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品赏（精）/雅趣文丛

作者简介

李昌鸿，中国陶瓷艺术大师。1937年生，1955年进宜兴紫砂工艺厂，师从顾景舟大师。历任宜兴紫砂工艺厂技术辅导、技术科长、副厂长、总工艺美术师，后创立宜兴昌华陶艺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 1984年，与沈蘧华合作的“竹简茶具”荣获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质奖，这是当代紫砂首次在国际上荣获大奖。2006年12月，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内容简介

第 一 章 紫砂壶的历史 紫砂陶器创始于何时，在我国陶瓷史上一直存在争议。明清时代的史籍中记载，紫砂陶器出现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由金沙寺的僧人始创。但学者们认为，宜兴紫砂壶的出现同中国历史上浩渺如星辰的其他名器一样，都有一个从萌芽到兴盛的工艺陶的升华过程，加上一些资料的参考以及近年来的考古学发现，推断它的历史应始于宋代，成熟于明清及民国，鼎盛繁荣于当代。 清代宜兴陶业进入全盛时期，紫砂壶艺术全面发展，特别是装饰艺术发展到了又一艺术巅峰。手工工场的兴起令分工日趋细密，技艺逐渐完善，至清末，丁蜀一带兴起“家家做坯，户户务陶”的繁荣景象。清代的紫砂在选料、呈色、造型、烧制、题材、纹饰、工具方面均优于明代，而现代更是紫砂史上的繁盛高峰时期，名人辈出，工艺及造型丰富多彩，更为紫砂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在千百年的薪火相传中，由于紫砂原料的独特，紫砂壶造型艺术冠绝历代，独步千秋，成为无与伦比的陶中瑰宝。 一、茗具精品源于茶 紫砂壶文化是伴随着茶文化而出现的，以茶具为代表的紫砂陶器的起源、发展，与古代饮茶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古代饮茶之风 我国是世界茶叶和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中国从何时开始饮茶，众说不一，西汉时已有饮茶之事的正式文献记载，饮茶的起始时间当比这更早一些。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据《华阳国志》、司马相如《凡将篇》和杨雄的《方言》等书中记载，武王伐纣时就已出现将茶作为贡品，以及反映当时买茶、烹茶、饮茶的事。早在汉代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对茶的功用有了很深的了解，饮茶之风先从巴蜀和江南一带向北发展，然后又从中国向世界各地传播，茶最终成为世界性的饮料。 我们的先人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茶学典籍，其中问世最早、内容最全面的是唐代“茶神”陆羽的《茶经》，其对茶的起源、品种、分布、制作，茶的冲泡用水、器皿以及茶的趣闻逸事等均有论述。 2.饮茶方法 茶具的变迁 饮茶的方法从古到今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不同时代的饮茶方法不同，茶具也随之不断地变化着。 最早人们采用混煮法，青、白釉瓷浅腹碗，用来饮茶最为恰当。 因为茗饮方法不同，饮具“茶壶”（宋代以前名“汤瓶”）也有不同的形制。唐代是“煎茶法”，所以壶腹大，口大，短流。 五代、宋代至元代主流饮茶方法是点茶法。点茶法是先将茶饼研碎，置于碗中，浇入沸水，并用茶筅搅打，然后饮用。点茶要求所用壶具为长曲流、小口。 明初至今采用泡茶法，即今天人们喝茶的方法，将茶叶放入茶具中，浇入沸水冲泡。