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美德

作者简介

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 加拿大作家、学者和政治家，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等校，也曾担任战地记者和政治评论员多年，出任多国政府顾问。其文章多见于《纽约书评》《金融时报》《新共和》等媒体，另著有《伯林传》《血缘与归属》《战士的荣耀》《火与烬》《痛苦的正当尺度》《陌生人的需要》《权利革命》等作品。2001年获乔治·奥威尔奖，2003年获汉娜·阿伦特奖， 2016—2021年担任匈牙利中欧大学校长。 译者： 成起宏，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现供职于上海，译著另有《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之旅》《战士的荣耀：种族战争与现代良知》《权利革命》等。

内容简介

全球伦理学家将全球伦理的失败归于自私的国家利益。然而问题还可以做更加深入的探讨。大多数民主国家的人们都相信，他们自己的利益是经过民主选择的，理当超越其他国家的民族利益。至少在拥有普选权的国家，这个观点是冲突的一种征兆，即民主和正义之间的冲突、我们附着于民族自决的那种价值观与附着于所有个体之抽象正义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很久以前就看到，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之中内在地存在一些冲突，正义和民主、正义和仁慈、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冲突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基于这些冲突，甚至连单一全球伦理的理念是否能在逻辑上自洽，也不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它绝不等同于各种道德价值彼此相容地排列座次。相反，最好将其理解为一个辩论场所，其中，某一社会的正义在全球的各种主张面前取得了为自己辩护的资格。不问出处的观点让强权者的自我辩护接受考验，强权者越是寝食难安，效果越好。 在那个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里，在那个人类的旅行范围只限 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不能享有道德封闭的奢望。我们会不断地被人追问，要我们解释自己。彼此对立的自我解释不可避免。不管在世界哪里，任何人离开家乡哪怕只有一段距离，就必然会捅破他们认为理所当然之道德世界的那层薄纸，进入另一个部落、宗教或伦理群体的道德领域。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全球性的伦理体系，都是竞争性的，它们不断争夺信徒，力求控制怀疑者，并且避开攻击。道德世界不是孤立的：每一个道德世界都在与另一个世界进行维护自身正当性的对话。 理解的重要之处在于，当彼此面对特定的道德原则问题时，来自不同文化和宗教体系的普通人到底会怎么做。宗教和世俗原则之间的冲突、环保和利润之间的冲突等，这些重大冲突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们的道德交易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如何互相理解？当他们产生分歧时，当冲突开始时，会发生什么？ 换而言之，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我们所依赖的只是程序上的共性 —所有人类都有受尊重和被公平倾听的权利，任何人的观点都不应当因为他的种族、性别、宗教、教义、收入或国籍而凌驾于他人之上，那么，我们该如何就我们的差异展开协商？这是我们的全球伦理对话的初始问题。 我们的初始问题，不是道德全球化是否正在发生，而是它正在塑造谁的道德实践。其他学者的研究证实，人权仍然是一种“精英议程”，是一个有影响力但范围有限的群体的通用语，这个活动家、新闻记者以及技术官员，等等。事实上，他们就是我在哈佛开设的人权课堂上教过的学生。通过他们，我目睹了人权和全球伦理是如何塑造了他们的雄心、他们的道德凝聚力和他们的忠诚 —不再是单单对他们本国忠诚，而是忠诚于全球公民社会的伟大事业：解决战争、移民、全球不平等、贫穷和气候变化的问题。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但我想问的一些问题可能是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的世界主义者无法回答的。我的问题是，道德全球化是否已经触及那些被排除在特权社会阶层之外的社会群体？它如何形塑全世界平凡的人们的道德活动？我说的“平凡的人们”，在我的脑海中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或社会定位，当然我也不想赋予“平民百姓”任何道德特权 —那些民粹主义政治家在指责自由主义精英忽视普通人时通常会这样。