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进化史

作者简介

卡莱斯？朱马（Calestous Juma） 英国皇家学会、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哈佛大学“经济发展创新计划”主席 哈佛肯尼迪学院“科技与全球化”项目负责人 “最具影响力的100位非洲人” 在研究科技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一领域，卡莱斯？朱马是国际公认的权威；他曾领导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赞助的非洲农业创新项目。 朱马拥有科学和技术政策研究博士学位，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荣获多个国际奖项；他曾任圭亚那大学校长，在科学、技术和环境等领域著作等身。

内容简介

第1章：寻找创造性破坏的暴风眼 人们对新事物都很开明,只要新事物与旧事物足够相像。 ——查尔斯?凯特灵（Charles Kettering） 新千年迎来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的三重挑战大潮。如何满足欠发达国家的基本需求？如何解决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放缓？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在全球政治格局中，这些问题占据着重要地位。新千年也意味着在科学、技术和工程的巨大进步下，技术乐观主义的形成。这让人们坚信，技术进步可以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一些挑战。 本章强调，以日新月异的技术应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的做法，既受到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欢迎,也引发了寻求减缓技术变革的社会反应。人们担忧旧事物的失去，而不是新事物的产生，这构成了对技术感到不安的社会心理基础。一些反对变化的人甚至抱持着彻头彻尾地反技术态度。对失去现有技术的恐惧会导致个人或团体尽量避免创新带来的改变，即使是放弃创新的益处。但人们大部分的担忧来自于主观的看法,而不一定是具体的客观证据。这种对失去的恐惧可能是物质性的，也可能是智识和心理上的，比如对现有世界观或身份的挑战。 拯救匮乏的想象力 世界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它们正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美国国家工程学院（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指出，这些挑战分为可持续发展、健康、安全和改善生活四大类。可持续发展包括使太阳能经济适用、利用核聚变能、开发碳封存方法及管理氮循环。改善健康状况则必须提供干净的饮用水、开发出更好的药品、发展卫生信息学以及实施大脑逆向工程。为了应对安全挑战，需要采取保护信息安全的行动、防止核恐吓、恢复和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生活质量的改善则要求提高虚拟现实技术，促进个性化学习并设计科学发现的工具。随着这些挑战的演进, 社会的技术创新观念也在发展。这将对技术的应用产生深远影响。 对于技术创新在社会中的作用，人类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这主要有三大原因。从历史上看,技术创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今天，许多新的技术和工程解决方案的生成速度都快于社会设计出相关辅助机构的速度。高速度的创新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例如数据收集技术的发展造成隐私泄漏而引起公众敏感。其次，许多领域的创新周期大大缩短，这使得新产品进入市场的速度比前几十年快得多。第三,全球化为新技术和工程实践的快速扩散创造了新机遇。 科学技术知识的指数级增长、文化活动的多样性以及通信技术进步导致的时空距离缩短等各种因素使得产品的研究和发布之间的周期不断缩短。这改变了技术预测的本质,我们因此也需要超前的调控方法。 技术知识的指数级增长将使人们找到低成本、高科技的工程方法，从而解决持续性发展问题。这些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政治格局，且通过组合进化的方式开辟出新的技术机遇。 科学、技术和工程上取得的进步使人类有可能设计出曾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解决方案。这并非社会决定论的观点，而是通过对全球社会生态学知识增长和新技术产生的可行性的观察，两者相结合产生的论断。与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阶段相比，发展中国家在现阶段可以获得更多科学技术知识。一些后发经济体，如中国，已经在某些技术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一事实更加确认了这种可能性。 