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音乐中

作者简介

朱贤杰，1978年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硕士生，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移民北美。曾在“上海之春”举行钢琴独奏会，并与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乐团合作演出。参加过“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以及莫斯科、圣彼得堡、里加等地巡演，在多伦多、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举行过音乐会。近年来发表过有关音乐的文章几十万字。

内容简介

我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都是俄裔犹太人。二十世纪初期，当俄国发 生残酷的集体迫害的时候，他们迁居到了阿根廷。那时我的外婆还非常年 轻，她与我外公是在船上相遇的，那时她十四岁，我外公十六岁。他们在 阿根廷内地的一个省生活下来，生了六个孩子，让他们相继上学。我外婆 年轻时曾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29年，她带领我母亲(外婆那时十 七岁)，还有其他孩子去了巴勒斯坦访问。仅仅为了看—下宗教圣地，就从 阿根廷出发旅行，这样的情景现在很难想象。她们并没有在那儿定居下来 ，除了我的大姨妈，她在巴勒斯坦住到去世。 我祖父母居住的社区具有很浓的犹太人的政治意识。我外婆的家成了 犹太复国主义者聚会的场所，人们在那里讨论犹太复国的希望与目标。他 们梦想在犹太社会的基础上成立以色列国一一马派(Mapai)，它不是苏联那 种社会主义，而是西方式的那种。我非常了解我的外祖父母。1952年我们 一起迁到以色列，我们一起住在一套很小的公寓里，在我小时候及青少年 时代，我与外公外婆相当接近。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祖母，她在我父母结婚之前已去世。我的祖父是 一位钟表匠，他在我四五岁时逝世。我对他有一些印象，他对于犹太人的 事务并不热衷。我祖父母与我外祖父母的背景不同，虽然两家相处得很好 。我父亲年轻时就喜爱音乐，一直在为是否做一名职业钢琴家，还是为了 维持生计留在家里而犹豫不决。在1930年代，当他有一个机会去美国演奏 时，就因为他顾家而没有去成。 我父亲对于学问的追求远胜于对政治的热衷，他时常去听哲学家奥德 加·迦赛特(Ortega Y. Gasser)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讲座。他比我母亲的 家庭更接近于知识分子的圈子。当他们相遇并结合之后，彼此为对方拓展 了更开阔的视野。我母亲比以前更加靠近知识分子的阶层，而我父亲则经 由亲戚问的往来，才对自己作为一名犹太人有了更为自觉的意识，因而对 积极地投身于犹太人的事业有了更多的兴趣。 我认为阿根廷最后一次能称得上民主的政府是在1930年代。然后庇隆 上台，他播下了现代阿根廷动乱的种子。阿根廷曾是非常富足的国家一一 百分之九十五地自给自足，唯一缺少的是石油。庇隆，一个非常擅长于煽 动的政客，试图将阿根廷从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他鼓动大批的人从农 村迁往城市，让他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居住。直到今天，有三分之一的 阿根廷人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郊区。 在国际事务方面，庇隆是相当精明的。他既接纳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 人，也接受纳粹分子。在阿根廷南部的巴利罗切，曾经是纳粹分子的大本 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在那里还经常看见人们彼此公开地行 纳粹礼。 同时那里也大度地接纳了犹太移民和建立犹太人社区。我在阿根廷的 时候，那里至少有七十万犹太人。继美国及苏联之后，阿根廷的犹太人社 区是世上第三大的。我记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犹太教首领与庇隆政权往来 密切。政治态势控制得很好，这是一种严厉的独裁体制，但是确实没有反 犹主义。作为一名孩童，我从未在私底下或公开场合遭遇及感受到那种反 犹主义。犹太人的社区生活组织得很好，并且是完全公开的。我在犹太人 的学校上学，课外去犹太人的俱乐部做体操和运动。 我生于1942年11月15日。在1940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曾是一个音乐 中心，可惜现在已经好景不再。