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传

作者简介

王映霞，浙江杭州人，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先后经历两段婚姻。1928年与郁达夫结婚，经历12年风雨后，二人走向离婚。1942年，王映霞与钟贤道举行婚礼。作为知识女性，王映霞还与胡适、鲁迅、丁玲、徐志摩、陆小曼等文化名人多有来往。

内容简介

总 序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他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 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路”。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初见郁达夫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农历十二月十一日），午前十时前后，这是一个我无法忘去的日子和时刻。 从楼梯上突然传来了几声标准的杭州口音，随声喊着“百刚”，这就令我这个杭州人格外地注意起来。等到这一位来访者出现在我们的房门口时，孙先生一面招呼，一面给孙师母和我介绍见面。彼此坐定后，我就和平时一样，去后面倒了一杯茶出来，先递给了孙先生，然后再由孙先生递给了这一位来客。刹那间想起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是一个好像熟悉的姓名啊。这样一转念，我倒自然而然地在注意起他们谈话的内容来了。从什么稿子、什么书店的这些词句里，我又忽然回忆到在学生时代，曾看过一本小说名叫《沉沦》的，这一本书的作者，似乎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郁……达……夫。 他身材并不高大，乍看有一些潇洒的风度。一件灰色的布面的羊皮袍子，衬上了一双白丝袜和黑直贡呢鞋子。从留得较长而略向后倒的头发看上去，大约总也因为过分的忙碌而有好久未剪了。他前额开阔，配上一副细小眼睛，颧骨以下，显得格外瘦削。我很快打量了这一番之后，便又留心着他们的谈话，才听出他是孙先生在日本读书时的浙江同学，新从广州来上海的……过了一会，我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不几分钟，听见孙先生在招呼我，说郁先生邀我们一同出去吃午饭。我就很习惯地和他们同去了。 从这一天开始，这一位朋友竟接二连三地跑来了许多次，来的次数一多，自然相熟得也快。而且他每次来，总是照例地邀请大家一同出去吃饭、喝酒、看电影。我们认识的第二天，即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一月十五日，晚上，郁达夫带了本《出家及其弟子》来，大家谈了一会儿，就邀请我们到永安公司楼上天韵楼的游乐场去玩，他嫌人太多不能畅玩，又到四马路的豫丰泰酒家喝酒、吃菜，乘着酒兴，郁达夫低头吟诵起来，诗如下： （一）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二） 笼鹅家世旧门庭，鸦凤追随自愧形。 欲撰西泠才女传，苦无椽笔写兰亭。 后来他补上题目为《赠映霞》赠送给我，是二首七绝。十七日，郁达夫派人约我到周勤豪家去。周勤豪是上海艺术大学的校长，是刘海粟的妹夫，他的夫人叫刘慕慈，后来学生闹事，一致要求郁达夫去当校长，但郁觉得事情不好办，况且没有经济保障，没有去。我到了周家，只见桌上已放满了酒菜，我们边吃边谈，不觉已到九时，我起身告辞，郁也起身送我回家。十八日下午，我从外边归来，见郁正在与孙百刚夫妇说话，我很累，与他打招呼后，即坐在旁边休息。十九日，午后，他约了蒋光慈一起来看我，郁向我介绍了蒋光慈，使我又认识了一位作家，我们谈了二个小时，他们回去了。吃过晚饭，郁又来，并叫了辆小汽车，约我们到北京大戏院去看Elinor Glyn’s Beyond the Rock的影片。十一点左右看完电影后，余兴未尽，他又请我们在一家小酒馆里喝酒，直喝到半夜。 如是一连几天的应酬下来，彼此间都相当的熟悉了。有时，我听见他和孙先生在用日语交谈，总以为他们所谈的事与我无关，不过有时从他们的笑声和神态中，看出了所谈的似乎与我有些关联，可是为了礼貌上，我当然不便去探问。 我认识郁达夫时才虚岁二十岁，他已三十多岁，而且他是来看作为我伯伯辈的孙百刚先生时偶然遇见我的。说实话，初次相见，说是我对他有好感，不如说是好奇，爱慕不如说是敬佩，就好比一个读者见到了自己爱读的那本书的作者一样。