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唐孝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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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3日晚饭后，我的同班同学唐孝威突然来到我借住的同乡朱 家，找到我说：“今晚国民党(指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可能会撤退， 我们要监视他们(指徐家汇伪警察局)的动静。”我们俩就在我住的三楼亭 子间，对着伪警察局观察，因我同乡朱家位于徐家汇天平路西侧的宛平路 上，屋子三楼亭子间北窗正对着徐家汇伪警察局(天平路和宛平路交叉口) 的大门和大院，相隔只有几十米。这晚，唐孝威就和我同在这亭子间，监 视着对面，等待着天明…… 那时，我正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念高三。抗日战争的胜利，也结束了 我少年时代的逃难流浪生活。再次回到上海，进入南模高中一年级念书的 我，因在几年的逃难生活中几乎都没怎么碰过书，我的学业就落后了，尤 其是数理化。因此，在高一，我只能埋头攻读，到了高二才逐步跟上课程 进度。不久，我住进南模中学红砖楼顶层宿舍，和同学的来往变得更多了 。在和同年级的唐孝威、褚家杲等同学的交往接触中，不仅我的学业得到 了他们的帮助，而且我也开始关心时局。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思想认识 有了提高，从“读书救国论”、对现实不满，转变到只有推翻国民党反动 政权，中国才有希望。后来，经唐孝威的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 地下党组织。在入党前后，我和唐孝威在班上联系团结同学，成立社团， 组织大家复习功课迎接毕业考，同时也学习形势时局，共同提高对国家前 途的认识。在班级中，我们成立了“号角社”，有高锴、魏柏长、魏柏乐 、忻元庆、林卓然、章仰高、周三雄等多名同学参加；在住宿生中，成立 “晨钟社”，有褚家杲、王家善、袁保同、孙以鹏、周健等同学参加。我 们定时学习、交流，假日一起活动，还在清明节组织骑自行车游佘山。在 我入党后，大军渡江前后，我们按地下党上级布置，开展社会调查(敌特基 础的调查)。有一次，我和王家善、褚家果在学校对面弄里打羽毛球，故意 把球拍进后面的伪国民党市党部大墙内，我们借口拾找羽毛球，混进伪国 民党市党部大院里，趁机观察地形。我们还发动同学参加秘密组织的“纠 察队”，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为了避免伪国民党军队撤逃上海时可能出 现“真空”混乱状态而造成损失，所以我们要发动工人、学生组成“纠察 队”，保护人民财产和工厂安全。按地下党的布置，我们要组成“纠察队 ”小分队，负责徐家汇市区一带的安全。我们开始串联发动，起初同学们 的顾虑还有点多，后经一段时间的工作和讨论，同学们普遍认识到“保卫 大上海”是一个进步青年应有的责任，于是大家就陆续同意参加。“号角 社”、“晨钟社”两社团的成员几乎全部参加了，他们分工负责徐家汇肇 家浜路一带的安全。我还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组织的保护学校安全的“应变 会”。在此期间，我们发展了王家善、忻元庆等参加地下组织之一的新民 主主义青年联合会，还协助唐孝威发展高锴加入地下党。那时，我们真是 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着，都渴望着上海早日解放。在国民党反动派 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我们进行的是秘密的地下工作，随时有遭逮捕的危险 ，敌人更是重赏捉拿中共党员(一个共产党员可赏几百银元)。所以我们时 刻保持高度警惕，小心谨慎的同时，也不能胆小怕死，更要严格遵守纪律 。有一次，同班同学袁槐因工作暴露，被敌人发现，幸亏他勇敢、机智， 逃脱了敌人的魔爪。还有一次，在大军渡江前夕的一天，上海伪军警进行 全市大逮捕，由于当日傍晚我们得到了通知，及时转移，才免遭逮捕。这 种紧张而危险的生活，更使我们盼望着上海的早日解放。而现在盼望已久 的日子就要到来了，上海的解放就在眼前，怎能不兴奋呢？我和唐孝威在 亭子间轮流休息，但又有谁能睡着呢？我俩通宵达旦，一夜对着伪警察局 监视观察，盼望着解放即刻到来。 对面的伪警察局，从天黑开始就灯火通明，室内人员杂乱，像在搬运 物品，汽车、人员进出频繁。但随着夜渐渐入深，人车也逐渐少了，待平 静了一段时间后，大约过了半夜，从西面虹桥路方向传来枪声，越来越近 、越来越密。不久，从交通大学方向突然传来急促的跑步声和枪声。接着 ，就有三四人一组的解放军，从华山路口，沿着宛平路，由西向东冲过来 。他们手持枪支，全副武装，跑步转向天平路北面(淮海西路)市区冲去， 有的解放军进入并占领了伪警察局。当解放军进入伪警察局时，只听到有 喊话声，看来伪警察局的人大部分已撤离，少数伪警察不作抵抗就投降了 。我们高兴极了，今天上海解放了，我们徐家汇是第一个解放的！我们交 谈着，说上海的“真空”混乱可以避免了，上海人民与财产的安全得到了 保护，“纠察队”就没有必要正式成立了，明天该做什么呢？唐孝威说： “首要任务是宣传，宣传党的城市政策，解除市民对解放军的疑虑，稳定 人心和市场。”于是我们决定待到天明后分头通知一些同学到学校集中， 上街宣传。P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