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断诗灵在

红楼梦断诗灵在
作者: 李林|总主编:李凌己
出版社: 华龄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2.80
折扣购买: 红楼梦断诗灵在
ISBN: 9787516928325

作者简介

李林,1970年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1990年由赵朴初先生推介,承担佛教文化课题撰述,21岁即完成学术专著《梵国俗世原一家——汉传佛教与民俗》,大学期间又撰著《张力的消解——禅学的佛学批判》,自此开始了 三十多年不间断的宗教学研究。李林先生对儒、道、佛、禅均有专业研究,国学修养堪称全面,精通诗词、围棋、书画、佛教文物鉴赏。现为紫光教育机构首席国学讲师、山东省威海市人大代表、威海市优秀乡村振兴首席专家。 主要著作: 《梵国俗世原一家——汉传佛教与民俗》 《张力的消解——禅学的佛学批判》 《退回释尊之侧——当代佛学思考片断》 《在庙堂与山林之间——中国“乡士”初探》(合著) 《出离与担当——汉语佛学批判的另类文本》 《心灵的中和蕴藉——魏晋时期的玄儒哲学》(合著) 《弈道禅宗——禪与围棋之道》 《国学十讲》 《笔花堂诗稿》

内容简介

精彩选读】(精彩章节) 诗在红楼最高层 (代序) 一 若论中国文化的“四柱八字”,窃以为可提炼为“土魂、玉骨、莲心、诗灵”。而《红楼梦》,可谓其中“诗灵”之文本的最高呈现。 汉语文化最具魅力的体现之一,就是诗学生成及文学建构。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诗学精神,在小说这一体裁中也有相应的表达。从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国传统小说不断实践着将诗词曲赋引入叙事文本。诗歌的抒情性使得小说在追求故事性的同时具备了汉语言独有的艺术性,这样的一种诗性传统在《红楼梦》中达到了巅峰。 有“当代红学第一人”之称的周汝昌先生,著有《红楼十二层》一书,我们这里转借过来,以“诗灵”作为《红楼梦》文化的审美坐标及最高层定位。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其实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祭祀敬礼——既致敬古圣先贤的文脉加持,又致敬自己笔下的众女儿,更致敬承载着中华万古诗灵的厚土玉骨。 文学史不但是文学自身的历史,还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史。“诗”一度是国人最醒目的精神生活呈现——如唐朝因国力强盛,它的文明形态就浑然天成地带有引吭高歌的豪情和骨气。 启功先生对此曾有一段经典概括:“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朝的诗是嚷出来的,宋朝的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笔者不才,学步于先贤,尝试进一步将之拓展成—— 三代前的诗意,是淌出来的; 三代的诗意,是长出来的; 汉唐的诗意,是嚷出来的; 宋明的诗意,是想出来的; 清以后的诗意,是仿出来的; 当代的诗意,是赏出来的…… 在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上,诗学就是哲学,哲学也是诗学。遗憾的是,西学东渐以来,本来活泼泼的汉语诗学、哲学、美学等统统被纳入僵硬的分科之学,培养出来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所谓“专业工作者”。而那些关乎生命本体的学问,被迫变成智力化、概念化、圈子化的学术游戏。 更加令人感到危机的是,当代文化艺术已经从最纯粹的审美表达、人类情感的本质显发与人类思想的升维追求,变成了一种可以流水线生产的“文化商品”。这种“文化工业化”不再是以追求真善美、展现思想、探索自由为目的,而是要满足“文化资本”的增殖需求。 针对《红楼梦》及其相关文化解读,我们最在意的是一个民族审美力的不断降级、创造力的不断衰竭。所以,在这个信息网络化的自媒体时代,我们更需要为越发隐匿退场的中华千年诗灵“招魂”。 所谓“学者”,应该是“诗人”与“学人”的合体;所谓“学问”,应该是学人之情性与学术之理性的互激显发。20世纪中国第一流的学者,以王国维为代表,个个都有个性、有意气、有偏嗜,其卓尔不群的才情与学问无间契合、相浃相渍。稍后者,则如陈寅恪、钱钟书这一辈,仍能勉强合诗人与学人为一。无奈之后诗人与学人越发分途而“隔行如山”,导致学林中学人满街走而诗人稀缺至若有实无。其研究性文章堆积如山而文字渐如木舌瓦羹,做学问竟像在工厂里制造论文了。所谓“学术成果”,不过以标准化为严谨、以无观点为客观、以炒冷饭为课题、以注来注去为本领、以不知所云为深刻、以文句隔涩为时髦……而且文章越写越长,要点其实片言可了;倒是书本越摸越少,因为资料检索越来越便捷。是故才情渐漓之后,学力便不可避免地疲软退化矣。 哀哉!那个博雅的时代,如流水落花般逐渐逝去了。俞平伯等寥寥几位红学家正处在这个逝波的尾端。