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著名大学校长（1912-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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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与北大，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所综合性大学。北大历史早于东大 ，而且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大学精神以自由见长；东大为后起之秀，办 学风格不是照抄北大，而是自有特色，大学精神以平衡著称。 这种平衡精神，不仅体现在办学方向上追求三育并举、四个平衡；而 且在世纪校风上充分体现出来。北大强调“新文化”，东大注重新旧融合 ；北大强调科学精神，东大既注重科学精神，更注重实际科学的引进和消 化研究。东大校园内出版的两种著名杂志《科学》和《学衡》就分别代表 了这种精神。 在北大《新青年》大力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同时，近代中国第一个以发 展科学技术为职志、提倡科学救国的著名学术组织“中同科学社”所创办 的《科学》月刊，也在南高一东大校园出版和传播着。“科学社”1915年 10月25日创办于美国，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校的巾国留学生任鸿隽、胡 明复、邹秉文、赵元任、周仁、杨铨(杏佛)等人创建的。1918年包括社长 任鸿隽在内的科学社成员大多学成归国，并应郭秉文之请，将科学社迁入 南高校园，正式设立办事处，定名为“中国科学社”。原董事会改组为理 事会后，担任理事的绝大多数都是南高的教授。 1920年南高改组为东大时，文科的梅光迪、陈钟凡、汤用彤、陈衡哲 、陆志韦，理科的任鸿隽、胡刚复、熊正理、竺可桢、孙宏芬、张子高、 熊庆来、王琎、何鲁，农科的邹秉文、秉志、胡先骕、钱崇澍、过探先、 陈桢、陈焕庸、张景钺、戴芳澜、邹树文，工科的茅以升、涂羽卿，商科 的杨杏佛、胡明复，教育课的陶行知、陈鹤琴、郑宗海等知名教授，都是 中国科学社的成员。后来东大与科学社虽然成为两个单位，但彼此之间人 员相互兼职、资源共享、密切合作，形同一家。学生可以不受限制地参加 教学和研究的双重训练，这种实际是“校所联合培养”的教学模式，有力 地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受科学社的影响，南高—东大在学风上尤 其注重科学研究和科学训练。这种“用科学的精神办教育，用科学的方法 育人才，教学科研相互促进，人才脱颖而出”的成功做法，成为南高—东 大的一大特色，并使南高—东大因成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而闻名遐 迩。也是由此，而“展开了中国科学的奠基工作，使南高—东大成为中国 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基地”。所以，当北伐胜利以后，北京的几所著名大 学便争相来东大聘请科学教授。清华大学成立时的许多骨干教师，如叶企 孙、吴有训、赵忠尧、熊庆来、张子高、陈桢等人都是由东大转往清华或 是东大毕业后即赴清华执教的。 1922年1月，在北大推动的新文化运动风靡全国，“打倒孔家店”论调 愈来愈高，甚至有人提出所有中国古书不必读、线装书该扔进茅厕去的情 况下，东大教授吴宓、梅光迪、刘伯明、胡先骕、柳诒徵、汤用彤等人又 创办了《学衡》杂志(1924年6月迁至清华大学)，杂志以“阐明真理，昌明 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很快便备受全同各方重视。其主要撰稿者中除 了精通经史的同学大师，还有大量的人曾留学美、法等国，他们对新文化 运动偏颇的批评，比之过去许多以旧学为根柢的人要有说服力得多。早年 南高的毕业生张其昀后来曾将这种情况描述为“留学生与围学大师合作” ，并认为这是母校又一“最可自负之点”。这种“合作”对北大新派的挑 战是巨大的，1921年郭秉文曾与北大新文化运动殿军胡适一同赴宴，有意 延请胡适兼任东大教授。胡适的反应就是：“东南大学是不能容我的。我 在北京，反对我的是旧学者和古文家，这是很在意中的事；但在南京，反 对我的人都是留学生，未免使人失望。”①胡适因此也谢绝了郭秉文的邀 请。由于《学衡》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遭到了 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化运动人士的尖锐批评，被一些人指责为“复古派” 杂志。其实，《学衡》并不意在复古，他们只是反对惟新是求而否定中国 传统的人文精神；只是反对对于西方文化不作任何评判即进行接纳吸收的 “全盘西化论”；他们主张“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 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绪”，坚持文言文不可废， 孔子之教不可弃。 通过沟通和融合，使大学成为中国文化与西方科学的有机结合点，成 为发展科学的重镇，弘扬民族文化的基地： 关于弘扬中国传统学术， 东南大学还有一个不能不提到的组织，即国学研究会和拟议中的国学院。 胡适1921年在东南大学期以研究国故为题进行演讲，使北大的“整理国故 ”的风气蔓延到了南方，1922年东南大学以国文系师生为主体正式组织“ 同学研究会”，主张以“学”救国。成立伊始就邀请校内外学者进行国学 专题学术演讲，从1922年10月至1923年1月，每周都进行一次，前后十次， 并结集出版了《同学研究会讲演录》第1集。该会还编辑《国学丛刊》和整 理出版同学研究著作，先后出版了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和刘师培的《 疑义举例补》，并计划出版刘师培的遗著《左庵遗稿》。1923年4月，东南 大学国文系计划在“国学研究会”之后成立“同学院”，拟设科学、典籍 、诗文三部，以“为国立东南大学专攻高深学问之一部”①。虽然东大国 学院计划是作为北大国学门的呼应而出现的，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他们有 自己的想法。顾实起草的《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同学计划书》称，其整理 国故将按照对同故的不同类型分别以“以科学理董国故”和“以国故整理 国故”，而反对胡适所倡导的以“科学方法”统领整理同故的一切领域。 这个计划由于与北京大学为首的新文化派发生冲突，一发表即引起来自北 方的批评，并引发东南大学拥胡人十的反弹，最后不了了之。虽然如此， 这个计划本身却是有明显东南大学学术特点的。① 郭秉文在任校长期间，矢志兴学，心无旁骛，使南高—东大成为我国 蜚声国际的高等教育学府。可是由于郭秉文后来与身为东大教授的国民党 员杨杏佛产生矛盾且日益激化，经汪精卫等国民党强人的干预，1925年1月 6日，这位“东南大学之父”，突然被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借故免去了校 长职务。郭秉文当月挂冠而去，先是赴美考察教育，接着就到英国参加世 界教育会议去了。此后，东大校长频频更迭，东南大学进入动荡时期。 1927年8月，国民政府将其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又更名为 江苏大学，1928年5月再定名中央大学，直至1932年罗家伦出任校长，才逐 步恢复元气。P51-P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