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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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收拾目前的“残局”，重启改革是唯一的出 路。而且我要告诉各位，现在的我们已经错过了2008 年时最好的改革窗口期，不要指望着“从容”改革， 而要以“危机倒逼改革”的思路看问题。为什么？因 为日益加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已经把通往改革的路 基挤压得很高、很窄。我们对社会、经济、民生问题 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那么此时此刻的我们要怎么改革？我早在2012年 5月出版的《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就 说过，中国经济改革需要系统思维，应该以“市场的 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为基本指导 原则。我注意到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全国人大会议上 也说了类似的话。这两年频发的“恶性”热点事件， 如果进行深度分析的话，就是政府没有把握好与市场 和社会的边界，管了很多不该管而又管不好的事。我 认为这应该是新一届政府的治国之“道”，而选择的 “术”则只能是“让改革释放红利”就是下放权力给 市场和社会，而且我还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没有 其他的方法。本书依然坚持改革需要系统思维的观点 ，需要补充的是，在危机倒逼改革的今天，我们的视 野需要更开阔一点，眼光需要更长远一点。未来的改 革需要的是大手笔，如果还是沿袭“头疼医头”的思 维，结果只会让我们更头疼。 美国重返亚太是我们外部危机的直接原因。但从 深层次看，这不仅是美国为寻求本国经济复苏引擎而 向外部扩张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系 统性危机。我们都知道，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但 在西方国家民主和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成熟的情况下， 资本只能以我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一书中所说的 跨国公司等各种方式向外部扩张，或者透过不断的金 融创新透支未来，向未来扩张。2008年金融危机的丧 钟，正是为这种以扩张为本性的系统性危机而鸣。 如今美国经济复苏的迹象确实越来越明显，但我 们不应该忽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美国的复苏以 及未来的繁荣，对中国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二是资 本主义体系不仅仅是美国一家，还包括欧洲和日本， 但与美国截然相反的是，它们的现状和前景是比较惨 淡的，这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未来不但 是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向全球继续蔓延扩张的时代， 而且也是不同的经济体系剧烈冲突的时代，我们所面 临的外部环境，调整的剧烈程度和复杂性，将远远超 出我们的想象。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深刻理解 “危机倒逼改革”这六个字，才有可能将巨大的外部 压力转换为改革的动力。 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经济领域的所有问题 ，最终必然会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传染，结果要么是 倒逼出一个大手笔的改革，要么是社会危机将中国经 济从最危险的边缘推向万丈深渊。近年来，政府在经 济活动中的“傲慢和偏见”使得自身经常错位和越位 ，而在民生和公共事务中，却习惯性缺位，主要表现 在，发展经济过度依赖政府投资和货币刺激，管理经 济“只会堵不会疏”，总是使用基本无效的行政干预 手段，而很少使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经济手段和法 律手段；经济改革一直是“头疼医头”，鲜有深层次 的结构性调整；整个社会中每个人的“一亩三分田” 经营得都挺好，而教育、环境等问题，却“荒芜”一 片。结果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错配和效率低下，腐败盛 行，贫富悬殊，“仇官”、“仇富”极端情绪蔓延， 群体性事件频发。以上种种问题显然超出了经济范畴 ，也是经济改革无法解决的，但对经济的影响却是致 命的。因此，今天我在这里所说的危机倒逼的改革， 一定是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并行。如果未 来依然沿袭政冷经热，我认为那不过是“头疼医头” 的翻版而已。 除了看得见的“内忧外患”危机，还有一场危机 已经静悄悄地降临，那就是新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冲 击。大家都知道，世界历史上诞生于西方的两次技术 革命，在助推西方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同时，迅速 地将中国推向落后国家之列。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 一直处于技术上追赶西方的转型阶段，但是今天，在 全球化这个大平台上，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像微软和苹 果这样的创新型企业，对我们传统企业或产业发起的 攻城掠地，更严重的问题是，诸如本书中专门讨论的 页岩气革命、全球自动化革命，以及最近被媒体炒得 很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等技术革命，再一次发生了。 遗憾的是，在这些技术前沿，我们又一次落后了。而 落后的原因和前两次一样，不是我们中国人不聪明， 而是我们缺乏技术创新的配套机制。美国之所以走在 最前面，不仅仅是美国的科研力量雄厚，关键还是有 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企业是转型和 创新的主体，而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知识产权 方面做得又很到位。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市场的归 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如果我们还 只是把“改革”挂在嘴边而不动真格的，那么前两次 工业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悲剧，将来很可能还会重演。 P7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