而后,随着“人文学科”作为一种严格范式的研究性科学垄断话语权,作为诗意言说的“红学”很可能会隐入历史的尘埃。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红学作品,能够以中国式的纯古典诗词语言来写作,因为汉语的书写本身就是提升研究水平的最高效捷径。还是那句话:如果诗词的感悟力或创作力不足,就不可能解读、研究、续补好《红楼梦》。 《红楼梦》的诗性文风,与其他古典小说一个本质的差别,便是这些夹杂在小说章节里的诗歌谣谚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或是文人的游戏笔墨,而是作者刻画人物和故事情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无不喻指隐含着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既是人物抒发情感的需要,同时也有推动情节发展的特殊功能。因此,读者不能等闲视之。 叶嘉莹先生说:“诗之为用,是使读诗的人有一种生生不已的,富于兴发感动的不死的心灵。” 汉语即使不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也一定是最美的语言之一;《红楼梦》即使不是汉文学最美的著作,也一定是最美的著作之一。读《红楼梦》,首先要与那些优美的语言发生深层次的连接。以一颗“诗眼”去看《红楼梦》,就会发现作者不折不扣是一位“诗人艺术家”,他以灵慧妙心,搭建出一座无比繁复的文字迷宫,并且坐在迷宫的中心静候读者的到来。读红楼最大的欢喜,不啻是在揣摩曹雪芹的“诗意文心”中熟悉他,最后抵达文本深处那座迷宫小屋,在里面遇见曹公的精魂,于刹那的沉默相对中,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当今时代,欲对《红楼梦》进行相对通透的解读,一个关键的门槛就是解读者必须具备上述“文心诗灵”——一是要懂得哲学宗教;二是要懂得诗,因为诗是文学的精华,是文学中的文学,是文学通向高远精深的无上法门;三是要具备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学视野,从而能以互鉴参照的方法,找准中国文学的原创性特质和发展脉络。总之,解读者的素质,决定了文本的深度及高度。唯其如此,才能彰显《红楼梦》比天还高的文心、比地还厚的诗灵,才能与曹雪芹产生心灵的感应共振。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西学意义上的专业文学批评,只有文学鉴赏或文学品评。“品”是带有个性化的“自得其乐”的审美体验,品诗品文与品茶品酒一样,所专注者乃其气味声色风度神韵。所谓“以文会心”,虽无标准化的命题或范式,却自有不可言诠的心心相印。 当然,文学品鉴并非毫无规范。中国传统诗艺的美学规范是以“境界为上”,贵乎“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若隐若现,欲露不露……终不许一语道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既栩栩如生地摹形写态,又使读者在吟哦之际体会个中的神情意蕴,且又能呈现出蕴藉委婉的诗家之韵致,这就要求作者有千金不易的工巧与功力。可惜目前红学着眼点日趋狭仄,宛如把《红楼梦》的一字一句放进盘里过秤,全凭自己的心意作星戥,幺秤出人物情节的轻重贵贱,作者的思想大旨及诗文境界,倒放到一边去了…… 对汉语传统文本解释学意义上的深度评析及阐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批注式阅读。从诗集到小说,从李善《文选注》的诗文注释,到金圣叹等明清小说批点,虽然文体对象发生着变化,但诗学阐释传统却是一脉相承的。唐代以降的文学阐释,也经历了与西方《圣经》解经学传统相似的路径,辞章训诂逐渐退为次要,而把章法脉络、句法字眼和意象内涵作为主要的阐释对象。 《红楼梦》的叙事言路,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如河流随风鼓浪,如杨柳因风起舞。其文有“三美”:语言笔调有诗词的韵律美;情节冲突有绘画的层次美;篇章结构有建筑的立体美。难怪各色人等,在品味文本三匝之后,无不似那棵“尚未酬报灌溉之德”的绛珠仙草,总是被“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所笼罩——看来《红楼梦》端得值得历来的高士达人燃灯剔烛直到夜深白首! 鲁迅先生评《史记》是“无韵之离骚”,这五个字来形容《红楼梦》也是贴切不过。曹雪芹充分应用了诗学意象和谐音修辞等方式,把叙事和隐喻的功能相结合,从整篇小说的结构,到每一回的章法脉络,再到一些字句的炼字和句眼,都有着极大的讲究,精致得令人惊叹。这些意象,给红楼增加了诗性色彩,所以《红楼梦》也被不少学者称为“诗性小说”或“诗化小说”。 “诗化”作为“哲学之前”的一种自我拯救方式,必然与审美式救赎发生着深刻的价值关联。《红楼梦》就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审美式救赎”,红学界对《红楼梦》作为诗化文本的“艺术救赎”功能一直缺之深入探析——“诗”可能是当今唯一能与哲学抗衡的最接近宗教本源的思想形态,“诗”可能是在纯粹哲学之外唯一可以享受到的形而上学。