人们对技术发展影响就业的担忧愈演愈烈。无人驾驶汽车将重构运输、保险和商业模式。计算机辅助诊断、机器人手术和无数的医疗设备已经改变了医生的角色和医疗服务方式。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算法影响着基本决策的制定方式。由大批军事人员在战场上完成的任务已被无人机和其他自动化设备代替。技术进步也改变了产品的发展轨迹。谷歌、IBM等基于数据的公司正跨入医药研究领域。诸如优步之类的共享服务公司正在增强机器人技术及其他工程项目的能力。政治领导人如果还是坚持线性的世界观，他将在指数级增长前迷失。 这些趋势增加了人类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正如尼古拉斯 ? 卡尔（Nicholas Carr）在其著作《玻璃笼子》（The Glass Cage）中写道：“(计算机)自动从设备终端进行操作。这使我们更容易获取想要的东西，却也把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实际认知之外。”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了基本的社会趋势,从无法预见新技术的影响到由失去的恐惧驱动的极端反应。 大量案例表明社会经常低估新技术的风险，或对新技术的风险缺乏足够了解时就采纳应用。现代农业广泛地依赖于化学物质的使用，这使其成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保护伞。早期指出化学物质会造成危害的一些先驱作品，如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它用生动的比喻激发了环保运动的兴起。科学知识的增加也揭示出众多化学物质对健康及环境的有害性,从而禁止或限制了它们的使用。 通过组合新产品和整合技术与工程系统，体现于可交易产品范围的技术多样性迅速扩张，并激发了人们更大的创造力。这一过程掺杂着人们对风险的进一步认知。其他技术改进则来自于科学家和工程师处理粒子的能力。纳米技术的兴起创造出更大的技术多样性，并为各行业现有的产品增加新属性。然而这也使人们开始关注国家管理新技术的能力，因为人们逐渐怀疑现有体制安排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完整性方面是否恰当。 技术和工程的进步本身就能解决许多争议。例如，技术进步解决了早期机械制冷的安全问题。同样地，早期拖拉机性能的迅速改进促进了它的应用。当代最引人瞩目的，从人类胚胎获取干细胞的问题，也通过有助于识别其他干细胞来源的方法得到了解决。 技术的丰富性、持续改进性和用户在创新上更大的参与性的结合，将创造新的途径去解决那些不成熟技术产生的争议。以英国军队的武器从长弓向火器转变为例。18世纪的大多数记录显示，长弓比早期燧发枪更有优势。它可以比子弹射得更快，成本更低，且燧发枪打得还很不准。士兵们被告知，“射击，等到看见敌人眼中的白眼仁再开枪”。然而，射箭比燧发枪需要更多的训练。由于人们把时间分配到其他运动项目上，射箭的训练量因而下降。 1591年，伊丽莎白一世颁布法令恢复箭术，禁止和国防无关的运动。她认为箭术是“我们国家在过去时代获得如此巨大荣誉的武器，应继续使用”。她还命令“这些贫穷的制弓匠、造箭匠、制弦匠和箭头制造商人数众多，他们整个家庭的生计都与此行业息息相关，所以，箭术要保留，这样他们才能继续保有工作”。不过最终，火器制造技术的进步将箭术变为一项军事潜力不断下降的运动。 总体来说，广泛的社会因素相互作用以确定新技术的地位和应用程度。正如林恩 ? 怀特（Lynn White）在《中世纪的技术与社会变革》(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中所说：“接受还是拒绝一项发明，接受之后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条件、技术本身的性质以及领导人的想象力。” 熊彼特式创新：变革社会的动力 前文讨论的是“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这一词语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中首创。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必须不断地演变，随着演变而来的就是变革。这种变革需要破旧立新，比如枪炮代替射箭，手机代替有线电话。要充分把握创造性破坏过程的意义和范围，我们需回到熊彼特的初创思想。正如他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阐述的，创新是“创造性建构”或进行着的新组合。熊彼特认为，这一任务应由企业家承担。他原来认为，创新包括五方面内容：新产品的引进、新工艺的开发、新市场的开放、新材料和半成品的采购，最后是产业的重组。 “创造性破坏”可应用于熊彼特提出的五个创新领域中的任一领域。正如熊彼特所阐述的，与创造性破坏相关的创新抵制，也发生在这五个领域及新组合扩大的类别中的任一领域。创造性破坏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各阶层惧怕变化。与此同时，这个概念也能帮助个人拥抱创新。 熊彼特描述的“创造性破坏”以其普遍的吸引力而广泛流行。它在各种文化中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因此，即使不精确的定义,它也很容易得到应用。