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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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沃·崔 沃特斯：崔将军，您在古巴东部的圣地亚哥市长大。您和蔡将军的家庭 背景一样吗？ 古斯塔沃·崔：不，完全不一样。在圣地亚哥市有一个仅次于哈瓦那的 中国城，那里居住了很多中国移民和中国后裔，规模相当大。 我的父亲何塞·崔(Josechui)是中国人，而我的母亲是一位贫苦的古巴 黑人，她叫希尔达·巴尔特兰(Hilda Beltran)。当我出生后不久，他们两 个就产生了矛盾，主要原因是我父亲最亲密的同胞们当时存在比较严重的种 族偏见，他们反对这桩婚事。特别是我父亲商业上的合作伙伴，他俩共同经 营着一家杂货店。为了剥夺母亲对我的监护权，我父亲和他的商业伙伴花钱 收买了法官，并在法庭上更改了我的出生证明，将我的出生日期从1938年改 为1936年。而我母亲，一个穷苦的黑人女子，没有经济实力去捍卫她的权利 。因此，我一直是在我父亲的抚养下长人的。直到我母亲去世后，我才知道 这些事情的真相。 我的童年是在杂货店里和其他在那儿工作的华人一起度过的。大部分时 问我呆在杂货店的后院儿里。一步也没有迈出过杂货店，也从来没和任何邻 居家的孩子接触过。因此那时候我只会说广东话，而不会说一句西班牙语。 我父亲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不让我和我母亲接触。 我住在圣地亚哥的劳斯·奥尔摩斯(Los Olmos)区，伍德将军大街 (General Wood Street)从这里穿过[如今这条大街改名为雷内·拉蒙斯·拉 图尔大街(Rene Ramos Latour Street)]。我家就在鲁比欧帆布鞋厂(Rubio carnvas shoe factory)对面，如今这里是纺织厂。 当我5岁的时候，家里人第一次让我到杂货店外面玩儿，从那时起我开 始和我同龄的小孩儿一起玩耍。但是周围的小孩儿没有一个人能听懂我在说 什么，同样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对我说西班牙语，而我却只能用中文 回答。因此所有孩子都取笑我，于是我自己就慢慢开始学习西班牙语，而渐 渐忘记中文。后来甚至我父亲用中文跟我说话的时候，我都用西班牙语回答 他。 华人们都管我叫康昌o，因此我儿时的伙伴也这么叫我。如今在圣地亚 哥很多我的老朋友仍然这样称呼我。 我父亲在古巴除我之外没有别的孩子。在来古巴前，他有几个孩子，但 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的母亲与他不同，她还有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同母异 父的弟弟豪尔赫·路易斯(Jorge Luis)，目前他住在古巴圣地亚哥市。 阿尔塞尼奥·孔(Arsenio|ILmg)是家父的主要合作伙伴，在孔叔的大家 族里我是最年长的孩子，我也帮孔叔照顾他的孩子。由于父亲不断更换工作 ，不能经常照顾我，我曾和祖父母住过。在我儿时，我有过三个养母，这使 我到现在还有一大帮干兄弟姐妹。 家父同人多数在圣地亚哥生活的华人一样，依靠零售业谋生。华人一般 经营的买卖包括：小餐馆、饼屋、洗农店、洒吧、菜摊儿等等。 家父和孔叔合资丌的杂货店后来倒闭了，他们之后又在马埃斯特腊… (Sjerra Maestra)的一个叫圣何塞·德阿瑟拉蒂洛(San Jose de Aserradero)的地方盘了一个饼屋，然而这次经营依然以失败告终。 之后在我堂兄拉斐尔·黄(Rafael Wong)的劝说下随父亲搬到了哈瓦那 。我的堂兄在曼莱克街(Manrique Stteet)上开了一家糖果店，就是现在日 间托儿所的位置。之后，堂兄卖掉了糖果店，又在圣拉斐尔街(San Rafael Stteet)买了一家酒吧。没多久他又卖了洒吧，买下了维尔十德斯街 (virtudes St：teet)上的陈利宝(Chan Li Po)自助餐馆。在这期问的两年 中，我一直和我常兄的家族孑F一起牛活，并受到芭芭丽塔(Barbarita)的照 顾，她是我那个时候的养母。 