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通外循环背景下自由开放的影响效果研究——基于自贸试验区和自贸区的双重视角

作者简介

赵亮，博士，江西财经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南昌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评论》《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等 CSSCI、CSCD、北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8篇，其中 CSSCI 论文14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课题、省部级重点课题等项目多项。

内容简介

第一章?绪?论 一、选题背景 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尤其是在亚太地区不断增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美国近些年来不断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持续对冲和加码打压，双方在经贸等领域的竞争渐呈长期性、常态化。面对这种外经贸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新形势，特别是中国正面临日趋严重的“规则倒逼”“组团排挤”“脱钩断链”等外部压迫和封锁，“双循环”背景下积极畅通外循环进行对冲反制或成为中国的重要选项之一。通过畅通外循环，中国可以获得新的广阔、自由、便利的大市场，有效维护好外部资源的供给口径和范畴，也可以重塑产业链、供应链、冲破外界对中国的封锁孤立，还可以提高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进而保障中国的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需要积极主动采取更加灵活多变的自由开放发展策略，如不断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不断扩大自贸区“朋友圈”，走出周边的亚太区域，积极与非洲、南美洲等洲际区域发展自贸一体化合作等，进一步拓展外循环的发展边际和畅通区域，充分享受自由开放的发展红利。 二、研究意义基于自贸试验区和自贸区的双重视角，在畅通外循环背景下探究自由开放的影响效果，对于强化自贸试验区和自贸区的重要抓手地位意义重大。 （一）理论意义 首先，丰富和拓展了自由开放影响效果的研究视角，并且较早基于某项政策冲击（本书是以自贸试验区设立和自贸区建立为例）进行实证考察，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思路。其次，构建了系统、明晰的理论架构，揭示了关税同盟理论影响效应的发生机理、自贸试验区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逻辑机理、自贸区影响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为后续学者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最后，从短期、工业、个体及“一带一路”、与非盟合作、在研自贸区的视角，通过事后检验和事前模拟，证实了“自贸试验区驱动”和“自贸区驱动”效果的存在及可靠性。 （二）现实意义首先，以自贸试验区和自贸区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为中国坚定不移地执行自贸试验区战略和自贸区战略，进一步释放自贸试验区红利和自贸区红利，优化中国自贸试验区布局，以及促进自贸区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也为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稳健发展、各经济体扩大对外开放彰显中国元素及提供中国方案。其次，为中国更好地实现外循环畅通、高质量发展疏通堵点，优化内外部影响环境，发挥“自贸试验区驱动”“自贸区驱动”最优效果提供了决策依据。再次，为在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等“黑天鹅”事件下，规避风险，抓住机遇，实现自由开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自贸试验区驱动”“自贸区驱动”的新路径。最后，在中国经济贸易发展进入新常态，亟待寻找和释放新的创新驱动力之际，提供了“自贸试验区驱动”“自贸区驱动”的新思路，丰富了“创新驱动”的内涵。 三、概念界定 关于自贸试验区。本研究所指的自贸试验区既不同于经济特区、开发区、高新区、国家级新区等特殊行政区域，也不同于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其与它们最显著的区别是自贸试验区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境内关外”区域，建设目标是逐步形成与国际惯例接轨、适应新一代经贸规则的自由化环境。自贸试验区作为当前中国包容式增长的缩影，作为一项国家级战略在中国得到快速实施。2020年北京、湖南、安徽三大自贸试验区的新设及浙江自贸试验区的扩区，意味着自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已先后有6批共21个自贸试验区得以设立和扩区，形成同时覆盖沿海、沿边、沿江和内陆，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全域发展格局。 关于自贸区。本研究所说的自贸区（Free Trade Area，FTA）与自贸试验区（Pilot Free Trade Zone，PFTZ）易混淆但并不相同，后者在国际上的惯称为自贸园区（Free Trade Zone，FTZ）。两者的主要区别为自贸试验区是一国或地区境内设立的执行单方面对外开放的小块区域；而自贸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单独关税区之间相互开放的一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类型。