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有关人物像传

作者简介

裘士雄 1943年生，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原馆长，鲁迅研究专家，著有《鲁海拾贝》《绍兴旧影》等，与人合著有《鲁迅在绍兴》《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鲁迅在绍兴踪迹掇拾》《故乡人士论鲁迅》《鲁迅与他的乡人》等。

内容简介

百尺竿头的攀缘者 ——读裘士雄《与鲁迅有关人物像传》 陈漱渝 我跟裘士雄相识近半个世纪，但由于绍兴、北京两地相距一千三百多公里，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他似乎是学丝绸出身，1972年调入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一切相关业务知识都要从头学起。“会稽子弟多豪俊”，他就像春蚕结茧一样，拼命吞嚼着知识的桑叶，终于吐出了质地细腻的学术蚕丝，在鲁迅研究领域织出了锦绣华章。我比士雄虚长两岁，在史料研究方面上堪称同好。搞史料的人是寂寞的，虽然有人说“发现一个字的含义等于发现了一颗恒星”，但我还没听说哪位搞史料的人暴得大名。“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他请我为他的新著作序，无非是在寂寞中寻找一次坦诚交流的机会，广告效应是不会有的。 据士雄统计，2005年版《鲁迅全集》涉及的人物共计4224人，尚不包括神话传说和各类作品中的人名。他近年整理出的有250位左右，只占总数的约百分之六。这个比例看似小，但做起来难度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我们老家湖南有一句谚语：“板凳宽，扁担长，看事容易做事难。”难在何处？难就难在对鲁迅作品中涉及人物的研究并非刚刚起步。据我所知，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老前辈（如杨立平）就开始搜集鲁迅同时代人的生平资料，并印成了一部厚厚的油印本，供内部参考，有的成果已经写进了1958年版《鲁迅全集》。 1981年版《鲁迅全集》出版之前，有更多的人参加了人物注释工作。包子衍就多次咨询了重病中的冯雪峰，了解到不少鲁迅同时代人的资料。这些人的生平履历，并不是一般工具书中所能查阅到的。王景山学贯中西，对鲁迅书信中一些历史人物的代称进行了破解，如“俅男”“老虾公”“兽道”“莱比锡”“阿世”“禽男”等，否则，这些人物称谓也许就成了千古之谜。王锡荣跟当时复旦大学的青年教师为了了解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状况，手持国家出版总署的介绍信，亲自到成都，通过四川省公安厅在南充“代讯”胡风，查询了二十二个问题，调访时间长达一个多月。马蹄疾作为主要执笔者，跟彭定安联名出版了《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一书，成为鲁迅与相关人物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其影响遍及海外，成为鲁迅友人台静农先生弥留之际最想看的一部著作。 我对研究鲁迅跟同时代人的关系也很感兴趣，所以写了《许广平传》《宋庆龄传》，还有《鲁迅与胡适》《鲁迅与林语堂》《鲁迅与郁达夫》《鲁迅与高长虹》等一系列文章，也参加过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我在人物注释方面，有错误，也有发现。如民国时期有两位同名同姓的吴鼎昌，我就混二为一，成为“学术硬伤”。鲁迅书信的收信人中有一位杜和銮，当年只是杭州盐务中学的学生，生平事迹无处可查。后来听人文社的李文兵说，此人可能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而当时我的堂弟正巧在该社人事处任职。我打了一个电话，这个多年的悬案顷刻破解。还有一位马钰女士，她十六岁时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初次见鲁迅先生》，长期下落不明。直到2004年春节，我跟北京大学的欧阳哲生互致问候。他无意中说，他迁新居了，邻居中有一位就是马钰的女儿，于是马珏的生平也就迎刃而解。这叫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过就总体而言，“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情况较多，“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情况十分罕见。 正因为在鲁迅笔下人物的研究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前行成果，所以再作新的跨越难度极大。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石涛在《渔翁垂钓图》中有两句题诗：“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渔翁理钓竿。”（近代画家晏济元将后句改为“犹有垂钓老钓翁”。）读到士雄的这部新作，他在我的心目中忽然又幻化成了“老钓翁”的形象。士雄今年八十岁，研究鲁迅四十多年，著作颇丰，把他比喻为执着勤劳的“老钓翁”是颇为贴切的。只不过这类痴迷于史料的“老钓翁”只可能钓到一些珍稀的学术成果，但终其一生跟“名利场”无缘。