“泡茶”对壶具提出了新的要求，壶身变矮小。壶小可以使茶保持“香不涣散”“味不耽搁”，进而保持茶叶本身的色、香、味。 可见，随着饮茶之风的盛行，历代贮茶、煮茶、饮茶的器具也不断丰富。茶具制品多种多样，材料繁多，主要有金器、银器、铜器、锡器、玉器、珐琅器、陶瓷器、瓷器等，日常普遍使用的是陶瓷器。 作为陶瓷器之一的紫砂壶，是在明代泡茶之风的引导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明·文震亨《长物志》），紫砂泥料的特性可使冲泡茶的色、香、味得到最佳发挥；而且紫砂矿泥的可塑性强，最适合制作茶壶，造型可随心所欲地变化，因此紫砂壶在日用陶器中脱颖而出，走上艺术化的发展道路，成为各种名瓷之外别树一帜的茶具。明清之际李渔亦在《杂说》中谈道：“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 茶文化的发展催生了紫砂壶的问世，而紫砂壶的发展又推动了茶文化。 二、宜兴紫砂陶的起源 江苏宜兴，以盛产陶瓷而久负盛名，它历史悠久，素有“陶都”之称。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对有关陶瓷起源和发展的记载及文献资料甚少，现仅见到最早的资料为明万历初年王穉登写的《荆溪疏》一文，其中谈及宜兴陶瓷，亦莫过数十字。为更好地了解宜兴陶瓷的起源和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宜兴陶瓷公司的重视下，在江苏南京博物院、南京艺术学院的指导下，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和宜兴陶瓷干部职工经上百次的座谈走访，对宜兴古窑址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周密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由此获得了大量的文物资料，给研究和解释宜兴陶瓷的起源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实物佐证。 宜兴地处长江下游的太湖之滨，境内河湖交织，丘陵起伏，蕴藏着丰富的陶土，产有充裕的为烧陶所需的松木、柴火。生息在这里的原始居民，除从事原始的耕作、捕猎、渔捞外，还创造和掌握了制陶的技术。 从宜兴张渚和丁蜀两个地区的古窑普查资料看，宜兴陶瓷的生产，起源不晚于五千年前。在突出的遗址，如张渚归径乡的骆驼墩和唐南村及丁蜀镇周墅乡的元帆村，都找到了与“马家浜文化类型”相类似的夹砂粗红陶的釜和鼎，细泥红衣陶钵，牛鼻式盖罐，与磨光的石凿、石斧、石镞、石喯的新石器遗址共存，并且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商周时期的遗址，大都在近水的丘陵地带。宜兴张泽乡鲤鱼头遗址发掘出土的陶器、残器、残片中夹有比较精制但欠完整的石凿、石戈、石喯等石器。陶器陶片有夹砂红陶、细泥红衣陶、几何印纹陶、黑陶和灰陶；器型有壶、盆、鼎、钵等器皿，其中夹砂红陶的手制痕迹比较清楚，黑陶和灰陶大都是轮制的，遗址中难以找到完整的窑址遗迹。据专家分析，当时多数是把器皿堆积一堆用树枝、柴火敞口烧造，或在柴火上涂上泥巴封闭烧成，烧制的温度在800℃～1000℃左右。 春秋战国时期，宜兴的陶瓷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一时期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几何印纹陶和原始青瓷的工艺水平、器皿造型都有提高。这类硬陶和原始青瓷虽与浙江地区发掘的古陶相似，但经化验分析，在胎、釉上却有区别，这说明它不是在同一产区烧造，而是宜兴本区所产。