只有这样看待诗,《红楼梦》的解读者和续补者才能通过它达到各自的生命救赎。 中国文学很难产生西方意义上的悲剧,其中的原因或许跟汉语的“诗性本质”有关。经过汉语书写的绝望情节,即便无一丝光明的透入,但那种诗性之美,就算是没入黑暗,也会带着一丝婉转的回风。它的委婉就像俞平伯先生所说“怨而不怒”的温和情调。“美”是可以于文字言说之外的独立存在,生命虽然消亡了,但消亡之美的诗意余响尚存,这正是汉语文本“悲剧美”的原因所在。 二 “红学”作为21世纪的所谓“显学”,我起初并不理解为何百年来令那么多一流学者沉迷其中,便怀揣好奇与挑战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于是便有了《红学十讲》专题讲座及本书的出版。 《红楼梦》说到底是一本小说,小说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而汉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说到底是诗。统观《红楼梦》前八十回可以明显看出:众儿女自入园特别是结社以后,小说的诗化趋势益发明显。按照这一趋势,主要角色必将在故事收尾的情节大冲突中尽情展现诗才;同样可以设想,曹雪芹在小说的终局部分,语言的诗化特点将进一步强化,诗史哲融合的艺术境界将会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在八十回《石头记》中,曹雪芹使每一首诗都多方关合、左右逢源,显示了出神入化的文学造诣。只有亲身参与过诗词创作的人才能体会到,这些诗必须屡经推敲、惨澹经营、匠心独运,才能臻于完美的境界。可以想见曹雪芹为此用足了苦心!读者万万不可忽略其寓意。 据统计,曹雪芹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总共作了三十七首七律,然而,目前传世百廿回本的后四十回中,居然无一首七律!仅凭此点就足以说明:无论是谁续补了后半部分,他都未敢尝试哪怕一首号称“诗中之王者”的七律,否则其文学水平高下立判——故后四十回的主体篇章断非出自曹雪芹手笔。本书作者试图用三十六首七律来评点及补缀这本谜一样的天书,这应该是百年红学的初次尝试。 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总结:古诗有两种诗体最难写,一种是五绝,另一种是七律。诚然!相对于其他体式,七律最难出彩,古往今来能被称为千古名篇的七律寥寥无几,与七绝、五律、五绝、古风、词相比,数量少得可怜。 七言律诗起源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成型于初唐,成熟于盛唐。当时李白、王维等名家皆参与创作,带动了七律的发展。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大多存在失对、失粘等缺陷。真正让七律诗发扬光大、开辟出别样天地的是杜甫。杜甫全面开辟了律诗的题材及境界,将时事政论、身世怀抱、风土人情、文物古迹,一概熔铸于精严的格律之中,把这一诗体的价值提升到足与古诗、绝句并峙的高度。 七律“易工难化”的原因在于它必须遵循特定的韵律和格律。绝句远在格律形成之前就有了,五律的繁荣与格律的成熟基本同步。只有七律是文体定性于格律成熟之后,这就注定了这种诗体天然有格律基因。这些规则限定了创作者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因此在构思和写作时更加困难。 七律要求格律严正,在这一前提下,难免出现雕琢痕迹,不易浑然天成。为什么精品排律很少,而精品古风却很多?古风创作可以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所以就会出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种一气呵成、清水芙蓉式的名句。而七律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必须要在格律的螺蛳壳内碰运气或者拼才气了。众所周知,李白的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以乐府、歌行为最佳,李白的飘逸,不是飘逸在近体诗而是飘逸在古风上。 据统计李白存诗近一千首,其中七律只有个位数(按照统计标准不同,数量也有出入,但都不超过十首),真正能称为名篇的,也只有《登金陵凤凰台》一首,还是靠传说出圈的。 七律七言八句,冗杂死板,笨拙呆滞。与长短句相比,句式缺少变化,少了收放自如、张弛有度、可扬可抑的灵动和婉转。七律只能用固定的字数、变化不多的句式来表达精微婉转的情感,需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巧妙运用多种句式变化,其起、承、转、合,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好,就会出“残次品”。如果在结构上变化不足,就容易显得呆板。