士雄绝不可能靠这些著作评上学部委员，至于能得的稿酬说出来可能是个笑话。由于我参与过鲁迅笔下人物的注释工作，故能体会到士雄研究工作的艰辛。他考证的这二百多个人物，几乎一半是我感到陌生的，查找资料无从着手。比如1927年1月和3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学生欢迎会和开学典礼上两次讲演都是由林霖作的记录，但我们在编撰《鲁迅大辞典》时，却查不到他的生卒年。士雄读到了一本《林一厂日记》，才获取了他的详细履历。这件事看似偶然，但如果没有他的博闻强识，这知识的果子怎么会平白无故地砸在他的头上？ 研究人物的难度还在于中国人名的复杂。现在一般人只有一个姓名，但前人有姓，有名，有字，有号，字、号还不止一个。长辈给晚辈取的叫“名”，寄寓着他们对晚辈的期盼。男满二十女满十五可另取别名（自取或友人赠），叫“字”。取“字”原本是权贵的特权，到明清普及全民。社交场合一般互称其“字”，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号”是本人自取，表达个人的志向、情趣。一人可以有许多“号”。比如鲁迅，原名樟寿，十八岁改为“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号“戎马书生”“戛剑生”。鲁迅作品中的人名有误记的情况，如在日记中将“胡玉缙”写为“吴玉缙”，这就极难查证了。鲁迅日记中还有一位胡子方，也很难检索，因为这是他的“字”；如果知道这位胡先生的大名叫“朝梁”，这个问题才好解决。鲁迅日记中还提到一位厦门大学的同事缪子才。他痛斥将校长比喻为“父母”的佞人，是一位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当年编撰《鲁迅大辞典》时查不出他的生卒年，也是因为“子才”是他的字，如果知道他本名“缪篆”，这个问题也才好解决。鲁迅作品中还出现了很多人物的笔名，如浅草社的“莎子”，《赤俄游记》的作者抱朴，士雄都一一查究出原名及履历，这也绝不是靠一日之功。 …… 士雄的人物研究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首先可以订正《鲁迅全集》注释的若干错讹，也可以补充《鲁迅全集》某些注释的语焉不详之处，如陈嘏作为翻译家的成就。我并不主张在《鲁迅全集》的人物注释中展现所涉及人物的全人全貌，而只需突出此人跟鲁迅交集那个特定时期的基本状况。为每个所涉人物都写全传，哪怕是小传，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未必要去做，因为已超出了注释的应有负荷。但如果要深入研究鲁迅，并对其作品中评骘的人物盖棺论定，则需要对相关人物进行独立研究。因为鲁迅评估的往往是所涉人物的一时一事，而全面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则必须了解他的生命历程。鲁迅对东晋至南北朝时期诗人陶渊明的评价，就为我们做出了范例。我从士雄的新著中了解到，清代的丁日昌严禁“淫词小说”二百六十九种，其中包括了《拍案惊奇》这一类优秀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这当然是一种文化专制。但此人在担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督办期间还是有作为的，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又如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跟教务主任、校长秘书兼理科主任刘树杞交恶，这是《两地书》中多次提到的。但刘树杞终生奉献于教育事业，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口碑都不错，四十五岁英年早逝。这些都填补了我的知识空白。 在士雄新作中还可了解到一些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鲁迅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写道：“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按：指自由运动大同盟），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不久陈德征得意忘形，在上海《民国日报》搞“民意测验”，民选所谓“民国伟人”，结果他位居第二，仅次于孙中山，而独裁者蒋介石竟居其后，名列第三。于是陈德征被革职查办，在南京坐了三年大牢，蒋介石批示“永远不得叙用”。此实可谓恶有恶报，而且是“现世报”！ 鲁迅1929年5月17日致许广平信中，谈到“台静农在和孙祥偈谈恋爱，日日替她翻电报号码（因为她是新闻通讯员），忙不可当”。读士雄文，方知孙祥偈是一位诗人，著有《荪荃的诗集》《荪荃词》等，其中还有一首《沁园春》，是和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三楚兴师，北进长征，救国旗飘。指扶桑日落，寇降累累；神州陆起，独挽滔滔。扫尽倭氛，归还汉土，保障和平武力高。千秋事，看江山重整，景物妖娆。文坛革命词娇，有锄恶生花笔若腰。谱心声万里，直通群众；凯歌一阕，上薄风骚。谁是吾仇，惟其民贼，取彼凶顽射作雕。同怀抱，把乾坤洗涤，解放今朝。”毛泽东1946年1月28日致柳亚子信中，对这首和诗表示了感谢，觉得“心上温馨生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