托斯卡尼尼来过，富特文格勒、年轻的卡 拉扬、理查·施特劳斯、巴克豪斯、吉塞金、阿图尔·鲁宾斯坦、克莱伯 及阿劳都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 就像在欧洲一样，那里当时只有很少的留声机及78转的唱片，因此人 们在家里演奏大量的室内乐。在科隆大剧院有德国音乐季与意大利音乐季 ，还有大量的交响音乐会。在我的记忆中，第一位国际著名的音乐家是 1949年来的阿道夫·布施(Adolf Busch)，他演奏了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 ，并且指挥了亨德尔的大协奏曲。我听了很多次他的排练，我还弹琴给他 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位国际级的大人物。 我父亲曾师从一位伟大的意大利教育家学习钢琴，他的名字是斯卡拉 莫扎(Vicerlt Scaramuzza)，他很长寿，他甚至教过玛尔塔·阿格里奇。 阿格里奇比我父亲小三十岁。我父亲曾在地方上与其他音乐家一起开音乐 会，但是他真正热爱的是教学，这是为何他没有试图做一名职业钢琴家的 原因。事实上我父母都是钢琴老师。我母亲教初学者，我父亲教程度高的 学生。我小时候，只要门铃响起，那就是有人来上课。那时候我一直以为 周围所有的人都弹钢琴，后来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原来有些人是不 弹琴的！ 在我大概四岁时，我父亲与一位小提琴家在我们家排练，为音乐会作 准备。为了能与父亲一同演奏，我突然想要学小提琴。我父母为了我去寻 找适合我尺码的小提琴，那时我太小。后来我又看见我父亲与别的钢琴家 在两架钢琴上弹重奏，我又改变主意要学钢琴了，因为那样也能与我父亲 一起弹。我五岁开始学琴。我母亲教我识谱并且给我上了第一课，然后我 开始跟我父亲学，他是我唯一的钢琴老师。在那些早年的岁月中我从未跟 过别的老师，他教给我的那些基本原理一直让我铭记在心。 所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音乐家，和所有来阿根廷访问的音乐家，都会 去塔卡诺街1257号，那里是奥地利裔犹太人罗森塔尔(Enlesto Rosenthal) 的家。在那儿每星期五晚上演奏室内乐，罗森塔尔本人是一名业余提琴家 ，在那儿我遇见的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位叫切利比达克(Sergiu Celibidache，1912-1996，著名指挥家，生于罗马尼亚。——译注)，我七 八岁时弹琴给他听过。后来我在以色列常常见到他，我时常去看他的排练 ，因为我觉得可以从他那儿学到太多的东西。然后直到1960年代末，我再 没有见过他。那时我的妻子杰奎琳-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e，1945- 1987，英国天才大提琴家一译注)与他一起在斯特哥尔摩演出。然后他到了 慕尼黑，我们才开始经常一起演出。 另一位我在罗森塔尔家遇见的重要人物是马克维奇(Igor Markevich， 1912-1983)俄国指挥家、作曲家，后来我跟他的接触不像切利比达克那样 多。但是当我九岁时，马克维奇对我父亲说：“你儿子弹琴非常棒，但是 根据他弹琴的方式我可以告诉你，他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家。”我父亲教我 弹琴时，总让我在心中想象乐队的音色。 初见之下，钢琴并不是像其他乐器那样有趣。任何有重量的东西敲下 去它就能发声，不管击键的是鲁宾斯坦的手指，一个烟灰缸，还是一块石 头。按下琴键它并不会发出富有色彩或有意思的声音。钢琴是中性的，而 正是这一点使它具备了极为丰富的表现力。就好像一个画家面对着一面纯 白的墙壁，而不是蓝色或绿色的墙。白墙本身没有很多的吸引力，但当你 在它上面作画时，它给了你更多发挥的余地。小提琴或双簧管就是这样， 它们的音色具有自身的特征。伟大的小提琴家当然具有自己独特的音色， 奥伊斯特拉赫的声音不同于斯特恩或其他人，但它总归是小提琴的声音。 而钢琴的声音是中性的，按下键它就发声，初看起来好像太容易弹，并且 没那么有意思。我相信钢琴不像别的乐器，它给人一种好像能够创造出别 的声音的幻觉。钢琴的这种中性声音对我来说像一个虚幻的乐队，也许这 就是为何马克维奇说我是天生的指挥家。我父亲也教会我认识节奏的重要 ，这是作为指挥必不可少的一点。 P20-24

这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自传，而是一本“关于音乐的书”。书中除了回忆作者与阿劳、巴比罗利、卡萨尔斯、切利比达凯、克伦佩尔、鲁宾斯坦等音乐大师的交往，还以流畅的文笔与读者分享了他对音乐的体验，发表了表演艺术的许多真知灼见，确是一本每位音乐家与爱乐者都应一读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