将经济视为生态系统一样的整体，熊彼特识别出由技术的演替潮引发的经济转型力量，就像铁路的出现所显示的影响那样。对于他来说，“要掌握的关键一点是，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进化的过程”。具体阐述为“产业演变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从内部彻底改革经济结构，不断地破除旧事物和创造新结构。这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事实”。 熊彼特运用非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思想挑战经济平衡的观点。他重点研究新组合式的创新引发的变革。以经典事件为例，他认为：“铁路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任何消费者主动表现出对火车服务的需求。”他又补充了其他例子：“在拥有电灯、人造丝袜，或通过汽车、飞机旅行，或听收音机，或嚼口香糖等方面，消费者也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类似的主动性。”事实上，“消费品的绝大多数变化都是由生产者强加给消费者的。消费者往往抗拒变化，但又不得不接受精心设计的广告心理学的教育”。 “创造性破坏”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技术的颠覆性。从这一思想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是“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正如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在他最初的理论构想中所指出的那样，颠覆性创新与模仿性技术的区别在于：相对于“根据主要市场主流客户传统上重视的方面提高现有产品的性能”的模仿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可能开始时表现不佳，但通过技术改进和市场营销，颠覆性技术最终会主导市场。因为它们“通常更便宜、更简单、更小，而且使用起来经常更方便”。 “颠覆性创新”这一词语通常涵盖了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这使人们很难评估其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他词语则往往侧重于激进和渐进式技术变革之间的区别，它们通常着重于结果而不是过程，因此只具有有限的分析价值。它们往往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看似小的技术改进可能产生深远的系统性后果。 一种有前景的方案可能会聚焦于技术的颠覆性及其社会影响。从这种进化的视角看，“技术的突破或颠覆，始于技术剧烈变化和选择的时代，以单一的主导设计终结。这种突飞猛进的时代之后是渐进的技术进步时代。这个时代可能又会被随后的颠覆性技术打断”。颠覆性技术有多种来源，包括产品、工艺、新市场、组织和原材料等方面。重点是：这些领域中的哪一个创新带来了变革，致使胜者和败者间的平衡发生变化，并引发公众争论。 颠覆性技术的理念为了解企业和市场层面的技术传承提供了出发点。它侧重于现有企业失败的原因，限制新技术在初创企业中的应用是阻止这种失败的解决方案之一。这可以扩展到稍宽视角下的社会技术及创新系统。这些系统的定义是“以不同方式相互作用的社会和技术要素的铰接整体，有别于其环境，它已经开发出了知识的生产、利用和创新的具体形式，且面向社会和经济的特定用途”。 严格说来，有很多例子都不符合克里斯坦森最初提出的“颠覆性技术”框架。以优步为例，它在高端市场起步，但只需拓宽关于市场混乱的分析框架，而无须扩展克里斯坦森给出的定义。利基市场 的扩张过程太过复杂，需要开放式的分析方法以适应不同的研究目的。 然而真正的挑战是把破坏的逻辑从具体技术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以说明创新和现有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这需要采用不区分社会技术及其所处的创新系统与环境的开放式方法。通过改进与营销，一些新技术得以提升性能并替代旧技术，最终成为主导力量。但它们不仅仅是取代旧技术。通过与新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协调，它们还重新安排社会经济版图。正因如此，创新和现有技术之间产生了紧张关系。本书将着重探讨变革型创新，因为它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纳入到由克里斯坦森或其他社会技术系统的构想定义的颠覆性技术的范畴。在大多数情况下，变革型创新的动力来自颠覆性技术，但也有不符合克里斯坦森构想的变革的其他来源。因此，除非另有说明，本书中所有提及的创新都将被默认为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意义上的变革型创新。 传统观点简单地把机构定义为保持社会结构稳定的黏合剂。这种静态的观点忽略了机构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更忽略了技术、工程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动态的相互作用。