几何印纹硬陶均呈紫褐色，器皿大都是收口、圆肩、平底状，印纹有麻布纹、水波纹、席纹、方格纹等，烧造温度在1000℃～1100℃。制作的方法有手工打泥条，泥片用内模挡制，然后用“印柱”内外拍打成型。有用轮制的，原始青瓷大都供殉葬之用，胎色灰白，坯骨细腻，器皿表面施青黄色釉，偶尔内部有施薄釉的。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宜兴陶瓷研究所的物化测定，宜兴原始青瓷的胎釉，与宜兴汉代窑址出土的釉陶基本一致，烧造温度在1200℃左右。 汉代，宜兴陶瓷是一个发展和提高的时期。在宜兴丁蜀地区，镇西南的南山北麓（亦有称“均山”），发掘的窑遗址有16座。从遗址看，窑业比较集中，这说明在两千多年前的东汉时期，宜兴就已成为一个制陶业中心。从“均山”“马臀窑”遗址看，窑基呈圆形，估计是“半倒焰式”窑。红陶已渐减少，大都是灰陶为主，器型有漂口双系弦纹罐，直口、漂口的壶，长颈壶等。成型方法都是陶轮旋坯制成，装饰的纹样有划花弦纹、水波纹、旋涡纹、蕉叶纹和拍打的格格纹、回纹。釉陶烧造成功，釉色淡绿中泛黄呈青黄色。由于釉药层比较薄，发掘出的残器、残片釉面容易剥落，胎骨比印纹划花硬陶要白些，呈青白色。东汉前期“均山”区釉陶的烧造成功，为六朝、唐、宋时期宜兴烧造青瓷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并使宜兴青瓷成为宜兴的一项专门品类的陶瓷手工业。 宜兴唐代青瓷比汉代均山青瓷又有明显的进步和发展，主要体现在：烧成的窑改成了龙窑烧制，提高了烧成温度和制品的烧结度，增加了产量；窑具又有改进，制品用套钵装烧(匣钵)，使釉色更加光泽晶润；烧造的地域也有扩展，由原均山延伸到宜兴城西南的归径一带，这里依山傍水，有充裕的陶土和燃烧资源，水陆运输便利。从归径古龙窑遗址来看，它的残器、残片、窑具的堆积物深度在二三米以上，堆积物上层以军用器（韩瓶）居多，这亦说明归径地区生产的青瓷从晚唐开始经五代，一直生产到宋代，未曾间断。归径地区的青瓷与丁蜀南山均山、涧众的青瓷相比，胎骨要薄些，施釉比较均匀，釉色是茶绿色，釉面也润泽，质地更好些。由于宜兴地区缺优质高岭土，所以生产的青瓷总不及浙江会稽上虞窑和专供王室享用的秘色窑那么精细。名窑四起，市场竞争难以取胜，品种又不多样，以致宜兴青瓷窑逐渐被废弃，宜兴窑业由此大量地向生产缸、坛、盆、罐、瓮的日用陶方面转移，宜兴的紫砂陶便在日用陶中脱颖而出。 1976年的古窑普查中，引人注目的是在丁蜀镇蠡墅村羊角山发现的长10米多、宽1米多的早期紫砂小型龙窑窑址。可惜的是总体遗迹已遭挖动，从仅存的堆积物断面观察，上层为近于现代日用陶缸、坛的残器残片，约有4米。中层是混合层，有类欧窑的陶片和缸、瓮、罐、壶，包括玉壶春式的瓶作为壶身的釉陶及器肩堆贴菱花状边饰的瓮、罐残器片等。下层为早期紫砂器的残器残片。在这些堆积物中壶是最主要的，堆积物的底层大量的是壶身，其中有圆形和六方形的。壶盖有平盖、虚盖、包盖，子口有十字形和圆形的，盖的摘手有圆珠形、桥梁形，鋬手是圆柱体圈成，有肩上添上桥梁和提梁系的。壶嘴是用泥片圈卷弯曲而成，好多还捏塑成龙头作装饰，有圈卷呈直筒碓形的，嘴和鋬，包括提梁鋬与壶身的添接是穿孔铆钉法制成，其中壶嘴的制作与宋代南方流行的龙虎瓶装饰的捏塑手完全一致。经过对羊角山窑址的发掘研讨，专家、学者认为，紫砂陶的生产和发展与宜兴陶瓷的生产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联，同时推定紫砂陶生产烧造起源于宋代，又主要是在北宋，羊角山紫砂古窑址为其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三、紫砂壶的时代发展特点 每个时代紫砂壶的基本风格和特征都不尽相同，这既受当时社会习俗、审美情趣等影响，也与每个制壶艺人的手法不同有关。总体来说，紫砂壶的历史发展及演变，表现为由粗到精，由简入繁，由实用器具发展至艺术品的过程。 1.宋代的紫砂壶 陶瓷业发展于新石器时代。