在哈瓦那我就读于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a)学校，之后又继续在 坎普斯学校读书。这两所学校都在我父亲和堂兄居住的劳滕(Lawton)附近。 沃特斯：在您成长的过程中，您和您的生母保持过联系吗？ 崔：我父亲的家族曾恐吓她并禁止她接近我，每当她想我的时候就只能 偷偷躲在远处，默默地望着我。这些都是我在长大后才知道的。 1945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我还住在哈瓦那。之所以我能记得 这些，都是因为那时的一首儿歌，“呼呼，柏林被嘣啦，畴唠，日本被炸啦 。”孔叔让家父返回圣地亚哥，因为孔叔在苏埃努(Sueno)附近又开了一家 叫“古巴小妇人”(La Cubanita)的饼屋，至今这家饼屋依然存在。之后孔 叔就结婚了，并生养了很多小孩儿。在这里我度过了童年最安稳的10年。 家父和孔叔后米卖掉了饼屋并又在同一地段买了另一处叫美州人(Las Americas)的饼屋。从那时起我开始到马希奥体育场对面的圣卢卡斯教会学 校(San Lucas Episcopal School)学习，在那所学校我一直念到七年级。 家父和孔叔买卖饼屋可谓是相当频繁，我在圣地亚哥 的很多地方都住过。现在我依然还可以指出好多饼屋是以前我家开过的，比 如说索莱比区(Sorribe)的“摩登女郎”饼屋(La Moderna)；阿尔托德·肯 特罗斯(A1to deQuinteros)的“新中国”饼屋(NLleva China)。 “七·二六运动”骨干 霍金斯：是什么吸引您参加革命的？ 崔：其实那时候我的家庭条件还l不错，基本上没受过穷，生活也相对 安逸。然而我却时时刻刻能够感觉到身边社会和政界的动荡。 1952年独裁者巴蒂斯塔发动的军事政变，使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感 到震惊。在蒙达卡兵营事件后，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独裁政府的残忍和不公正 。 1957年初，我加入了“七·二二六运动”。并成为米盖尔·马利亚诺· 马丁内斯·叶雷苏埃罗(Miguel Mariano Martinez Hier：rezuelo)领导下 的小分队中的一一员。米盖尔是一位英勇的革命斗士，后来他成为起义军的 一员。 一开始我只是参加各种辅助性行动和破坏行动。执行的第一次任务是帮 助躲藏着的和受伤的革命者取得食物和药品。之后我开始发放传单、制作炸 弹，并进行其他表达我们要推翻独裁政府决心的行动。这种类型的任务我一 直执行到1958年4月9日大罢工前夕。罢工失败后，我就到马埃斯特腊山参加 了由胡安·阿尔梅达·博斯克(Juan Almeida Bosque)司令领导的名为马里 奥·幕诺斯·蒙罗依(Mario Munoz Monroy)的第三先锋队。 其实我能到马埃斯特腊山参加革命斗争还要感谢我的养母莉迪亚·云吞 (Lidia wanton)，是她带我上的山。莉迪亚及他的丈夫安东尼奥·冯都是家 父的朋友。他们在马埃斯特腊有一个叫“夜明星”(E1 Lucero)的小农场。 因为他们的儿子已经到马埃斯特腊山加入了第三先锋队，她便特意到圣地亚 哥来带我上山。 上山后我和恩里克·洛佩兹(Enrique L,opez)上尉一样被分配到阿妮塔 兵营，并加入由伊达尔戈拉德·里瓦夫拉查(Idelg arde Rivaflechal)中尉 (外号“军刀”)指挥的队伍。1958年夏季抵抗巴蒂斯塔政权进攻结束后o， 我成为吉尔摩·加西亚(Guillermo Garcia)司令官领导的圣地亚哥第三纵队 的一员。 作为第三纵队的一员，我参加了多次抵抗政府军的战斗，最有名的一次 是逮捕帕尔马·索力阿诺(PalmaSoriano)的战斗，正是这次战斗让我们产生 了进攻圣地亚哥市的打算。1959年1月1日，在我们向圣地亚哥进军的途中， 当部队走到埃斯坎德尔村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政府军投降的消息。 P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