历史时段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研究视角上偏向于现代媒介在政治认同构建方面的功能与过程。许静波的论文《新中国政治认同的构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49—1953)研究》、徐勇的《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李乐的《听觉的社会主义化——1949—1962年浙东乡村的广播动员》，通过对具体历史个案的考察，说明了广播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农村社会动员上发挥的强大作用。 综上，近年来，广播电视史研究逐渐出现了范式转移，从关注制度史、机构史、事业史逐渐转向将广播电视作为社会信息交流媒介展开，为广播电视史研究的理论性深入开辟新的天地。 三、中国播音史研究综述 建设“史论—理论—业务”三位一体的中国播音学研究理论体系，播音史是鼎立之足，不可或缺。但由于种种原因，播音史研究一直尘封，鲜有开启。近年来，播音史研究逐渐引起各方重视，大有成为学科研究范围内的“显学”之势，播音史研究成果开始涌现，主要包含早期播音史、播音学术史、教育史、播音创作史。 早期播音史是对播音事业的原初追索。姚喜双在2007年根据博士论文出版的《中国解放区新闻播音语言规范》一书，是中国播音史研究具有开创意义的一本著作。该书以翔实、准确的资料为基础，系统性地对解放区新闻播音语言规范的历史发展走向进行梳拢与归纳，从中总结出解放区新闻播音语言规范形成的特征、原因，启示当代新闻播音创作。 无可否认，民国时期，在人民播音阵营以外有大量播音活动，其覆盖面、影响力都不容小觑。然而，这部分的研究总体较为少见，仅有一些散见论文，关注点也比较分散。如龙伟的论文《新的“明星”：民国广播播音员的职业生态与社会生活》，主要关注民国时期播音员作为一个新兴职业群体的生存状态。马玉坤、高国庆的《民国时期期刊文章与广播播音研究》主要探讨民国时期期刊与广播播音之间的媒介互动关系。王灿的论文《民国时期的广播播音研究》《民国时期上海民营广播播音艺人特点浅析》则以比较粗的线条对民国时期的广播播音状况和播音艺人进行介绍与分析。 播音学科史、学术史研究方面，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研究体系。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的重要成果，马玉坤、高国庆主编的《张颂学术年谱》以中国播音学开创者张颂的生平为主线，梳理张颂老师人生中每一年的活动轨迹，并对这期间产生的播音理论、重要人物、事件节点都进行了汇集，就相关社会背景、历史事件进行解说。高国庆《中国播音学史研究》《中国第一本广播播音理论著作》《民国时期第一本广播期刊》，郑伟的博士论文《中国播音学学术发展研究》，梅慧的论文《新中国成立前播音理论与实践的四个历史成就》，闫亮的《中国播音主持高等教育史论：1963—2000》等一系列著述，对中国播音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发展的历程进行总结，探索中国播音学的理论源头，基本完成了对中国播音学学术发展和教育事业历程的整体性回顾。 播音是一种创造性的专业活动，一直以来，播音学科研究以应用为主体，顺着这一路径，播音创作史研究成为目前播音史研究中成果较为丰硕的领域。例如，喻梅的著作《新中国播音创作简史》聚焦新中国播音创作活动，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品、代表风格进行了归拢与总结。著名播音员及其创作历程、艺术风格，是这一类型研究的主体。仲梓源的专著《听君细陈 如饮甘醇——陈醇播音艺术研究》、赵悦《罗京播音风格探析》、张守鑫《赵忠祥电视播音及主持艺术研究》、郭苏阳《王志主持风格研究》、张曼缔《中国电视节目主持风格的演进与创新》等论文，均以焦点写作的方式，实现对历史上著名播音员主持人的点状研究。 第二节百年中国播音事业发展史的研究范畴 一、研究对象及问题 播音作为一种面向公众的现代媒介声音活动，其初生、壮大、繁荣、变革的过程与现代电子媒介的出现与发展密不可分，同时与社会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社会历史是人的实践塑造的，播音员的个体活动、播音组织机构的活动、行政主管单位的活动共同组成了中国播音事业发展史。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为百年中国播音事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典型机构、行业构成、制度条例、管理规范、播音员个体以及丰富多彩的播音活动。