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精）

作者简介

徐瑾，青年经济学者，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首席财经评论员，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上海公共政策研究会理事。早年办过《读品》杂志，现主持经济人读书群。近年出版《有时》、《印钞者》、《凯恩斯的中国聚会》等著作，作品曾连续入选“2015最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2016最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等评选。

内容简介

北宋交子与纸币的诞生 宋元之前，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使用实物货币 ，其中中国依赖金属铸币，西方依赖贵金属铸币；宋 元之后，随着纸币的登台，东西方货币路径出现了明 显的分岔。 白银在宋代的作用比起唐代有所加强，无论官方 记录还是文人笔记，白银出现的频率其实有所增加， 白银在民间的使用可谓广泛，不少记录都有酒器为银 的记录。日本学者加藤繁曾以货币机能为中心考究唐 宋时代的金银，他认为唐宋时代是中国金银货币发展 史上重要的时期。他的研究表明，唐宋之际，金银已 经具备货币职能，但主要是官方和上层使用，宋代却 比唐代更甚，无论是军奉、边籴、军赏等官方支出， 还是私人领域的贿赂、赠遗、布施、谢礼等使用，白 银货币地位加强，普通民众也加大对于白银的使用。 然而，白银在两宋的使用仍旧有限，北宋年间白 银往往更多作为商品使用，北宋时期参加王安石变法 的沈括就说过金银为器具而不是货币，“今通贵于天 下者金银，独以为器而不为币”；而南宋时期白银确 实具有不少计价功能，南宋笔记《云麓漫钞》中记载 ，南宋接待金朝使臣须招待饭食，亦可不吃折钱，“ 若折钱，使副折银三两三钱，都管九钱一分”。考察 历史，白银的全面货币化发端于宋，金在其中分量不 轻，但是白银更为普遍的使用仍旧需要契机，此刻的 货币试验的主角是纸币。 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 宋代开始曾经有一段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 的纸币试验构成了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这 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 不论是北宋交子还是元代宝钞，这背后体现为纸 币与金属货币尤其是白银的竞争，更是皇权意志与民 间市场的博弈。事实上，纸币在中国历史纠缠了数百 年，延续了几个朝代，其中不少故事在今天读来宛然 犹在眼前。关于宋元明三朝的纸币试验，其失败最终 反过来印证了白银的价值；换个角度而言，纸币在中 国的出现以及陨灭，事实上恰恰为白银的最终货币化 铺平了道路。 当西方在金银之间徘徊甚至过渡到金本位之际，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仍旧离不开“钱”的作用，这往往 被学界认为是一个国家工商业不发达的见证。这一现 象已经足够令人吃惊，毕竟中国唐宋时代的生产力对 比世界并不低下。但更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同时发行 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那就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交子— —按照今天的网络用语来说，这不科学。确实，这看 起来并不符合一般的货币规律，因为一般纸币被认为 是货币发行的较高阶段，是金银复本位之后出现的形 态。 那么纸币在中国的故事到底是如何开始，又是如 何结束的呢？为什么数百年前纸币会在中国诞生呢？ 纸币，也就是传说中的交子的诞生，与经济繁荣 有莫大关系，可谓大时代与小地区的因缘巧合，这是 一个货币自发演进、超越时代理论的故事。中国交子 的故事，一方面揭示了这个古老帝国曾经的文明辉煌 （纸币最早确实在1000年就已经在中国出现，后代经 济学家曾调侃说中国人早对纸币司空见惯，不会类似 老外那样“友邦惊诧”）；另一方面，也以案例形式 解释了货币的规律，当经济环境与制度框架不足以支 撑纸币这样的形态之际，其会发生何等的悲剧。 宋 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国，商业革命、交通革命 、农业革命、都市革命共同构成了其辉煌的文明，人 口和人均收入急剧增加，宋徽宗时期人口即多达一亿 ，是汉唐两倍有余。“北宋十万户以上的州、府，宋 神宗元丰年间为四十多个，宋徽宗崇宁年间为五十多 个，而唐代仅有十多个。”宋朝城市结构也逐步打破 了商业和居住区的界限，从唐代的“坊市封闭”走向 “坊市合一”，夜市禁令被取消，导致了城市生活的 急剧繁荣与空前自由。宋朝的经济繁荣不仅超过惯常 认为盛世的唐朝，甚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人均收入超 过欧洲的稀少时间窗口。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商税和 田税截然分离，发展出后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 度，这也意味着抑商政策开始向征商政策转化，商税 的征收也更加程序化，“地方政府定期公布商税则例 及其变动情况，各地州、县、墟镇广置税务机构，这 些情况表明商税征收到宋代首次进入了自身的制度化 时期”。 宋代的繁荣程度或许是中华帝国曾经的顶点。北 宋年间贸易繁荣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随着造船等技 术发展，开始于汉代从港口衔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 丝绸之路”，公认在宋达到顶峰。宋与数十个国家开 展贸易，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当年的贸易繁荣让 后人难以想象。此外，更不用说宋、辽、金与西夏且 战且和数百年间连绵不绝的边境贸易，除了官方在接 界地点设置的互市贸易（榷场）外，还有各类民间交 易以及走私。这些交易规模惊人，仅仅以当时交易比 较普遍的商品羊为例，宋代皇室御厨用羊每年就高达 数万口，而宋朝方面公私每年用于从河边买人契丹羊 的费用为40余万缗。 宋代财税中与商业有关的税种也空前丰富，宋之 前对于商业更多是管理而不是收税，唐朝虽也尽力征 收商业税，但不成体系，而宋代则将各类商业税收制 度化，北宋时期的税率保守估计已经达到10％，当时 的人如此记载：“四方之货食以会京邑，舳舻相接， 赡给公私。”重视商业与文官体系发达使得宋的文明 程度空前进化，在国家主义和私有经济这两个领域获 得平衡与发展，对外奉行防御性政策，但在经济领域 中的商业方面则比较激进，尤其在四川、福建、江浙 等地——其中纸币的诞生，可以被认为中国文明竞赛 中领先西方的顶峰的产物与象征。 与此同时，宋代对于富人的态度也相当宽容，比 起今天的“仇富论”，简直堪称“亲富论”。北宋年 间宋太宗即表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 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 之物。所以税赋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兵卒安于州 郡，民庶安于田闾。外之租税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 以护民。” P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