从功能方面来看，机构在创新中的作用涉及不同活动：提供信息和减少不确定性、管理冲突和合作、提供激励机制、引导资源和保持连续性。 社会机构至少履行六项主要职能。第一是使社会适应变化，通常通过产生和传播新知识技术实现。因此，促进创新的机构在社会经济演进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社会承担着各种各样的生存任务。从生产食品到维持国家安全，完成这些任务涉及相当多的协调工作。因此，社会机构的第二个职能就是协调并促进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以实现具体目标。这些任务再通过从政府部门到私营企业等具体组织实施。 协调工作涉及将具有多种知识、技能、兴趣和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以实现特定的任务。但保证成功所必需的多样性又往往是不同参与者间冲突的根源。因此，社会设计了机构的第三个职能——管理参与者之间的冲突。 若没有可用的资源（尤其是人力和财政），很多任务就不可能完成。为了完成各种任务，每个社会都创造出各种机构，以产生、调动和分配必要资源。这就是机构的第四个职能。其中最常见的是资助机构，它们分配资源以支持新兴领域的研究。 但仅拥有资源还不足以最大限度地激励人们。为了实现这一点，社会创造了具有第五职能的机构，为实现目标提供所需的激励。这些激励措施包括知识产权、研究经费的回扣、或给社会相关领域的先驱者奖励等多种形式。 当社会发展出保证生存的各种方后，确保它们尽可能广泛地应用并世代相传的压力会相当大。社会机构的最后一个职能就是维持连续性。法治、治安、住房法规和各种社会习俗是各机构旨在保持连续性的具体表现。其主要的结果之一是路径依赖或路径锁定的现象，即过去的事件往往预示着未来的发展轨迹。在政治制度上，相关的惯性为新一代创新和寻求保持现状连续性的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创造了条件。 实际上，上述大多数职能都互补的且通过为实现某些职能而创建的组织实施，其实，它们也反映在公司或政府部门的各类管理人员的职位说明中。然而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创新以适应变化的需求和保持持续性的压力是大量紧张关系的根源。根据定义，创新寻求的是社会重构，而这与维持连续性的需要相冲突。本书探讨这两种机构职能产生的紧张关系。变革型创新产生的不确定性常导致公共争议。社会并不是反对变革，而是关注创新可能造成的损失。新技术呈现出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造成个人和社会群体利益重新分配的可能性。 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是被广泛讨论又令人困惑的话题。正如W .布瑞恩?亚瑟（W. Brian Arthur）在《技术的本质》(The Nature of Technology)中所定义的，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观察技术。首先，它是人类利用自然现象满足人类需要的一种方式。这些现象包括植物中的兴奋剂、重力、磁性等。例如，通过综合应用推力，升力和重力等现象实现飞行，在线圈中旋转磁体产生电的发现导致了新产业的诞生。在这些现象被观察到以前，这些技术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技术可以被理解为形成功能系统的构件集合。例如，飞机就是一个系统和相关子系统的构件的集合，每个子系统又利用集合在一起的某些自然现象来实现某一功能。 最后，技术作为“某一文化的可用设备和工程实践的整体集合”而存在。航空业可以满足人们对旅行的需要，但它也是一个多重多样的物理组件和制度安排的集合。我们通常认为人类的需求激对新技术新解决方案的探索，但相反，新技术导致了新需求的出现。供需关系的简单规则无法灵活运用于动态的社会系统。在这些系统中，新技术对经济特征的改变和经济创造出的新技术体系一样多。 航空业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利用自然现象创造人工制品，人工制品再被用于建立航空业的系统和子系统。在此期间，新标准、新规则、新社会规范与航空旅行相关的组织共同进化，各种各样的监管机构和组织与地方的、国家的、国际的社会组织多层次多行业的共同演进。 飞机的出现与航空业的协同演化改变了世界各地的经济。它部分取代了其他先前存在的运输方式，如铁路和许多的相关行业以及社会组织力量。创新本质上是通过引入新形式的经济组织以改变经济。因此，经济是基础技术的晴雨表。 从这种方式来看，技术可以独立于经济而存在于实验室或博物馆，而无论它们是否为了响应社会需求而开发。但经济结构却不能独立于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创造出来的技术组件。新技术带来新形式的社会经济组织，技术上的变革需要社会制度的互补性变革。技术、经济和相关制度作为一体化系统共同进化。 理解这种共同进化的动态是掌握社会经济惯性和对新技术持怀疑论的关键。例如，传统的农业经济是技术系统和社会组织的集合，其大部分是可持续的，只产生相对缓慢地变化。用拖拉机替换基本农具，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替代行为，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彻底重组。