需要说明的是，播音创作固然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在本书中，更注重其作为播音事业的核心，在历史变革中产生的整体性变化以及业务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典型代表。 复返本初，方能固本清源。面对中国播音事业发展的复杂情形，本书试图超越革命播音史研究的范式，将中国播音事业作为一种通过现代声音媒介，面向大众进行有声语言传播的专业活动，以百年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媒介变迁为历史阶段划分依据，梳理百年中国播音事业的整体展程，以期回答：中国播音事业走过了怎样的百年历程？其发展脉络、主线如何显现或隐现？在中国社会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这一百年里，中国播音事业又如何与之互动影响？ 二、研究价值 目前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已经走过了史料发掘、整理的第一阶段，并基本完成各个类别、领域、时间段的专题研究，正向理论化方向探进。而中国播音史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史料整理、出版工作仍在继续，部分专题史研究如星星之火一般渐次点亮，逐渐拼出中国播音史的局部样貌。当前，中国播音史研究仍存在大量可进一步探进的空间，就本书而言，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一）完善中国播音史研究结构 目前，中国播音史研究尚存在结构性缺失，局部性、专题性研究多，专著、文章如同群星广布，但对中国播音事业发展的整体性研究暂付阙如。针对当前中国播音史研究的发展阶段，本书认为，因循当前既有体例，进行拼图式的区块补充固然重要，但此时对百年中国播音事业进行整体的、历史性的描摹，能够有效补充当前播音史研究在结构上的缺失，帮助学界增加对中国播音事业发展的直观认知，为发展科学、完善的中国播音学理论做出贡献。 （二）拓展中国播音史研究范围 在中国播音史研究的版图上，学科史、学术史、创作史业已成型，但对播音机构、法规、制度等与播音活动息息相关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较少；重视新闻播音史研究，对主持、配音、解说、演播等同样服务于媒介传播的有声语言活动历史关注较少。从研究历史区间来看，从延安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之间的革命播音历史研究较多，对民国时期其他广播电台的播音活动以及近三十年播音主持活动缺少系统性的研究梳理。研究版图尚存在大量空白地带。 本书在研究过程中，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补足。在历史区间方面，将民国时期播音事业史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主持事业史、播音事业史研究作为本书的重点；在内容上不限于新闻播音，而是将文艺演播、广播剧、体育解说、广播电视节目及广告配音纳入播音主持活动的整体范畴，做史料整理和分析探究，为拓宽中国播音史研究范围、相对全面地把握中国播音事业史的整体发展脉络提供新的支撑。 （三）探索中国播音史研究范式 中国广播电视史及新闻史研究，一直以革命史研究为基本范式，以国家与社会变迁的重大事件为基本历史分期依据。近年来，随着媒介变革再次袭来，研究者纷纷开始反思革命史研究范式本身存在的局限，转而借用社会学、传播学、媒介学等多种他学科理论资源，试图搭建新的研究范式。中国播音史研究的整体兴起，恰好处在广播电视史研究范式转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其影响，可以说旧基未稳，新变已至。如何博采众长，建立中国播音史研究的理论范式，成为当前研究工作的重要问题。 本书将播音事业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将其放置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大历史进程之中，以百年时间长度，观察其从初生、成长、发展、壮大、繁荣到变革的全过程，试图以社会研究的视角，观察播音活动作为一种媒介有声语言传播活动的发展脉络、整体走向以及社会影响。以此探索中国播音史研究的理论范式，助力新时代播音史研究走向成熟。 “百年中国播音史”丛书先后于2021年成功申报了“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这是播音类图书第一次入选国家出版专项规划；于2023年成功申报了国家出版基金，这是播音类图书第一次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