我的意思是，任何人，既包括穷人也包括有钱人，没人付钱给他们去进行抽象的思考，他们不以竞选活动为生，他们的生意不涉及人权的经常运用或把道德哲学作为常规思考方式。这就是我们要付出特别努力，走出研究室和学院的休息室，走上街头的原因。我们的卡内基伦理对话带领我们去往四个大洲的社区中心、贫民窟、警察总局、修道院和其他宗教场所，还有贫穷街区。 我试图探索，对于按上述方式界定的普通人而言，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些相互竞争的全球性和本土性主张做出归类整理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的研究成为亲密社会学（intimate sociology）和伦 有什么共同之处，而在于当人们在生活中面临伦理压力的时候，他们事实上会有什么共同之处。 结果表明，第一种压力是当代历史的发展势头本身。在我们这个后帝国的全球化时代，关键特征是爆炸性的、令人无所适从的、动荡不安的变化。变化总是令人类既恐惧又兴奋，但只有在现代国家的时代，人类才相信他们可以控制决定自己生活的历史力量。在欧洲扩张的帝国阶段，人们常相信是帝国 —其统治者、代理人、仆从 —掌控一切，至少在帝国首都如此。在 1989年以来的后帝国时代，新的焦虑在于无人掌控。与后帝国时代相伴的是对于如何理解国家的一种深刻的变化。到 1945年，归因于战争动员的经验，罗斯福的美国、艾德礼的英国以及斯大林治下完全处于另一脉络中的俄罗斯，都证明了一种全新国家理念的正确性，即将国家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安全保障和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以及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关键推动者。法语词组“ l’état providence”——幸运的国家——涵括了“二战”之后崛起的政府的全部雄心。到 2016年，很难找到仍然以这种方式看待国家的人。国家不再是变革的主引擎，它不再赋予自己保护公民免受全球化影响的权力。从 20世纪 70年代以来，这些雄心遭到了严重打击，部分是因为国家未能实现这些雄心，部分是因为国家自身被保守派的复辟剥夺了能力—我们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的结果是，部分最赞同“将国家从我们背上挪开”的想法的选民现在鼓噪着要求保护，希望免遭那些不受欢迎的全球竞争力量的影响。但国家既不再有能力，也不再有雄心去充当世俗的守护神。和其他任何一个社会角色一样，国家试图乘上技术、科学和社会变革的浪潮，平安上岸，确保自己的权威、收入和能力。对国家的信心、对帝国首都拥有远见卓识的信心、对接受来自远方的指令的信心，所有这些都已退潮、消逝，即使在完善的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中也是如此。现在，从某些人在某个地方掌管一切的幻觉或妄想中解脱出来之后，我们都面临改变。必须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的智慧来生活，也许只有那些特权阶层仍然相信全球化可以充当他们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在我们所有的对话中，问题的起点是如何应对改变：在巴西，是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和腐败；在洛杉矶和纽约，是过度多样化的移民；在日本福岛，是海啸与核事故的后果；在缅甸，是从军事统治走向民主的漫长过渡；在南非，纳尔逊·曼德拉的“彩虹之国”支离破碎；在波黑，种族冲突再度陷入恶性循环。 与我们交谈的那些个体，从未将他们的私人困境与他们所居住之地更为广泛的冲突环境割裂开来。关于人类责任和道德论证的泛泛而谈对于他们而言没什么意义：环境就是一切。在每一个地方，当我们的对话同伴受困于那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应对的问题时，我们听到了共同的伦理话语。 ◆ 在一个冲突频现的世界，如何找寻不同文化、不同人群共同的声音，建立现实可行的政治秩序，成为至为重要的社会议题。全球化是否从道德上将我们吸引在一起？面对差异，我们究竟共享什么样的美德、原则和行为准则？这些问题正是叶礼庭在三年走访过程中试图回应的。 ◆ 《平凡的美德》就世界秩序之问给出了一个新颖的答案。在叶礼庭看来，如果说国际主义是少数上层精英的专属语言，那么普通人在面对社会冲突和全球化浪潮时，他们所依赖的就是平凡的美德：一种从经验中获得的实践，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辨识出的语言。 ◆ 作者调研足迹所至，不乏我们也熟知和关切的热点地区。在日本福岛，作者试图探寻当地居民、专家与官员在海啸与核事故处理中扮演的角色。而从经历爆炸性经济增长到腐败丛生的巴西，到陷入支离破碎的“彩虹之国”南非，再到缅甸与波斯尼亚，读者得以跟随作者的文字，一同走进这些差异巨大的国家，一同经历这场政治、经济、文化的探索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