拖拉机的采用与新的行业和社会制度齐头并进。 驯养“怪兽”？ 直觉因素 新技术的采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公众教育在决定采用的速度和模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如果不关注人类心理学的直觉方面，就无法完全理解公众对新技术收益和风险的认知。新技术的倡导者往往侧重于科学和技术问题，然而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对世界的直觉预期使人类很容易就对新技术产生误解”。在缺乏相关参考或可信赖的权威的情况下，个人倾向于依靠直觉。这虽然看似不理性，但却是进化上的更深层次的自主行为模式的反映，它植根于人类的厌恶和恐惧。 这种对新技术的直觉反应往往被社会规范所驱使。人们出于保护自我，趋向于避免接触病原体的潜在来源。新技术也因此受到殃及。例如，新的食品可能被视为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这也会扩展到道德层面以保护社会总体规范。社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技术的本质属性怀疑新技术，这被认为是有益的。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新技术可能会引起负面反应，因为它似乎挑战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知观，或含有部分的意向性。反对“扮演上帝”的观点就属于后者。 人们对文明有一种担忧，即新技术是不纯净的或危险的，因为它们无法与公认的社会或生态模式相融合。产生这种担忧的部分原因是人们缺乏如何控制新技术的知识。新技术因而被认为是怪物。现在，纯净和危险的概念已经深入风险管理的许多方面，食品部门尤其如此。“纯净食品”运动在食品业有着悠久历史，人们对于农业中使用化学品的反对意见即源于对纯净的呼吁。社会似乎还无法完全控制好新技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新技术的引入也被认为是对怪物进行驯化的过程。 这些根深蒂固的心理和文化因素形成了对新技术的初步反应。这些是社会经济因素依据的基础。虽然我们能先行计算风险，并说明这些风险都可忽略不计。但是，可接受的科学风险和采用新产品之间的真正差异是无法通过简单地提供额外的信息或逻辑推理解决的。 同样，以“不合理”为由拒绝接受新产品是不成立的。试图反驳杜撰的事情或者对依靠不合理的心理、文化反应的群体使用科学证据，只会巩固他们先前的信念，这已经得到了证明。此外，可能表现为不合理或被归类为伪科学的观念都倾向于利用认知直觉，而基于证据的观念则没有这样的倾向。事实上，伪科学“可以通过利用进化上的认知机制被广泛地接受，从而为了直觉的吸引力而放弃知识的完整性。相反，科学则无视这些根深蒂固的直觉，因为世界并不在乎我们的直觉，跟踪事物的客观模式才是科学的安排”。 既得利益 英国历史上的卢德派暴动事件就是抵制创新的真实写照。机器的发明及广泛运用使人们感到失业的威胁，而事实上，这种担忧早在卢德派分子（Luddites）出现之前就存在了。人们普遍只把卢德派暴动者描述为反对变革的机器捣毁者。但情况并不是反对新技术那么简单，它代表的是竞争经济世界观和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许多情况下，新技术改变或加强现有世界观、价值观或理论的程度决定了人们对它的反应。对于更广泛的社会部门，这都是成立的。比如在军队中，技术、特定的军规和组织结构一起演化。改变现有技术的尝试很可能会激发反对意见，而非考虑到它们明显的利益。 卢德派暴动的故事捕捉到了技术转变的系统性。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引入了节省劳动力的纺织机器，这招致了织工的强烈反对。有了新机器，雇主就可以用更便宜的低技能劳动力替代高技能织工。由于担心失去生计，英国织工于1811年在诺丁汉开始销毁纺织机器和雇主其他财产。这种“暴动式集体谈判”的目的就是迫使纺织业结束机械化以挽救他们的工作。 在当时的英国，公众普遍反对应用新机器和用低技能劳动力取代高技能工人的做法，卢德派因此才延缓了机械化进程。社会各阶层都反对纺织机器，包括店主和其他商人，他们担心以机械替代人的工厂将不局限于纺织业，而会蔓延到他们的行业。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经济主要由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小型、独立的家庭作坊组成。 尽管公众反对，英国政府还是通过逐步增加对企业家的支持，让新的纺织技术实现了市场渗透。特设法律和法院裁决越来越倾向于企业家和雇主，而不是工人。因此，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期，新纺织机器和纺织工厂已变得司空见惯。虽然暴乱并未产生大规模效应，但它减缓了纺织业的机械化进程，增进了工人团结，为英国工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个案例表明，人们对新技术的抵触情绪往往源于对系统性的影响和复杂经济体系中的不确定性的恐惧。 发生在工业革命期间的这种争议，仍然在今天的一些话题，如核电、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持续着。