但对仗对得太死板也不成,不仅有害文意,而且美感也受损,这对诗人的驾驭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七律还要求气格要正。翻看历代(特别是清代)地方文人别集,大量气骨软媚甜熟的“绮怀”“无题”“谨和”的七律作品,连侧艳别格都算不上。 总之,七律是检验旧体诗水平的试金石。它除了要符合平仄、押韵、声调、音节、句式等基本结构要求外,还要避免格律诗理规定的至少二十几种诗病出现(注意是至少,有时候可能还不止)。如中间两联要求必须对仗(还要避免合掌),不可用哑音字;其他如音节声调起伏配置、联句衔接粘连等,没有深厚的格律知识是很难写好的。 七律若想取胜,必须灵光在兹天赐佳句,倘若雕琢修饰,必成末流之次品。没有渊博的知识储备,不好下笔;腹笥过丰,又容易晦涩难懂。所以若想维持这种微妙的平衡,的确很难很难。 我们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不懂诗,不足以入红楼三摩地。 第二十二回有“制灯谜贾政悲谶语”情节,按庚辰本所记,各人所做灯谜至惜春截止就没有下文了。由于本回缺失太过严重,目前许多版本往往根据戚序本,将后面的内容尽量补全,另外炮制薛宝钗“竹夫人”灯谜、贾宝玉“镜子”灯谜,并把贾政猜灯谜等情节写进了正文里。 在续补者笔下,薛宝钗所制“竹夫人”灯谜的谜面是: 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 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 这首诗曾出现在通行本《红楼梦》里,但在古本里并没有。此灯谜诗袭用前人诗意,没有什么创新,修辞上也有疵病。而且以宝钗的才情修养,不应该写出“有眼无珠”这样的粗鄙之词;更不应该在未出阁的时候,当着贾家长辈的面在诗中提及“夫妻恩爱”之事,这太不符合彼时的女德了,怎么可能是曹雪芹的手笔?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也提出了相同的疑问: “甲辰本并没说竹夫人谜是谁的,因为这流行的民间谜语太粗俗了,一说穿是宝钗的,就使人觉得不像,宝钗怎么会写得出‘恩爱夫妻不到冬’这种话?” 但在戚序本回末,却有另页存有一灯谜曰: 朝罢谁携两袖烟,琴边衾里总无缘。 晓筹不用鸡人报,五夜无烦侍女添。 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 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 在上述七律诗前,还有特别重要的七个字“暂记宝钗制谜云”。这段话既不是正文,应该也不是批书人的批语,最大的可能是作者自己制作的“备忘录”,故单独用一页附在末尾,以方便日后续写。可惜的是,雪芹早逝,让这个章回陷入了窘境,而这首诗很可能就是作者的绝笔。所以畸笏叟在此回末尾批道:“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夏,畸笏叟。” 第二十二回对于梳理全书脉络的重要性仅次于第五回。第五回里有多位女子的画页、判词和曲词,而作者在第二十二回又以灯谜的形式再次坐实了书中各主要人物的归宿命运。脂批特别指出作者的意图就是“先以《庄子》为引,及偈曲句作醒悟之语,以警觉世人;犹恐不入,再以灯谜伸词致意,自解自叹,以不成寐为言。其用心之切之诚,读者忍不留心而慢忽之耶?”本回回目里更是出现了“谶语”二字,可见曹雪芹的意图就是将《红楼梦》主要人物的悲剧结尾,提前集中向读者进行暗示。 这个谜底为“更香”的灯谜,以七言律诗的面目呈现,文辞意象结合得巧妙无比,与“竹夫人”灯谜相较,一看就是出自高人手笔。至于该灯谜在故事中的作者归属,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在通行本《红楼梦》中,这一灯谜一度被归属于林黛玉。后来根据新发现的版本资料,才基本被确认为是由薛宝钗创作(目前仍有少数红学家持不同意见)。 其实,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毫无异议的明证,坐实此灯谜乃薛宝钗所出。《红楼梦》第六十二回写红香圃贾探春与薛宝钗射覆,探春覆了一个“人”字,因宝钗说范围太广,又说了一个“窗”字,属于用“两覆一射”以缩窄范围。宝钗因见到酒席上有鸡,就知道探春用了“鸡人”“鸡窗”两个典故,但她因规则限制不能直接说“鸡”,于是便射了“埘”字——采用“鸡栖于埘”的典故。薛宝钗所射之“鸡栖于埘”,出自《诗经·君子于役》,讲述的是丈夫远征日久未归,妻子在家苦等丈夫回家。“更香”灯谜恰恰有“晓筹不用鸡人报”句。王维诗“绛帻鸡人报晓筹”描绘的就是宫廷中专管更漏之人,头戴红巾于朱雀门外高声喊叫,好像鸡鸣,以警醒百官。“鸡人”后来成为对守夜报时人的形象性称呼(参见本书《金玉无缘叹》)。所以,将此谜归属于林黛玉,明显不妥。故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重新将此灯谜的作者署名为薛宝钗。 薛宝钗此谜,制作精巧,寓意深刻,与人物的性格及命运嵌合得天衣无缝。细细体会七律谜语字里行间的隐义,不难看出,这是作者借以暗示薛宝钗的结局。它至少再一次证明,续书中所写宝钗得了“贵子”,一度还振兴家业等内容,都是不符合曹雪芹原意的。 透过上述一个小小灯谜的写作细节,就能看出《红楼梦》成书过程的不易,许多情节连批书人都琢磨不透,各版本之间的文字在细微处又有千丝万缕的差别。