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基因当借口
作者简介
戴维·申克(David Shenk),著名作家,曾任《大西洋月刊》通讯记者,兼为《纽约时报》《国家地理》《纽约客》《连线》、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等机构撰稿。出版有《失忆》《信息烟尘》《不朽的棋局》等口碑之作。
内容简介
正文赏读 第二章 智力是一个过程,并非结果 智力并不是天生的,不是在怀孕时就已经形成的,而是在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一系列发展中的技能。没有人的智力生来就是固定的。智力(和智商分数)可以提高。成年人中几乎没有人完全开发出真正的智力潜能。 有人断言,人的智力是一个固定值,不能再提高。我们必须抗议和反对这种残酷的悲观主义。 — 阿尔弗雷德·比奈 智商测试的发明者,1909 年 伦敦是出租车司机的噩梦,在历经 1500 多年的混乱建设后,其城市结构大而庞杂。这里的城市不像曼哈顿或巴塞罗那那样按照一定规划有序地建设而成,而是由古罗马人、维京人、撒克逊人、诺曼人、丹麦人和英国人各自定居时期建设的城市粗糙地拼凑而成,相互重叠,相互环绕。在查令十字车站方圆 10 公里的范围内,大约有 25000 条街道,它们以各种不可思议的角度互相连通、交叉,而这些道路的终点可能是公园、纪念碑、商店或私人住宅。为了拿到驾照,伦敦的出租车司机必须牢记所有的道路信息,这些庞杂的道路信息在业内被出租车司机自豪地称为“知识”。 好消息是,一旦掌握了这些知识,它就会真正地嵌入出租车司机的大脑中。这是英国神经学家埃莉诺·马奎尔在 1999 年发现的。当时,她和同事们对伦敦出租车司机进行了核磁共振扫描,并将扫描结果与其他人的脑部扫描结果进行对比。与其他人相比,经验丰富的出租车司机的后海马区(大脑中专门负责回忆空间表征的部分)明显增大。就其本身而言,这个发现什么也证明不了。从理论上讲,天生具有较大海马后叶的人有更好的空间辨别能力,因此更有可能成为出租车司机。让马奎尔的研究如此引人注目的是,她随后将后海马体的大小与出租车司机的驾龄进行了关联研究:驾龄越长,后海马体越大。这很好地表明从事与空间有关的工作让出租车司机的大脑发生了积极的改变。马奎尔总结道:“这些数据表明海马灰质的变化……是后天获得的。” 此外,她的结论与其他人最近对小提琴家、盲文阅读者、冥想者和中风康复者的研究发现完全一致:大脑的特定部位会根据特定的经验进行自我调整和重建。“环境变化后,大脑皮层具有强大的可塑性。”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莱昂·艾森伯格(Leon Eisenberg)在一篇综述中写道。 这就是著名的“可塑性”:每个人的大脑都具有按我们的要求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内部重建的能力。可塑性并不意味着我们生来就有完全相同的潜能。我们当然没有。相反,它保证了我们的能力不是固定不变的。事实证明,因可塑性的存在,使得一个人无论处在什么年龄阶段,都无法确定其真正的智力极限。 你能变得多聪明?你的智商能达到多少?几十年来,心理学家们认为他们有一个可靠的工具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即斯坦福 — 比奈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s,改编自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的早期版本),又称智商测试。它的发明者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测试,测试的内容包括语言和记忆技能、视觉空间能力、精细运动协调和感知技能。它可以测试出一个人的“原始天赋”,即他的先天智力。 测量智力的心理学方法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天赋存在天生差异,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 刘易斯·特曼,《天才基因的研究》,1925 年 特曼是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参与了一项开展已久的运动,参与者认为智商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财富,通过基因遗传,在出生时就固定下来,且一生不变。他们相信,揭示每个人的智力水平,将有助于他们在社会中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并有助于社会更有效地运转。这一运动最初的发起人是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达尔文的表弟。1859 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之后,高尔顿立即对自然选择下了进一步的定义,即人类智力的差异完全是生物遗传的问题 — 他称之为“身体天赋的遗传”。 