抵制新技术是徒劳的，这一普遍观点是对历史的误读。因为只有一小部分新技术进入到市场，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着技术应用过程。 熊彼特率先将复杂系统思想应用于经济发展。他对变革的时效性充满兴趣，这也是他采用承认历史重要性的进化观的原因。他致力于复杂性思想研究，并将变革置于进化的背景中。相反，尽管在实践中他们总是违背，熊彼特的批评者们依然使用着静态平衡观念的经济模型。熊彼特说：“不能仅通过当前经济条件解释经济变化。因为一个民族的经济状况不仅受当前经济状况的影响，而且受以前总体情况的影响。” 在熊彼特的构想中,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经济演进是非线性或不连续的过程。熊彼特看到了“在系统内产生的变化破坏了平衡点，导致新的平衡点无法通过无限小的步骤从旧的平衡点达到。连续添加再多的邮政马车，也永远得不到一条铁路”。通过新的组合以及对它们的选择和保留，这一观点在其多样的概念中明确无疑。 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系统方法都更容易解决发展对生态造成的影响的问题。到目前止，环境问题主要依靠传统的环境保护运动解决。他们假设，排除人类活动可以更好地保护环境。然而除非更多地利用创新，否则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努力难以取得效果。 经济体是自组织系统，它寻求排除变革以保护自己。防止系统陷入混乱状态是有必要的，达尔文的“优胜劣汰”式选择也并不要求尝试每个变异。然而，限制选择不总是最理想的，因为有利的变异可能会被忽视。诸如经济系统和所有文化系统之类的技术性系统都具有某种内在稳定性，但每个自组织系统也有“能够克服或欺骗惯性的机制”。这种惯性同样适用于基本知识结构。人们抵制基本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比如，对数字“0”的抵制就是很好的例证。在一些文化中，数字“0”被认为是“令人憎恶的，所以，人们宁愿选择不使用它”。对于大多数文化，“0”的概念与根深蒂固的不空虚(充实)的观点相冲突。正如英国数学家兼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说：“对于‘0’，我们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没有人出去是为了买‘0’条鱼回来”。在许多传统文化中，“0”的概念也意味着极端的排斥或贫困。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和归属感不相适应。 因此，根本性的问题是一种克服惯性的力量。在这方面，自由市场经济通常比计划经济表现更好，因为“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滋生服从”。真正的挑战在于保持创新产生的长期利益和维持现状的短期利益之间的平衡。两者都有风险，其最终结果不能从评估同一时期的技术选择轻易得出。根据定义，创新是一个结果不确定的渐进过程。因为两者的结果都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两者都可以选。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技术争议的问题可能需要几代人才能解决。争议点主要在于技术的最终结果，争议过程则是尝试预测风险和利益最终如何分配的过程。当前，关于机器人对就业的潜在影响的争议就说明了这种不确定性的观念，也反映了人们对技术既焦虑又充满期待的复杂心理。 对新技术的担忧大多来自劳动者，技术的变革也可能会伤害那些已积累了地位和威望的人，以及那些担心“不得不待在原地”的雇主。虽然经济因素是使人们对创新产生最为负面反应的基础，但反对意见一般通过非市场机制（包括像管制俘获 和安全法规这样的法律机制，以及纵火、个人暴力和骚乱等法外手段）和一些反竞争市场行为（如否认创新者和企业家的信用）表达出来。 通常情况下，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影响创新成功。首先是动机的强度：即过去的东西越有价值，对创新的挑战越强；或者说创新对社会的益处越大，创新被推进的机会就越大。15世纪60年代，抄写员行会与印刷机的关系紧张。“由于印刷机对社会益处巨大，抄写员确实也有替代类职业，比如可以做办事员。因此，这一紧张关系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然而印刷机行会对其新的技术现状的保护力度则要强大得多。工业革命之前，它们成功地‘冻结’了印刷技术。截止1772年年底，巴塞尔的主要印刷机行会还在合法地限制威廉 ? 哈斯（Wilhelm Haas）建造由金属部件构成的重型印刷机。” 第二个因素涉及赢家和输家的分布问题。虽然生产者较为集中、消费者较为分散的分布可能为生产者带来更多好处，但这也使生产者暴露于消费者群体采取的集体行动之下。一个当代的例子是种子行业。它由几个大公司主导，服务于不同的农民市场。它们对农业生物技术的挑战得到了其他群体的支持，而不是直接来自农民本身。 最后，权威的作用是技术争议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权威支持的是现状还是新技术，他们都具有重大影响。例如，法国从旧制度的保护主义（1730年）转向了一种亲技术的方法论（1830年）。