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的家风（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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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沛流离中互相扶持 1937年是我在上海私立光华大学修业期满的一年。父 亲在光华大学执教多年，学校为了照顾我们父女能在一起 ，就留我在校当助教，这时候，我父母十分高兴，我的心 情也很愉快，谁知道这种心情不久就给日本侵略者破坏了 。 神圣的抗日战争号角，在卢沟桥吹响了。这时候，我 在常州度暑假，父亲还在光华大学的暑假学校上课。他得 知战事发生，就赶回常州，和我们商量今后行止。既然爆 发全面抗战，东南沿海一带平坦之地，不能坚守是料得到 的。但当时上海还没有完全沦陷，光华大学仍可在上海租 界里开学上课。为了解决暂时的生活问题和不脱离集体， 1937年10月，我们一家三口，又从常州老家回到上海。这 时常沪间火车已经不通，但旅行社还能托运衣箱等物，所 以我们离开常州之前，就将较好的衣服，分装在三只箱子 里，想等我们到达之后，请人托运来沪。我们随身各带一 只破旧的藤箧，盛着几件单夹衣服。不料我们到达上海才 三天，旅行社就停止托运。不多时，上海和我的家乡都相 继沦陷。 父亲虽在光华大学任教多年，但毫无积蓄。一则因为 光华是私立大学，经费不足。在我未入光华之前，年年欠 薪，在我考入光华之后，每年又只发九个月薪水。再者， 我们虽是小家庭，只有父母女三口，但我父亲还负担着我 堂叔一家三口——叔父、婶母和一个离婚在家的姑母的生 活。在承平时代，父亲的教薪再加上他的稿费，本来可以 敷衍了，但现在，情况就大不相同。父亲的教薪本来是二 百四十元，助教月薪原定六十元，国难期间都打对折，父 女二人薪水收入，每月一共只有一百五十元。在米珠薪桂 的上海，已经够拮据了，何况每月还要支付一笔房租？ 我记得1937年10月我们回到上海时，是住在愚园路俭 德坊十七号的后客堂里，一家三口挤在约莫十平方米的半 间客堂里，旅途的疲劳还没有恢复，日寇已经轰炸沪西了 ，炸弹的爆炸声整日不绝。愚园路是越界筑路，居民感到 不安全，都纷纷避入租界。当时我们要在安全一点的地方 找个住处是极端困难的，首先是付不出一大笔房屋的屋顶 费，租金还在其次。幸而谭廉先生（字廉逊，常州人，地 理学家，抗战后期也曾在常州湖塘桥青云中学教过书）的 儿子谭新民住在旧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租赁 了一幢三层楼房子，他自住三楼，将二楼前后间分租给我 们。我们算来算去，两个房间的租金还是负担不起，所以 只租了一间前楼，亭子间由他另行租给别人。因为我们和 他家沾点亲，他没有收我们的屋顶费。 我们从1937年10月直到1942年8月重回常州，这五个 年头里搬了三次家：从愚园路俭德坊搬到爱麦虞限路惠安 坊一百六十二号，从爱麦虞限路迁到福熙路（今延安路） 八百三十七号，又从福熙路迁到霞飞路（今淮海路）兰村 十六号，一家三口始终挤在一个房间里，一大一小两张板 床，一大一小两张书桌，一张小方桌，两架白木书架，几 只凳子，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具。 常州初沦陷的时候，得不到一点家乡的消息，过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