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康路

作者简介

作者徐恒杰， 1987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同年8月到农民日报社工作；先后任评论部负责人、总编室副主任、评论部主任、三农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2016年9月任农民日报社专职编委、高级编辑；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好新闻奖项，出版有《城镇化风向标》《三农强 中国强》《三农问题沉思录》等专著，主编《时代先锋》《黄金十年—十六大以来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轨迹》《求解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实践读本》等书籍。

内容简介

第二章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小康梦 1978—1985 年：改革初期政策红利与大面积脱贫 邓*平说，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改革的背景是固化农业农村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作贡献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一大二公的组织体系。1958 年1 月，全国人*常*会第91 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是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或加深的重要起点。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在通过强制性粮食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积累的同时，事实上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附着不同社会保障水平的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比如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村自己来负担。这两种社会身份在地位上的差别，从城乡之间大体存在的事实上的不通婚上就可以看得出来。1978—1985 年，农业农村的制度性变革，开启了大规模缓解贫困的时期。这一阶段，中国推行了一系列农村体制改革的战略性决策。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替代生产队体制，使得农民再次获得土地的经营权，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以市场化为导向进行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流通体制改革，放开了有关农产品价格和城乡农产品集市贸易；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 1978 年12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存在较大规模贫困人口。1984 年9 月，中共中*、国务*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反贫困作为国家的重要任务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有别的户籍治理、劳动用工和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革，但城乡居民在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水平上存在的差距还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无论如何，这些政策措施奠定了农村大规模减贫的制度和经济基础。 改革从农村开始 改革为什么会首先从农村开始？原因在于之前较长时期内，在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引领下，中国实行城乡户籍分开、粮食统购统销和粮票的制度设计，不仅造成了农业生产的长期缓慢增长，而且使农村人口被严格地禁锢在土地上，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积累，农村劳动力就业极其不充分，不少农民生活相当贫困……这些状况使得工农业之间的利益矛盾不断加剧，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日益显现，迫切需要改革以推动发展。 1 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发起于中国安徽省凤阳县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小岗村。小岗村由于发生了农民自发搞包干到户的故事，早已被作是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质性起点、农村土地政策发生又一次巨变的地方。 1978 年以前的小岗村，特点就一个字——穷，属于“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如果靠不上怎么办？那就出去要饭。要饭要到什么程度？据村里的严立华老人回忆，“一年365 天，300 天讨饭”。那时的小岗村，是一个只有18 户、115 人的生产队，但因全村老小大部分都外出乞讨其实是远近闻名的乞丐村。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历史性人物——严宏昌。1978 年，他被生产队从在外打工的岗位上拉回来，希望他能够改变小岗村从来没完成过国家生产任务的窘状。回来后，是村里老人们的一个说法打动了他——“怀念1950 年至1955 年家家户户有土地的那段日子”。 简单的话语，却道出了农民的心声。严宏昌暗想，要救小岗，只能把地分到各家手中。然而，在那个年代，即便只是简单地将这个想法说出来，也是件麻烦事，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从1978年9 月起，严宏昌在出工期间悄悄将这一想法和生产队里的其他人进行沟通。最终，以严宏昌答应“出来牵头”作为 条件，18 户人家才全部同意。 1978 年11 月24 日下午5 点多，18 户的代表终于聚齐在严立华家里。之所以选在严立华家，是因为只有他家有前后两间房，妻儿在后屋睡觉，他们在前屋开会。“我们赌过誓，连老婆孩子也不能说，谁说谁就不是人。”严宏昌回忆说。 在纷纷杂杂地说了4 个小时后，严宏昌拟下了这份改变历史的“生死状”，并带头摁下了红色的指印。其他17 户一家接一家地将自己的拇指压在了这张纸上。“生死状”的结尾写道：“我们的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 岁。”所指的干部，即为严宏昌、严俊昌等人。后来，这张“生死状”被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号GB54563。 ?大包干手印照片。 签下“生死状”的当晚，他们就将生产队里的种子、生产工具分到了18 户村民，次日又分了田……这就是中国农村改革史上著名的小岗村“大包干”。事件的核心，就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落实到了农户，农民又一次真正成为土地经营的主人。 这样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竟意外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证明了农村改革势在必行。1979 年10 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13.2 万斤，相当于全队1966 年到1970 年5 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另外，油料总产3.52 万斤，是过去20 年产量的总和。这一年，23 年来吃救济粮的小岗村，破天荒地向国家交售公粮3 万斤，交售油料2.5 万斤，归还国家800 元贷款和留下集体公积金之外，人均收入达到400 元。 就在这18 户小岗村民怀着忐忑的心情开始“大包干”后不久，1978 年12 月13 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平同志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他在这一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说是完成伟人邓*平的“小康社会”命题，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对中国来说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事。正如书名《大国小康路》，本书既包含着“大国”的国情，也包含着“小康”的目标。作者试图通过叙述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程，重点聚焦那些重大的制度变革、关键的政策制定、典型的人物事件，展示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奋斗的轨迹和不同阶段的截面，从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秘诀。 本书的主题在写作过程中还是进行时，作者提前着手回顾探索、总结研究，进取精神和前瞻眼光显而易见。作者颇为扎实的新闻素养和评论功底也为本书增色不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阶段推出本书，对全面小康这一重要主题作出及时的梳理与总结，向国人和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这一伟大成就，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