紫砂陶瓷的创始，根据一些历史文献研究和古窑址的发掘，可以追溯到北宋中期，甚至有人提出唐代就已有紫砂壶，但目前尚未发现实物。宋代至明代这一期间，可以视为紫砂壶的萌芽期。 宋代一些文豪在诗词中有称颂紫泥新品、紫砂罐等的诗句，如大诗人欧阳修诗云：“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清。”紫瓯，即为紫砂制的盏。梅晓臣有诗云：“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紫泥新品，极可能指的就是紫砂壶。诗句则道出人们已经用紫砂陶壶烹茶。 这些资料至少能证明陶艺工人已经掌握紫砂泥料的加工成型技术，并制成紫砂器具使用。 宋代的紫砂器具，包括紫砂壶，是作为日常实用器物出现的，与大多数陶器一样，还停留在“初创阶段”，尚未升华到艺术性层次。 2.明代的紫砂壶 进入明代，紫砂壶有明确史料可考，明朗化起来。这一时期，在历史上留下最早印记的紫砂制陶名手有二，一为金沙寺僧，二为供春。 明代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创始篇》中说：“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炼，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搏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 金沙寺僧未曾留下法号、名讳。在一件直形圆壶上，壶的嘴面的壶肩上刻画一“佛”字，壶对面刻“金沙寺”，因而得名。而在金沙寺僧前，还有许多制作陶缸、瓮的制陶人，他们的姓名和劳绩都被湮没在茫茫历史尘埃中。 另一位名供春者，便是紫砂工艺史上首位把紫砂壶引入艺术殿堂的紫砂人，《阳羡茗壶系》列其为“正始”。有供春树瘿壶传世。周容《宜兴瓷壶记》说：“今吴中较茶者，必言宜兴瓷，始万历，大朝山寺僧传供春者，吴氏小吏也。” 吴梅鼎《阳羡茗壶赋》序中记载：“余从祖拳石公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缶，即澄其泥为壶，极古秀可爱，世所称供春壶是也。”供春的作品被称赞为“栗色闇闇，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则矣”。 明代是紫砂茗壶的兴旺成熟期，名手辈出。供春之后，有时大彬，《宜兴瓷壶记》称“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茗壶系作大家”。时大彬创造了僧帽、菱花、六方、瓜棱等紫砂壶造型，对后世影响巨大。他不仅壶艺有造诣，对培育后代亦业绩辉煌，门下有李仲芳、徐友泉。师生的紫砂壶艺陶肆谣云：“壶家妙手称三大。”此期间，除时门外，还有邵盖、周后谿、邵二孙。 明末清初，时门的名弟子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伯荂、陈俊卿、沈君盛，都饶有时门风格。还有追仿大彬和私淑者李仲芳、徐友泉的，亦应列时门派系的有陈俊卿、闵鲁生、陈光甫、陈子畦（《阳羡茗陶录》）。 天启年以后除时门人外，亦不乏名手，如陈和之、陈用卿、陈仲美、沈君用、沈子澈、陈鸣远、惠孟臣诸家。他们有“气格高古，韵致清绝”的，有“重锼叠刻，细极鬼工”的，有“式极精雅，古雅浑朴”的，其中尤以鸣远最为突出，可与供、时并称为三大名匠（《阳羡茗陶录》）。这一时期还有些能手如项圣思、邵旭茂、陈绶馥等“技艺独绝，造工精细”，“书法亦工有晋唐帖意”，给紫砂工艺的绚烂时期增添了光彩。 明代是紫砂壶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紫砂壶开始走向成熟，并逐步脱离实用器皿，走上艺术化道路。 明万历年间，紫砂壶多形体较大。