我知道自己不太丑，但绝不是天下第一美人，未曾想到却会打动了已经成家立业的他的心，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我那天回来后，只是心里感到很高兴，在孙先生家里认识了一个客人，而他是位有名的作家，从没有其他非份的想法。 我这个人天性活泼，爱说爱笑，不怕陌生人，这使郁达夫产生了误解，他在日记中频频写道：“王女士已了解我意思，席间颇殷勤”，“王女士待我特别殷勤”，等等。 有一天，我去新闸路探访同学后回来，还未走到我们住处的后门，老远已经望见孙师母站在后门口向我打招呼，她说：“你上楼之后，最好一直走进厨房里，将房门关上，暂时不要出来。若有人来敲门，也装作没听见，不可来开门，尤其是不要直接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我听了这些摸不着头脑的话，猜想内中一定有些蹊跷，又以为孙先生在房间里和一位陌生的朋友有事商量，我进去会不方便的。上楼之后，我照孙师母所嘱咐的做了。过了一小时之久，大约已经吃过晚饭，孙师母才来叫我回房。房间里没有别的人，事情过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未曾马上追问。不过凭我的猜想，也许会和郁达夫有关。 自从我认识郁以后，时时感觉到人们在议论我，我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坏事，大家为什么要在背后讲我？虽然孙百刚夫妇对我像自家人一样，但总归不如祖父亲。如果在家里，我一定会扑到祖父怀里痛哭一场，发泄我心中的委曲。一天我实在熬不住了，白天也不肯起来，躲在被子里痛哭，大家都劝我别这样，正在这时，郁达夫来了，见我这般模样，就问孙太太：“王女士为什么这样的伤心？”孙太太搪塞着说：“因为她要回杭州去，但又不愿离开我们。”郁听了以后，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别哭了。”见我不理他，他又写了张纸条塞给我，我一看，上面写的全是哄小孩的话，挺逗，不觉笑了起来。 我觉得我和郁达夫的友谊是纯洁的，我的胸襟是坦白的，两人之间并没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孙百刚先生和孙太太又是我在上海最信得过的人，所以等郁走后，我就把这张纸条公开了，不曾想到，这件事在郁达夫的胸中掀起了爱和恨交织在一起的波浪。 他在日记中说：“一进她的房，就有许多不相干的人在那里饮酒高笑。他们一看见我更笑得不得了，并且骗我说她已经回杭州了，实际上似乎她刚出去，在买东西。坐等了两个钟头，吃完晚饭，她回来了，但进在别一室里，不让我进去。我写给她的信，她已经在大家面前公开。我只以为她是在怕羞，去打门打了好几次，她坚不肯开，啊啊！这就是这一场求爱的结果……” 在另一页中又写道：“但是回想起来，这一场的爱情，实在太无价值，实在太无生气，总之，第一只能怪我自己不好，不该待女人待得太神圣、太高尚，做事不该做得这样光明磊落，因为中国的女性，是喜欢偷偷摸摸的。” 在这儿要提一笔的是，尽管他在日记中疯狂地写着：“我只在设想将来我与她的恋爱成就后的事情。老天爷呀老天爷！我情愿牺牲一切，但我不愿就此而失掉了我的王女士，失掉了我这可爱的王女士。努力努力，奋斗奋斗！我还是有希望的呀！”但他仍念念不忘从广州到上海的重任，也就是受创造社成员的委托，为创造社重振旗鼓。就在认识我那天下午，他到出版部去处理来往信件时，听到国民党当局要来查封创造社的消息，马上到徐志摩那里去，托他写封信给丁文江，弄清情况设法避免发生事情，查到获悉“当不至有意惨剧”时才安心。 ◎作为旁观者，她见证了鲁迅、徐志摩等人得生活侧面，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生动、另类的民国生活图卷。作为亲历者，她的一场婚变，两段姻缘，既是对那个时代的反叛，也是对个人的成圣。 ◎“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路”，台湾《传记文学》珍藏内容完整呈现，一手史料，严谨可靠，价值极高！ 台湾《传记文学》杂志自1962年创刊，发表民国史料字数逾亿，主要包括自传、评传、年谱、回忆录、口述史等珍贵史料，是中国近现代史最丰富的宝库，深受海内外史学界和历史爱好者青睐。本书内容即源出台湾《传记文学》。 ◎以轻松隽永的文学笔法，记录传奇一生，可读性极佳。王映霞接受新式教育，文笔清新，也能作诗。书中回忆20世纪多位文化名人的文字，娓娓道来，令人读之忘倦。 ◎史学大家杨天石先生倾情长文作序推荐！ ◎锁线精装，版式疏朗，内文用纸考究（采用80g纯质纸），阅读舒适，耐翻耐磨，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