这种情况若遇到真正会读书的人,或许能分辨出哪个是最优解;若是囫囵吞枣者,怕是只能任由解读者所欺了。 明清小说中,套用、移用古人现成的诗词,作为情节推动的点缀或提升人物形象的做法是相当普遍的。《红楼梦》续书如法炮制本来算不上什么问题,只是后四十回中的诗词,几乎都是照搬套改他人原创,续作者竟摭拾此类,滥竽充数,以为可假冒原作,实在是太小看曹雪芹了。须知这样的例子,在八十回《石头记》中是一个也找不到的! 曹雪芹非但不喜移接化用前人现成之作,恰恰相反,倒往往自拟以托名,把自己的作品说成是古人写的(如秦可卿卧室中的对联)。这一方面固因为作诗、拟对乃雪芹平生所长,所谓“诗才忆曹植”(敦敏《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根本无须借助他人之手;另一方面也与他文学创作的美学洁癖有关,或者说与他文德文风不屑同于流俗有关。 《红楼梦》的诗词水平并非无可挑剔。或许正是因为“按头制帽”的情节需要,曹雪芹笔下那些女儿们的诗作,优美则有余,壮美则不足。所以我在写作中,尽量让这些裙钗具备不让须眉的格局豪气。笔力所限,未必能如愿,但于我本人而言,是“必须恁么会,方得契如如。” 《红楼梦》广被诟病的一点,就是其情节的琐碎散裂。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其原始底本出于杂糅之外,最关键的还在于曹雪芹偏执的美学诉求。雪芹力图还原生活的本真之美,所以在细节的真实性方面不吝笔墨,此其写实主义之诉求;雪芹为了维护其辞章之美,往往宁可损失情节冲突的关联性与紧张性,也要放纵才气“荡开一笔”,此其浪漫主义之诉求。这种把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天才地融通在一起的“诗意运笔”,对包括程高本续书和其他绝大多数续书者来说,都是难以企及的;对普通读者而言,也是很难有丝滑的阅读感受的。 人们阅读通行本后四十回,从“占旺相四美钓游鱼”开始就很难读下去,根本原因在于续写既违背了人物的思想性格逻辑,也有悖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构思,最关键的还是笔下无神,造成文章气脉不通的严重后果。“夫咏歌者,必有气脉,方得感动人心。”写文章亦是如此,若无气脉,则笔下艰涩。历来《红楼梦》之补书,无不处于“能接起来,难读下去”的尴尬境地,就是因为写作者缺乏气脉贯通的诗意语感。 文学是感性的美学,一部优秀的作品,如果不能激发读者的审美愉悦,不能让读者获得深刻的感性审美,这部作品肯定难言成功。曹雪芹以艺术家的感性及哲学家的理性去写作,使《红楼梦》通篇贯穿着“亦诗亦哲”的意境,其艺术高度是那样的难以企及——欲将不可言之言变成可言之言,欲将可言之言变成一场美学体验,便益感诗道之艰深莫测。 三 《红楼梦》历来被誉为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传统“经史子集”中包含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等,在《红楼梦》中随处都有体现。传统文化的各种表现样式,包括诗、词、曲、赋、歌、赞、诔、偈、匾额、对联、尺牍、谜语、笑话、酒令、参禅、测字、占卜、医药以及诗话、文评、画论、琴理,在一部大书中应有尽有,无所不备。中国小说自唐传奇开始就有“文备众体”的理想诉求,但真正能做到将各类文体与小说主体水乳交融的作品极少,大多数只是或渲染气氛,或点缀情节,或抒发感慨。但《红楼梦》则不同,它确实达到了既“文备众体”,又与故事情节融会贯通,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红楼梦》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就在于它首先是一部伟大的语言艺术精品,其语言艺术达到了传统小说前所未有的成就。尤其是前八十回高超的叙事手法、丰润的叙事肌理、真实立体的人物刻画、自然流动的生活场景等,都是其他类型化的传统小说所不具备的。所以王蒙先生由衷地感叹:“《红楼梦》是一部文化的书。它似乎已经把汉语汉字汉文学的可能性用尽了,把我们的文化写完了。” 然而,针对中国读者的“十大读不下去的名著” 评选,《红楼梦》历次都当仁不让地排在首位。“红楼难读”可能是国人共同的感受。连著名学者、红学家启功先生也曾透露:他小时候第一次打开《红楼梦》——翻一页,吃饭、喝酒、看戏;再翻一页,还是吃饭、喝酒、看戏……这有啥意思呢?干脆扔到一边不看了。 这本书为什么很难读进去?或者从另一个侧面来问:这本书为什么一旦读进去就很难出来?古今中外这么多经典好书,没有一本书像《红楼梦》一样,让无数人穷其一生去探佚、考证、索隐,他们像考古研究一样寻幽探胜,深翻细捡,如此层累层积,居然挺出一门学科叫“红学”。 《红楼梦》是一部天书,有解说不尽的玄机,有探索不完的密码。许多读者还没读红楼,便先知有“红学”。于是“读红楼”就先入为主地成了一件高大上的正事大事,甚至高大上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步。如同爬山一样,因为知道了山的高度先自灰心,而放弃了攀爬。