我们虽未见传器，但从文献来推定，自宋元至明，紫砂壶的容积在1000毫升以上，从供春的制陶术分析，“捏筑为胎”“茶匙穴中”“斲木为模”“腹半尚现节奏”（《阳羡茗陶录》），这都不是做小壶的方法。南京市博物馆收藏的由南京中华门外马家山油坊桥明代司礼太监吴径墓中出土的提梁壶，就是很好的物证，它的容积在1600毫升以上。明万历，时大彬初时仿供春得手，喜好做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阳羡茗陶录》）。万历之后，壶形日渐缩小。从“盈尺兮丰隆”转向“径寸而平柢”一途。壶体变小，与士大夫饮茶趣味和习惯的改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明代紫砂壶造型以筋纹器为主，制壶艺人将花瓣、瓜棱、菱花、云水等形体引入紫砂壶造型，把紫砂壶塑成花瓣式、瓜棱式等壶形，打破了茶壶造型单调的格局，令壶式活泼多样，增添了艺术意趣。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18世纪以后。 明代壶器风格上追求简洁，少有装饰。当时的紫砂壶整体比较协调，不加装饰，仅仅以筋纹线的变化及开光加强装饰效果，泥质颗粒较粗，正所谓“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 紫砂壶所用泥料为制作缸坛的粗泥，含有粗砂颗粒，杂质较多，烧成时收缩不一，表面粗颗粒略有凸出，呈梨皮状。 另外，当时的壶多与缸同窑烧制，缸坛的釉高温熔化后随气流升腾凝附到素身砂壶上，产生“飞釉”。万历后，烧制工艺有所改进，飞釉不再出现。 明万历后，紫砂艺人开始注重对泥料的加工、调配，用调砂泥料，即在较细的泥料中掺入颗粒较粗的生泥或熟料，烧成后壶表面砂粒隐约可见，典雅古朴。至今，一些高档紫砂壶仍用调砂泥制作。 另外，由时大彬开创“大胆弃模”的徒手制壶之路，之后的紫砂壶由手工捏制或手工拍打泥条造型而成。壶表经拍压，滋润光泽；内壁经拍压，有指印痕，疏松而保持了透气性，吸水率可达3%~5%。 3. 清代的紫砂壶 进入清代，紫砂壶的制作水平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特别是从清康熙中期到乾隆晚期，全国社会安定繁荣，江南地区富甲天下，上至宫廷皇室下至文人商贾，均雅好紫砂，于是宜兴紫砂壶进入历史上的繁荣期。 清代紫砂的练泥与烧造较明代有明显的进步，泥料加工后比较细腻，胎身表面平整。泥料配色也更丰富，朱泥、紫泥仍为主体，另有白色泥、乌色泥、黄泥、梨皮泥、松花泥等多种色泽。烧造采用龙窑，温度比较均匀，过温、欠温的现象很少出现。 清代，紫砂壶造型有新的变化，筋纹器型与自然形体相融合，后来被自然形体所取代。自然形体造型变化的引领者是陈鸿寿（别名陈曼生）。装饰风格上，明代紫砂壶少有装饰，而清代紫砂壶在装饰上下了大功夫。自康熙中期到乾隆晚期为止，装饰风格发展到顶峰，采用了泥绘、加彩、浮雕、堆泥、贴花、施釉、搅泥、镂孔、包漆、包锡、磨光等技法。制作工艺也达到了更高的水准，器身采用拍身筒和镶身筒技法制作，流把采用明接与暗接，接口修饰比较均匀修和，基本为独孔。一般紫砂圆器可以达到精圆水准。 清代所制之壶多留有印款，“壶依字贵，字以壶传”。印款均为篆体方印，金石味很浓，一般在底部，盖内少有，把下印很少见，刻款为钢刀刻之，在底部，还有楷书刻名款、词句。 风格上，入清以后，宜兴砂器列为贡品，由此砂艺形成两种风格，一是“式度精艳，风骨闲雅”的文人风格，一是“由朴而华、日渐巧艳”的宫廷趣味。其中以仿古风尚推崇文人风格的有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徐令音、徐次京、郑宁候、华风祥辈。走向宫廷风格的艺人有杨友兰、王南林、邵基祖、陈汉文、邵德馨、邵玉亭、邵友兰诸家。在士人风姿的砂壶身上铺盖一层工整、繁缛而又豪华的气息，使士大夫美学理想受到损害。吴骞曾感慨地说：“阳羡茗壶，自明季始盛，上者与金玉等价，百余年来，名辈既尽，时工所制，率粗俗不雅，或涂以黄丹，无一可以清玩。”