截至2024年8月6日，根据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提供的数据资料，中国已经达成自贸区22个，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正在谈判的自贸区有10个，正在研究（以下简称在研）的自贸区有8个。 四、框架内容 本书主要基于外循环畅通背景，从自贸试验区和自贸区的双重视角探究自由开放的影响效果，全书的主要架构及章节内容如下。 第二章是本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从“自由开放诱发影响发生的理论基础——基于关税同盟理论的视角”“自贸试验区的影响发生——基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视角”“自贸区的影响发生——基于贸易高质量发展视角”三部分进行逻辑机理的探究，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1）整个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的理论根基是关税同盟理论，基于此发展起来的对关税同盟理论本身的完善、对整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体系的充实是其引致作用的有力体现。关税同盟理论的核心贡献是根据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差额分析给出区域经济合作并不一定是“正和博弈”的创新观点，而对关税同盟其他成员及对非成员的收益分析增强了该理论研究的全面性。基于对关税同盟理论的直接考量或受其间接启发，次优理论、新区域主义、“垫脚石”与“绊脚石”之争、“意大利面条碗”现象、“轮轴—辐条”结构的提出进一步充实了以关税同盟理论为根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体系。 （2）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亟待发掘出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新突破点，考虑到中国自贸试验区（PFTZ）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虽然从经济常识推断其很有可能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但严谨缜密的机理论证仍缺乏且必需。本研究从区内、区外和区际三维视域采用定性推演和逻辑演绎的方法探究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自贸试验区驱动”影响，具体探讨了“一揽子”的驱动效应、中介效应、长期效应、溢出效应、协同效应的作用机理。同时，讨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自贸试验区驱动”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引致效果问题。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展和丰富自贸试验区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框架和内容，在实践上可为充分发挥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自贸试验区驱动”影响效应提供理论指导和现实靶向。 （3）贸易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开放和进一步扩大开放，而自贸区是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抓手，故其很可能会驱动贸易高质量发展，但专门研究匮乏，存在论证缺口。鉴于此，在首次提出“贸易的结构、效益、实力、环境、可持续，分别是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动力、关键、保障、目标”的新思路的基础上，先据此设计全新指标评价体系，再依次从整体、横向、纵向三大层面逻辑推演了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自贸区驱动”作用机理。其中，整体层面指出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自贸区驱动”内生动力包括资源配置、创新诱发、直接投资和技术溢出四大机制；横向层面认为基于自贸协定的相关条款，自贸区对贸易结构、效益、实力、环境、可持续的各个单独维度都能起到积极驱动作用；纵向层面也发现自贸区能够在宏观、中观、微观视域下分别驱动省域、产业、企业三个梯度的贸易高质量发展。最后给出利于充分发挥“自贸区驱动”最优效果的思路。 第三章自贸试验区驱动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基于对第三批自贸试验区的反事实分析，主要内容简介如下：基于GDP季度同比增长率指标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方法构建反事实拟合值，测算2017年第二季度至2018年第三季度第三批全部7个自贸试验区驱动经济增长的短期驱动效应情况，发现驱动效应异质性显著。政策干预期内，自贸试验区能够正向驱动多施地的经济增长，但是对湖北和重庆经济增长的驱动不显著，甚至出现负向驱动。对季均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度也不尽相同，极大驱动辽宁提升了114.87个百分点，显著驱动陕西和四川分别提升了8.76个和6.23个百分点；一般驱动河南、浙江和重庆分别提升了1.54个、1.41个、-1.18个百分点；对湖北的驱动不显著。政策干预的初期，实施地经济增长对政策干预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自贸试验区驱动”效能发挥的时滞性和即时性并存。 第四章工业增长视阈下自贸试验区经济效应的反事实研究，主要内容简介如下：基于2012年3月至2018年9月共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的反事实方法，从纵向个体和横向整体二维层面考察了第三批7个自贸试验区驱动各自省（市）工业增长的经济效应。