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史(畸形兵制下的中国的病)

作者简介

雷海宗(1902—1962)，著名历史学家。一九二七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后更名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雷海宗先生硕学高德，学贯古今中外，其学术研究自成体系，博大精深，曾发表《殷周年代考》《历史的形态与例证》《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评汉译<世界史纲>》《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孔子以前的哲学》等重要论文，代表性著作有《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西洋文化史纲要》《伯伦史学集》等。

内容简介

春秋 西周的兵制无从稽考，后世理想的记载不足为凭 。但西周若与其他民族的封建时代没有大的差别，那 时一定是所有的贵族（士）男子都当兵，一般平民不 当兵，即或当兵也是极少数，并且是处在不重要的地 位。 关于春秋时代，虽有《左传》、《国语》内容比 较丰富的史籍，我们对于当时的兵制仍是不甚清楚。 只有齐国在管仲时期的军制，我们可由《国语》中得 知梗概，其他各国的情形都非常模糊。按《国语》： 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 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 这段简单的记载有一点可以注意，就是工商人没 有军事义务，因为只有十五个士乡的人才当兵。这些 “士”大概都是世袭的贵族，历来是以战争为主要职 务的。这个军队的组织与行政组织是二位一体的。行 政的划分如下： （一）国分十五乡——由乡良人治理； （二）乡分十连——由连长治理； （三）连分四里——由里有司治理； （四）里分十轨——由轨长治理； （五）每轨五家。 与这个行政划分并行的是管仲所制定的军政制度 ： （一）每轨五家，出五人——五人为伍，由轨长 统率； （二）每里五十人——五十人为小戎，即戎车一 乘，由里有司统率； （三）每连二百人——二百人为卒，合戎车四乘 ，由连长统率； （四）每乡二千人——二千人为旅，合戎车四十 乘，由乡良人统率； （五）每五乡万人——万人为军，合戎车二百乘 ； （六）全国十五乡共三万人——全国三军，戎车 六百乘，由国君、国子、高子分别统率。 这是“国”的军队，是由三万家出三万人组织而 成。所谓“国”是指京都与附近的地方，只占全国的 一小部分。“国”中的居民除工商外，都是世袭的“ 士”，并无农民。工商直到齐桓公时（公元前685～前 643年）仍无当兵的义务。农民当初有否这种义务虽不 可考，管仲变法之后却有了当兵的责任；但并不是全 体农民当兵，而是拣择其中的优秀分子。据《国语》 ： 是故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昵，其秀民之能为 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告，其罪五。 可见选择农民中的特出人才“能为士者”是有司 的一项重要任务。 “国”以外的地方统称为“鄙”，一定有“士” 散处各处，但鄙中多数的人当然是人口中绝对多数的 农民。管仲所定的鄙组织如下： （一）三十家为邑； （二）十邑为卒——三百家； （三）十卒为乡——三千家； （四）三乡为县——九千家； （五）十县为属——九万家； （六）鄙共五属——四十五万家。 国中每家出一人，鄙中却不如此；既然规定选择 农民中优秀的为士，当然不能有固定的数目。但《国 语》中说齐桓公有“革车八百乘”，而“国”中实际 只有六百乘；其余二百乘，合一万人，似乎是鄙所出 的兵额。这若不足实数，最少是管仲所定的标准。假 定四十五万家中有四十五万壮丁，由其中选择一万人 ，等于每四十五人出一人当兵。（1）所以春秋时代的 齐国仍是士族全体当兵，但农民中已有少数由法律规 定也有入伍的责任。 （1）这些数目当然都是大概的成数，并不是精 确的实数，但离实数似乎并不甚远。鄙中四十五万家 ，每家若按五口计算，共合二百二十五万人；若按八 口计算，共合三百六十万人。至于国中人多半是士族 ，行大家族制，所谓三万家的“家”字不知何指。但 与鄙相较，国在人口数目上可说无足轻重，我们仍可 说三百六十万是齐桓公时齐国人口的最高估计。近代 中国人口骤然增加，是与西洋接触后的变态现象，不 足为比较的标准。经过满清一百五十年的太平盛世， 乾隆晚年的人口大概可代表中国历代人口的最密限度 。按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考》一，乾隆四 十八年［此后没有分省的统计］山东人口为二千二百 零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一人。这虽也是大概的数目，但 自康熙废了人丁税之后人口的统计还大致可靠。这个 数目与三百六十万为六与一之比，与二百二十五万为 十与一之比。桓公时齐国的领土界线不清，但离今日 山东面积的六分之一或者相差不远。即或当时的人口 比较后代稀少，《国语》中的记载也是与事实大致相 合。 别国的情形如何，不得而知。但在同一个文化区 域内，各方面的发展一般都是一致的，春秋时代各国 的情形大概都与齐国相仿。关于秦穆公（公元前659～ 前621年），战国时代有如下的一个传说： 昔有秦穆公乘马而车为败，右服失而野人取之。 见野人方将食之于岐山之阳，穆公叹曰：“食骏马之 肉而不还饮酒，余恐其伤汝也！”于是遍饮而去。处 一年，为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缪公之车矣……野人尝 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穆公疾斗于 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惠公以归（《吕氏春秋》卷八 《仲秋纪》）。 这虽是很晚的传说，但《吕氏春秋》是秦国的作 品，关于秦国先君的记载或者不至全为虚构。由这个 故事我们可见韩原一战秦国军队中最少有三百个平民 出身的兵。 春秋时代虽已有平民当兵，但兵的主体仍是士族 。所以春秋时代的军队仍可说是贵族阶级的军队。因 为是贵族的，所以仍为传统封建贵族的侠义精神所支 配。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职务， 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羞耻。我们看《 左传》、《国语》中的人物由上到下没有一个不上阵 的，没有一个不能上阵的，没有一个不乐意上阵的。 国君往往亲自出战，所以晋惠公才遇到被虏的厄难。 国君的弟兄子侄也都习武，并且从极幼小时就练习。 如晋悼公弟扬干最多不过十五六岁就入伍；因为年纪 太小，以致扰乱行伍。连天子之尊也亲自出征，甚至 在阵上受伤。如周桓王亲率诸侯伐郑，当场中箭。此 外，春秋各国上由首相，下至一般士族子弟，都踊跃 入伍。当兵不是下贱的事，乃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 职务。战术或者仍很幼稚，但军心的旺盛是无问题的 。一般地说来，当时的人毫无畏死的心理；在整部的 《左传》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 。当时的人可说没有文武的分别。士族子弟自幼都受 文武两方面的训练。少数的史筮专司国家的文书宗教 职务，似乎不亲自上阵。但他们也都是士族出身，幼 年时必也受过武事的训练，不过因专门职务的关系不 便当兵而已。即如春秋末期专门提倡文教的孔子也知 武事。《论语·述而篇》记孔子“钓而不纲，戈不射 宿”，可见孔子也会射猎，并不像后世白面书生的手 无缚鸡之力。又《论语·季氏篇》，孔子讲“君子有 三戒”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孔子此地所讲 的“君子”似乎不只是阶级的，也是伦理的，就是“ 有德者”如孔子弟子一类的人。他们要“戒之在斗” ，必有“斗”的技艺与勇气，不像后世的文人只会打 笔墨官司与研究骂人的艺术。 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