（《桃溪客语》）康、雍、乾三代的宫廷用壶，制作精益求精，不惜工本，追求高贵富丽的皇家气派和奢靡之风。例如，烧成的壶还可以在壶体上施彩，再入窑烧制。但是该工艺掩盖了紫砂壶的自然古朴之美，乾隆嘉庆以后鲜再使用。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文人参与制壶，成为紫砂壶艺突出的时代特征。首创者为嘉庆时文人陈曼生，后继者有瞿应绍、邓奎、朱坚、乔重禧等人。紫砂壶从此转趋典雅道古，样式创新不说，壶上还引入书法、绘画、篆刻等装饰工艺。风格的多变对文人风格又有一个促进和提高。著录可考的壶工有惠逸公、范章恩、潘大和、葛子厚、吴月亭、申锡、邵大亨、邵二泉、杨彭年诸家。其中杨彭年、杨凤年兄妹与陈曼生合作创造了曼生十八式，作品世称“曼生壶”，开创了紫砂壶样一代新风，名重一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高手邵大亨。他的艺名虽远不出乡里，可壶艺练洁质朴，洗清季宫廷之繁缛习气，严谨治艺的风貌为人楷模。高熙在《茗壶说赠邵大亨君》中评价：“其佳处力追古人，有过之无不及。”大亨是继鸣远后在砂艺上达到又一顶峰的人物，是砂艺史上杰出的里程碑，为后人所膜拜。 到清晚期，受战争、列强入侵的影响，紫砂壶发展一度陷于低潮。 鸦片战争后，砂壶好事者，既有封建官僚和文人，又有巨商和买办，酷嗜砂艺，设馆收藏，纷纷定制专款，如黄彭年“彭年”“子寿”壶，潘仕成“潘”壶，伍元华“万松园制”“听涛山馆”茗壶，蔡锦泉“听松山馆”壶，吴大澂“愙斋”阳文印款壶，胡远自题铭识，张之洞号“壶公”壶，金铁芝底钤“铁画轩”，端方盖内“陶斋”及“宝华庵”印。这一时期，壶手仍代代有人，道光咸丰年间的朱石梅、冯彩霞、邵湘甫、邵云清等，同治光绪宣统年间的邵郝大、黄玉麟、范鼎甫、周家福、王东石、陈光明、杨佰年、陈寿福、邵友廷、邵友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推朱石梅、冯彩霞、黄玉麟、范鼎甫。 4. 民国的紫砂壶 清末，紫砂行业受战乱影响步入衰颓。民国初期，社会相对安定，出现大批制壶名手，如程寿珍、范大生、李宝珍、汪宝根、蒋燕亭、陈光明、冯桂林、邵云如、朱可心、裴石民、顾景舟、吴云根、任淦庭等。他们不但技艺扎实，而且各有绝活，一扫晚清紫砂颓势的同时，开创了民国初期的复兴局面。 进入民国之后，紫砂业开始缓慢复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经营紫砂的商号层出不穷，如利永陶业公司、吴德盛陶器行、陈鼎和公司、葛德和陶器店、铁画轩陶器厂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辛亥革命后，工商一体的窑户纷纷兴起，大窑户在外埠设店的近十多家。民国时期，蜀山有专营紫砂的“老豫丰”“新福康”“利永”等。以前，紫砂人才培养多为师承、家传，民国时出现了新的培养模式，如企业培训、学校职业教育等。1917年蜀山北厂创办江苏省立陶瓷工厂，招聘技工和技术工人，生产紫砂陶；1921年利永公司在宜兴蜀山开办“利永陶工传习所”，招收培养艺徒20名，聘名师授课传艺。1931年后，在长江下游各省、市都有紫砂经销地。1934年，成立“宜兴县陶业紫砂同业工会”至1946年10月此会解散，另立“宜兴县陶器业整理委员会”。 抗日战争前，紫砂工艺在芝加哥、巴拿马、伦敦、费城、比利时等世界博览会上屡获嘉奖。例如：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宜兴物产会选送的一批紫砂器获头等奖；1930年，比利时列日国际博览会，利永公司展出的紫砂陶获银质奖章；1905年，英国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范鼎甫的紫砂雕塑“鹰”获金质奖。