结果显示：在政策干预期内，辽宁、浙江、河南、陕西、湖北、重庆和四川自贸试验区分别将各自省（市）的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增长率平均提升了17.22个、0个、1.84个、1.11个、0.38个、-3.26个、2.37个百分点。“自贸试验区驱动”的工业增长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驱动方向存在正向驱动、负向驱动和不显著驱动，积极集聚效应和消极挤出效应并存；驱动力度有极大驱动、一般驱动和近似零驱动；驱动路径有波动上升形、倒W形、波浪形；在驱动响应方面，政策干预后前面不同几期都存在响应迟缓的时滞特征。 第五章自贸试验区是否助力了东北地区工业振兴——来自辽宁自贸试验区的反事实证据，主要内容简介如下：选取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作为度量工业增长的指标，在2012年3月至2018年9月的月度周期内分别对辽宁自贸试验区驱动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工业增长的情况进行了反事实研究。结果显示：自贸试验区对东北三省工业增长的影响在驱动方向、力度和波幅方面均存在个体异质性，自贸试验区设立后平均正向驱动辽宁和黑龙江工业增长提升了23.76个和1.20个百分点，负向驱动吉林工业增长下降了0.95个百分点；对辽宁的驱动效应的影响波幅最大，吉林次之，黑龙江最小；对辽宁工业增长的影响体现出集聚和溢出效应，对吉林工业增长的影响体现出虹吸效应，对黑龙江工业增长的影响体现出辐射效应。最后基于整体和局域的二维视角给出加强省际协同与分工、主动对接、错位竞争等提升自贸试验区驱动工业振兴效能的诸多路径。 第六章“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中国自贸区建设的经济产业效应——对九大重点行业的GTAP模拟，主要内容简介如下：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自贸区建设是贯通外循环、增强产业国际合作的重要途径。选取九大重点行业采用GTAP模拟“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自贸区建设的经济产业效应，发现关于经济效应，其对中国GDP、福利、贸易条件的驱动会随着自由化，尤其是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而显著提升，而同一情景下其对各自贸区伙伴宏观经济的驱动影响异质性更强。关于产业效应，对中国而言，无论何种情景其整体都会提高各行业的出口总量，但其对不同行业贸易平衡、附加值提升的驱动影响各异。沿线自贸区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会持续提升轻纺、钢铁、建材、电力四类行业的净出口及附加值，也会扩大其他五类行业的净进口且拉低它们的附加值。最后从开放水平、协同管理、企业整合、产业合作、提升附加值方面提出优化“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自贸区建设的举措。 第七章中国—非盟自贸区达成的影响效果研究，主要内容简介如下：达成中国—非盟自贸区是畅通中国外循环的重要举措。采用GTAP模型从经贸和行业角度对中国—非盟自贸区达成的效果进行事前模拟，结果显示：会驱动中国、非盟双方贸易、经济、福利的全面提升，而在贸易、经济两方面，对非盟的驱动更显著，同时自贸区开放水平与其驱动强度耦合正相关。中国化工类等三类行业贸易会入超，轻纺类等六类行业的附加值将得以提升，而非盟的矿产类、能源类行业受益更大。依次纳入中美贸易摩擦、TTIP、“一带一路”的冲击影响后发现，在经贸层面，贸易摩擦制约中国发展，而非盟从中受益；TTIP对中国、非盟双方均整体产生外部不经济；“一带一路”显著驱动中国发展，而对非盟影响利弊相参。在行业层面，无论何种冲击，对中国、非盟各方九类行业的贸易和附加值的影响均呈较强异质性。此外，各模拟结果均整体体现出经济体之间“和两利，斗俱伤、‘渔翁’得利”的博弈特点。 第八章贸易福利视角下“自贸区驱动”的影响效果探究——以在研自贸区为例，主要内容简介如下：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基于对“创新驱动”的思考，本章对经济增长的“自贸区驱动”从贸易福利视角进行了理论机制和实证方面的论证。结果显示：“自贸区驱动”的理论基础是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及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关税收入等经济效应的相互抵消；自贸区可通过产生积极贸易效应和消除贸易障碍等贸易红利，以及获得生产利得、消费利得和增加贸易商品多样性等福利效应驱动经济增长。GTAP模拟得出，在研自贸区达成能够驱动我国外贸和福利增长，产生正向经济增长效应；不论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自贸区驱动”与贸易、福利增长均呈现正向联动变化。总之，“自贸区驱动”是能够驱动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类型之一。 本书先解析了关税同盟理论的经济效应、自贸试验区设立的诱发影响的逻辑机理、自贸区建设影响效果的逻辑机理，再依次对“自贸试验区驱动”的短期效果、工业增长效果、个案振兴效果，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自贸区建设、中国—非盟自贸区建设、中国在研的典型自贸区情况进行了分析。本书丰富和拓展了自由开放影响效果的探究视角，证实了“自贸试验区驱动”和“自贸区驱动”效果的存在及可靠性。为中国坚定不移执行自贸试验区战略和自贸区战略，优化推进自贸试验区布局和促进自贸区发展提供了“自贸试验区驱动”和“自贸区驱动”的新思路、新路径，也为江西等设立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省份提供了借助试验区赋能本省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的启迪和参考。可作为区域经济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