其实普通读者完全可以不理会“红学”,更不要因为这座山太高就举步不前——穿山越岭分花拂柳,山一程水一程一路前行,一程有一程的风景,随时可以驻足停歇,偶尔回望,自然荡胸生层云矣! 人无不喜读《红楼梦》,然自“苦绛珠魂归离恨天”以下,无有忍读之者;人无不喜读《三国演义》,然自“陨大星汉丞相归天”以下,无有愿读之者。在《红楼梦》传统结局那里,你读不到希望和超越——这也是很多人读不下去甚或不屑一顾的原因所在。 关于《红楼梦》,最大的悬疑可能就是曹雪芹将如何收束全书了。然而,原著后半部分既已不复可见,那历代读者、研究者就想知道终局的大致情节,尤其贾宝玉的命运走向更是关乎全局。我们在本书中,给予包括贾宝玉在内的妙玉等重要人物不同的结局演绎,或许能够启发“红迷”朋友的不同思考,甚或许能够与曹雪芹隔空对话……。 伟大作品的一个重大秘诀,就在于它的结构不封闭。《红楼梦》就是处于一种没有答案、无法解居的不封闭状态,而且令历代绝大多数读者都身不由已地裹挟在里边。同样一部《红楼梦》,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道学家看见‘淫’,经学家看见‘易’,才子佳人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说的是不同的人对《红楼梦》有不同的解读,这或许就是它的魅力——《红楼梦》正是因为“无解”,才成就了伟大。 《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中的超级经典作品,其所具有的巨大魅力与多重阐释价值,早已逾越文学领域而被其他学术领域所认可,这些跨学科探索与互补性研究正在为人们深入解读这部杰作注入源头活水。二百年来,人们研究《红楼梦》着眼点有很多,所以红学流派也很多:有从坚守史学本位出发,运用杜威实证主义方法,致力于考证曹雪芹家事、《红楼梦》版本和成书经过的“考证派”;有以索隐、秘史本位否定文学、历史本位,透过字面,运用谐音、拆字、藏头、谜语、谶纬等文字游戏,用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附会《红楼梦》,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编造各种秘史的“索隐派”;也有从事《红楼梦》相关文艺创作的“创作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很难说得清谁是谁非,何况这里本无是非,无非是各人人生经历、为人处事、价值观不同,所看的事物也不同罢了。 其中,索隐派近年来愈出愈奇。他们在论证过程中,主要采用拆字、谐音、意会、比附、分身、化身、合成、物化、拟人等类似“猜笨谜”的办法,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这种解读或研究,对于中华民族“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深处意气平”的审美传统,不啻是一场灾难。 然而,《红楼梦》的续补又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件艺术品或一部文学作品,往往是艺术家或作家匠心独运的成果,他的艺术素养及表现形式,是任何人无法替代,更是无法仿造出来的。如果能够被他人所替代和仿造,那又如何称得上真正的艺术家或作家?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维纳斯的“续臂”上,《红楼梦》的续作也更是如此,道理完全一致。 毕竟,一个人的语言风格、叙事方式等艺术因素,是一种基因式的存在,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模仿伪造的,正如曹丕所言“文以气为主,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雪芹以自己出色的创作为后世提供了不同寻常的优秀范本,标示着生命个体所独有的审美风范,为后世提供了独具鲜明特色的运笔范型——如果脱离这种运笔范型,对《红楼梦》的研究只能是隔靴搔痒。我们可以做一个极端情况的假设:如果让曹雪芹来续写高鹗的小说,前者也未必能够做到天衣无缝。 况且,残缺之美又何尝不是一种别有滋味的阅读体验呢?因为有了前八十回的“草蛇灰线,伏脉于千里之外”,我们才对后来的情节赋予更加迷人的想象。《红楼梦》宛如一个半遮半掩的美人儿,芍药娇艳欲滴却隔着碧纱橱,圆月银光匝地却笼着软烟罗,使人看不清她的花容月貌。所以,“红楼不全”如果从其积极的一面看待,倒也是一个意义再生成的过程,它有赖于读者的主动建构。 由于曹雪芹具有多面用笔的艺术手法和超前的文化品位,所以《红楼梦》在写作体例上呈现出一种开放式的文本结构。《红楼梦》是一部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走进去品读细节的大书,故相宜的阅读方式就是“风吹到哪页,就从哪页读起”。因为《红楼梦》最迷人的地方,不在情节,而在细节。曹雪芹写的就是大观园中的日常生活,在前八十回中,他特意采取了漫笔式写法,显得主线不明、枝杈散漫、情节细碎,因为前半部分的主题是“盛景写哀”,所以要刻意放慢故事节奏,再大的惊涛骇浪也要在点点滴滴波澜不惊中不动声色地演绎。