高尔顿不像他的表兄达尔文那样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但他却是个有力的宣传者,大力宣传自己所相信的东西。1869 年,他出版了《遗传基因》一书,认为一个人之所以聪明、能够成功,只因为“生来”便有优越的生理条件。1874 年,他提出了“先天与后天”(一种先天优势的修辞手段)一词。1883 年,他发明了“优生学”(eugenics),他的计划是最大限度地扩大优等人的繁殖,并尽量减少劣等人的繁殖。所有这些都基于他的观点,即自然选择完全是由生物遗传驱动的,而环境只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实际上是高尔顿,而不是达尔文,奠定了基因决定论的概念。 然而,几十年后,高尔顿的追随者们就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无法定义他们所主张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智力。实际上,他们甚至无法就如何定义它达成一致。智力是逻辑推理能力吗? 空间可视化能力?数学抽象能力?身体协调力?英国心理学家、统计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说道:“实际上,‘智力’(这个词)已经变成了单纯的表音词汇,它的含义太多了,反而失去了这个词本身的定义。” 1904 年,斯皮尔曼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提出,必须有一个单一的“普通智力”(简称 G),它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共同基础。虽然我们不能对 G 进行直接测量(现在仍不能),但可以利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检测。他利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将同龄人的在校成绩、教师对他们的主观评价和他们对“常识”的掌握进行了对比分析。斯皮尔曼认为,分析结果证明了一种核心的、与生俱来的思考能力的存在。斯皮尔曼宣称:“G 代表一般智力水平,是天生的。一个人不可能通过训练将 G 提高,就像他不可能通过训练长得更高一样。” 1916 年,斯坦福大学的刘易斯·特曼发明了斯坦福 — 比奈智力量表,用来测试 G 的值,并宣称它是测定一个人先天智力的理想工具。有些人马上就看穿了特曼的说法 ,但大多数人都对 IQ 测试表示强烈欢迎。美国陆军很快采用了一个版本进行征兵工作,学校也随之效仿。IQ 测试简洁的等级分类完全符合美国人对提高社会、学术和商业效率的渴望。 不幸的是,这种精英主义运动同时也带有强烈的种族偏见。 白人新教徒声称他们在生物学上具有优越性,而这些证据也被他们用来阻止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其他群体进入商界、学术界和政府的高层。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爱德华·李·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设计了一套国家智力测验(SAT 的前身)。他是一位狂热的优生学家,并试图说服高校的管理人员,向大众提供高等教育是一件极其浪费的事情,对社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桑代克宣称:“把世界交给智力排行前 5% 或前 1%的人来创造,世界会变得更好。”有趣的是,几年后,SAT 的发起者,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卡尔·布里格姆(Carl Brigham)否认了自己的设计。他认为所有的智力测试都以“历史上最荒诞的伪科学之一为基础,即这些测试只是简单地衡量了天生的智力,没有考虑到训练或学校教育”。 除了明显的种族歧视,IQ 和其他智力测试造成的真实而持久的悲剧性在于他们传递给大众(包括那些得高分的学生)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你的智力是被给予的,而不是你赢得的。特曼的智商测试很容易触及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即我们大多数人生来就带有某种自身局限性,因此我们只能进行某种程度或速度的思考。考虑到智商在本质上只是一种人口分类工具,这真是令人震惊。 IQ 分数实际上并不能客观地反映你对测试材料掌握的程度。 ?破除“基因决定论”的迷思,美国亚马逊百大畅销书! ?关于天赋、智商以及努力,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错的! ?莫扎特、爱因斯坦、贝多芬等,他们不是天才,都是后天环境与培养调教出来的! ?综合认知科学、心理学、遗传学前沿研究,明确地告诉你:你不是DNA的俘虏,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天才! ?1个公式×4大指标×10大窍门,教你开发身体里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