突出的优秀艺人有冯桂林、范鼎甫、程寿珍、赵松亭、汪宝根、陈汉西、俞国良、范大生、李保珍、范福奎等。这些荣誉的获得，不仅扩大了民国紫砂的世界影响力，还证明了这一时期紫砂产业的整体实力。紫砂壶广受欢迎，除供应国内市场，还远销国外，部分商号甚至在日本、新加坡等国设店。像利永等大紫砂公司，不仅建有龙窑，还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和发行所，产、供、销一条龙。 这一时期的紫砂壶仿古之风盛行。民国对明清紫砂珍品十分追捧，逐步将其发展成为市场的主流，至20世纪初达到高峰。毫不夸张地说，宜兴所有的顶尖艺人都从事过仿古工作，仿品质量过硬，甚至与明清珍品不分伯仲。例如，顾景舟从仿古入手，终成一代壶艺名师。 紫砂商号私下也制作仿古壶，因为它们的利润更高。 民国时期，紫砂壶的制作分工更细，生产形成炼泥、制坯、刻字、焙烧、包装等专业分工。 在分工细化的同时，工艺制作创新颇多。如在传统泥料中加入千分之七的化工原料氧化钴、氧化锰等，配成墨绿泥、黑紫泥等泥色，使“五色土”更加妍艳；研制出均青釉、古铜釉等装饰方法，创造了在紫砂器上吹釉、挂釉、贴花、印花等加彩技法。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连年战祸，窑业衰落，民不聊生，艺人们流亡的流亡，弃业的弃业，七百多人的紫砂艺工队伍，至1949年时只剩下二十多人，紫砂业几乎陷入人亡艺绝、后继无人的境地。 紫砂壶市场每况愈下，一片萧条，但仍有一批艺人坚守。在漫长的战火中，他们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先人流传下来的文化和技艺，信念坚定：宜兴紫砂不能亡！ 5. 1949年后的紫砂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的60多年间，紫砂壶迎来一个崭新的阶段，从战后恢复走向繁荣。制作工艺飞速进步，从业人员数量空前庞大。随着科技的发展，紫砂文化理论的研究及考古研究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从泥料的角度来讲，采用机器炼泥，泥料质量大幅提升，泥质比以往任何一个年代都细腻。壶制品更加规整。煅烧技法也不断创新，出现了煤气窑、电热窑、石油液化气窑等，令人惊喜。 另外，还出现了灌浆壶、辘轳壶、拉坯修坯壶等非传统紫砂壶加工方法，具有成品快、产出数量大的特点。不过，这些制作方法并不被紫砂玩家认可，不具有收藏价值，充其量就是一把喝水壶具而已。 进入现代以来，紫砂器物造型创新不断，百家争鸣。如顾景舟创作的云肩三足鼎壶、汉云壶、提璧壶、雪华壶等，令人惊喜；王寅春创作的玉笠壶、八方盅型壶等，使人眼前一亮；以花货见长的朱可心的竹段壶、云龙鼎，蒋蓉创作的荷花茶具、芒果壶、月色蛙莲壶、青蛙荷叶壶等，让人耳目一新。 此外，高庄教授的玉璧茶具，画家亚明的亚明方壶、高瓜壶，张守智的曲壶，韩美林的提梁系列壶，则开创了新时代艺术家与紫砂艺人合作的先河。 对于紫砂文化理论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获得突破。香港紫砂文化传播者罗桂祥出版《宜兴陶艺》一书，书中除紫砂壶器图谱外，还将紫砂的发展过程分为草创期、典范期、繁荣期、转化期、衰落期和复兴期等几个阶段，开辟了紫砂发展过程新的理论体系。 目前，从事紫砂陶艺的人员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涌现出了以顾景舟、任淦庭、吴云根、裴石民、王寅春、朱可心、蒋蓉、施福生、谭泉海、汪寅仙、徐汉棠、徐秀棠、周桂珍、李昌鸿、鲍志强、顾绍培、曹婉芬、沈蘧华、毛国强、许承权、潘春芳、潘持平、高振宇等为代表的众多紫砂工艺大师。 　　品一件紫砂艺术佳作，如同吟一首诗，赏一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