这是独属于古代中国文心诗律的节拍,你尽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某个情节里散步漫游。 许多红学专家沉迷于《红楼梦》的文字优美及情节生动,但是看不穿汉语言自身的逻辑陷阱:汉语更适合诗意表达,但拙于价值思辨。周汝昌、白先勇、蒋勋等人过分追求红楼文字的言语丝滑及故事顺畅,固然可以实现“读来非常顺当”的感官效果,但这恰恰导致了思想的平面化。因为语言是一维的,价值意向却是多维甚至是超维的,曹雪芹写《红楼梦》固然有“传诗之意”,但他从来都是把文字当成“指月之指”的——曹雪芹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充满悖论性的思考,才是研究者应该深剖的“月”。 从读者的接受程度来说,阅读的过程也是再创作的过程,在这个再创作的过程中,会融入读者本身的理解与发挥,而这又基于读者自身条件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效果,折射出不同的审美体验。 现当代作家,包括鲁迅、茅盾、巴金、张恨水、林语堂、张爱玲等,都是红楼精神的继承者。他们立足于时代与现实,在此基础上与《红楼梦》对话,与曹雪芹对话,受之启发创作了新的文学杰作,形成了星空灿烂的文化新景观。 当然,《红楼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文本,它的思想既扎根于传统文化,又具有跨时代的超越意义,所以对它的阐释是无限的。结构主义学者莫卡洛夫斯基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艺术品有待于读者或欣赏者来完成,只有经过了读者或欣赏者的再创造,这一艺术品才能成为经典审美客体。当代诠释学也认为:经典的永恒不仅在于超越具体化的时间、空间,还在于经典能在人的参与和观照下持续地涌现其新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呈现其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即经典的意义不仅在于静止的过去,还在于能不断生成新的意义。 红楼美学的博大厚重正是来源于它无法给出单一解答的特质,过度的引申,反而容易生成过度阐释,从而更加难以把握整体的真实。只有将文学诠释与历史意识、文化视野相结合,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互为补益,才能构成对《红楼梦》的完整认识,形成各种研究方法和角度的深度对话。 四 作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永恒话题,“红学”在20世纪享尽殊荣,但是真正文学性的文本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获得足够的成果。作为学术研究的红学应该重新回归诗学的轨道,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与诗灵的感应鸣和上。 怎么读《红楼梦》,跟对待文本及作者的心态也颇有关系。若是尊其若神明,便难以跳出其掌心,只会循环论证,陷入逻辑怪圈;若是心态淡然,隔得太远,又可能因失却热爱而不能体察入微,更不能设身处地产生“同情之理解”。在红学研究中,有些人无限度地吹捧曹雪芹之高明,无非是说自己看出了高明,以显得自己也很高明罢了。 红楼人物历来争议较大,见仁见智,能做到不歪说臆说,读出自己的理解,逻辑自洽就行了。我们尽量争取把人物放在红楼文本中、放在作品产生的时代环境中以及曹雪芹写作思想等条件下,进行考察和分析,尽量还原曹雪芹笔下的红楼人物形象、思想和个性。 在此,我们提出“评红楼梦人物五原则”: 一、情则必痴 二、美则必恙 三、洁则必癖 四、诗则必孤 五、灵则必夭 一部成功的小说,应该在故事性、知识性、艺术性、思想性方面“四美俱备”。我们不可能具备与曹雪芹比肩的知识背景及艺术手法,只能力争在其他两方面有所突破:在思想性上,借鉴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对人类心理反省的深刻描绘,使本书的解读更具备“心灵史”特征;在故事性上,借鉴托尔金的《魔戒》(亦翻译成《指环王》)等奇幻小说的宏大构架,使情节的演绎更多具备“史诗”特征。 我们完全相信,倘若曹雪芹能够复活,他第六次增删续补的《红楼梦》应该是:以最软的诗、打磨最硬的玉,经过冰与火的淬炼,成就一部经典永流传的民族史诗。 读《红楼梦》,最容易产生提笔创作的冲动,因为很容易受到曹雪芹的文笔感染,诗情文心便不由自主地翻涌不已。笔者在应邀举办红学专题讲座时,就决定以“诗”作为讲课的大纲,于是翻拣已经尘封二十年的诗词集,居然发现曾经的诗作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诗都或或与《红楼梦》相关。于是乎闭门苦吟约百天,终于得七律三十六首,希望能够通过这两百八十八句诗,与《红楼梦》产生最大程度的情节关合,进而对这部伟大作品进行别样的释读。二十年不写诗,手下难免生涩,希望借此书出版之机,求教于方家。 本书最初的命名其实就是《诗解红楼》,这一思路的来源,是受到启功先生《论书绝句百首》的启发。以诗论艺,始于少陵六绝句。《论书绝句百首》以启功先生亲笔所撰之诗,显括其书法理论,堪称诗歌、书法、书论的“三绝合璧”。书中一首诗阐明一个问题, 涉及数以百计的碑帖、书作、书家、书法理论家,其诗信手拈来、深入浅出而见解深刻,可谓厚积薄发、博观约取,尽显诗才与深厚的书论功底。故识者评论云:“《论书绝句百首》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在诗歌、书法、书法理论方面都堪称不朽。” 所谓“诗解红楼梦”,如前所云,就是我试图用三十六首七律来解读评点及补缀这本天残地缺之书。之所以作了三十六首七律,是因为曹雪芹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总共作了三十七首七律,我不敢与之比肩,故退避一首。 有关《红楼梦》鉴赏及续补解读的出版物,每年都有相当数量,但是用中国古典诗词中最难写的七律作为提纲,并通过对每一句诗的深刻解读,力争完美照应曹雪芹前八十回遗留书稿,进而串联起对《红楼梦》的整体理解及后续故事情节的推演,百年来没有人尝试。这应该是以这种方式写作的第一本红学专著。 我们的解读是否成功,取决于下述三个目标:雪芹首肯、角色满意、读者认同。希望本书能够同时实现上述三个目标。事实上,关于《红楼梦》的解读与续补的成功与否,都应该接受这三个指标的硬核考评。 有人曾问金庸先生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金庸的答案是《神雕侠侣》。然而对笔者而言,《神雕侠侣》却是“射雕三部曲”中写得最差的一部,甚至是他创作的十五部武侠小说中最不愿意复读的一部。作者与读者的评判差距居然如此之大,不禁令人感叹审美的个性化及差异化。 就《神雕侠侣》的人物塑造而言,作者把对一些人物的刻板印象硬塞给读者,造成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画是平面的,尤其是主人公的人生轨迹是单一的、直线式的。 就《神雕侠侣》的情节设计而言,小说中的许多故事冲突都是没来由发生、无厘头结束的,前无伏线后无关合,与人物形象同样单薄。为了挽救情节的单调,不得不加入了过多与主体故事不相干的内容。 就《神雕侠侣》的主体思想而言,这是一部突出爱情主题的小说,全文自始至终,也极力突出一个“情”字。但这个“情”字的发生及演绎太过夸张,几乎所有的少女一见主人公都会以身相许,许多情感的产生莫名其妙、毫无铺垫…… 虽然《神雕侠侣》有上述诸多缺陷,但仍不妨碍它赚取了许许多多痴情读者的眼泪。我之所以在这里特别点评《神雕侠侣》,其实也算是对本书读者的一种“提醒式导引”——因为《红楼梦》与《神雕侠侣》同样都是“大旨写情”。然而,最忌讳读者把《红楼梦》解读成琼瑶式的言情小说。在此请列位看官移步本书正文,或许读完这36首七律的阐释后,再读《神雕侠侣》,会产生与笔者相同的感受。 为什么我敢如此肯定上述观点?那是因为在审美体验中,无一例外地都遵循“向下不兼容”定律——不是因为《神雕侠侣》足够差,而是因为《红楼梦》足够好。 我们一再强调的是:对于解读《红楼梦》,培养古典诗词美学的感悟力是排在首位的。正如黑格尔的名言 “美的艺术的领域,就是绝对心灵的领域”。事实上,当代红学家已经掌握了太多材料,但往往穷数十年却找不到问题的核心,就是因为缺乏上述审美感悟力。而有文心诗灵的人,纵然研究红楼梦一个极小的问题,也能探骊得珠,找到核心之所在。所以先哲才殷殷叮嘱我们不能仅做一个有学问的笨伯。 诗在红楼最高层,在那最高层之上,更有由曹雪芹等无数先贤组成的灿烂星空,让我们通过《红楼梦》,去与中华远古的诗灵发生一场镂心刻骨的生命感应…… 本书的写作方式,形式上部分借鉴了中国的章回小说。章回小说普遍采用了一种诗词(韵文)—议论—开始正式叙事的结构类型。也就是说,小说在正文开始之前,基本都有一个引首或楔子,作为对小说故事来源及作者写作意图的一种明说或暗示,这就是所谓的“入话”。当然,本书每篇开题的七律,在笔者的构思中,不仅仅起到“入话”的作用,它还类似禅宗的“话头”,意在抛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专题。 本书并非严格的学术论文格式,“以诗解红”也不可能以严格的学术范式呈现,故书中凡引用其他著作之观点,请读者自行检索原文。现在网络资讯发达,检索便利,除非专业学者,一般读者和作者很难做到与纸质原文一一校勘。 本书所引《红楼梦》原文,统一参考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校注本(四版),敬请读者后续能够提供包括“脂批”在内的、各版本互校的专业修改意见。 笔花堂李林 2024年清和月 威海文登大水泊镇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 对于解读《红楼梦》,培养古典诗词美学的感悟力是排在首位的。正如黑格尔的名言“美的艺术的领域,就是绝对心灵的领域”。事实上,当代红学家已经掌握了太多材料,但往往穷数十年却找不到问题的核心,就是因为缺乏上述审美感悟力。而有文心诗灵的人,纵然研究红楼梦一个极小的问题,也能探骊得珠,找到核心之所在。诗在红楼最高层,在那最高层之上,更有由曹雪芹等无数先贤组成的灿烂星空,让我们通过《红楼梦》,与中华远古的诗灵发生一场镂心刻骨的生命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