在法国，大型贸易组织（Compagnonnages）控制生产手段并挑战创新，使用法外手段成功地阻止行业创新，如造纸业以及枪和餐具的制造。结果是，他们把创新者驱逐到英国或美国去了。 另一个例子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实用电工”（practical electricians）试图抵制詹姆斯 ? 麦克斯韦(James Maxwell) 的电动力学方程。在争论的过程中，学术权威从前者倒向了后者。因为“实用电工”们认为，电流通过电线就像水流过管道一样，而理论数学家的实验表明，电流在整个导线周围的场中流动。通过新的电气应用表达出的理论的力量，即使禁止麦克斯韦等人的出版物也不能削弱诸如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等杰出人物的实验，最后，学术权威还是转向了接受过学术训练的电气工程师。 权威冲突的另一个例子是15年的产科麻醉之争。尽管当时的分娩做法很可怕，但该技术的反对者依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论据。反对的主要理由集中在生理方面的疼痛的作用上。一些著名外科医生声称，疼痛作为一种生存机制以及诊断信号，可以帮助外科医生确定手术的进展情况。其他反对的理由则是非医学的，围绕道德展开：“与醉酒很类似，在麻醉下女性可以释放性压抑，以及沙文主义思想引导下的男性想要控制妻子行为的观点，构成了‘道德’法则的基础。”最后，还是麻醉的科学魅力占据了上风。 智识挑战 在技术变革方面，至少有四种智识挑战的来源：风险规避、负面外部效应、技术与政治和社会用途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为了人类利益而操纵自然的哲学异议。 第一个智识挑战是风险规避。一些技术，如石棉，已被证明是有害的，其事后成本高于收益。因此，一些思想运动将安全问题作为推翻新技术的理由，强调未知风险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这种担忧背后的总体假设是新技术的大部分意外后果很可能是消极的。 负面外部效应构成了第二种类型的智识挑战：假设新技术会消耗太多自然资源，并对以前被视为免费的货物赋予财产权。为了应对负面外部效应，全球最具野心的努力之一就是碳排放交易，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京都议定书》的规定。该条约被某些人比作是一种圈地形式，是根据气候变化创造出来的新市场。它被认为是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损失的来源。另一方面，技术创新能帮助解决这种负面外部效应。其中一个例子是通过国际技术和工程合作建立减少消耗臭氧物质的国际制度。 第三，技术与政治和社会用途之间存在相关性：武器的破坏力越大，夺走的生命就越多；装配线的发展使工作变得枯燥乏味；而技术和工程往往与外国势力有关。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使人感到焦虑和希望并存，这又被技术和工程无限放大。今天，人们对无人机的军事使用仍在进行着激烈争论，但同样的技术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人道主义和民用用途。 第四，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的增加，这逐渐演变成对子孙后代的担忧。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运动将技术视为“非人性化”，它导致中世纪欧洲田园和农民的生活物化 。其中一些观点今天依然存在。它们在环境保护运动中找到了避难所，主张通过排除人类活动以更好地保护自然。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们认为，快速的技术创新是生态恶化的主要根源，应该努力减缓。尽管这种观点表面看上去可信，却混淆了技术进步与具体技术的影响。在环境管理上僵硬地秉持这种观点，将阻碍至关重要的工程技术的运用。例如，化学使世界工业造成了生态上的破坏，但许多相同的科学基础现在也被用于“绿色化学 ”。 社会心理因素 对创新的心理挑战不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与古典经济学长期以来的假设相反，人们不是合理评估每种新技术的风险和利益，再根据分析做出决策的，而是面对不确定性的情况，依赖心理捷径或既定惯例做出。事后，这些决策往往又被认为不合理。是否采用与风险和不确定性相关的新技术的决策通常就会受到这些偏见的制约。 对决策和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学研究确定了驱动挑战创新的三个主要心理因素：人们不愿打破现有习惯或惯例、与创新相关的风险感知以及公众对有关技术的态度。 人类是习惯的生物。人类大多数日常决策都基于持续的且没有被意识到的习惯。通过重复更积极的行为，吸烟、暴饮暴食等坏习惯可以逐渐被新习惯替代。此外，大多数习惯都基于社会规范。当我们对社会规范的感知发生改变时，基于这些感知的习惯也随之改变。例如，在1984年，86％的美国人经常不系安全带；到2010年，85％的美国人已习惯了系安全带。这种逆转的发生就是因为一些州实施了更严格的立法和开展的安全运动，使得交通人身安全的社会规范发生了变化。 新技术遇到多大的挑战，取决于它们要改变我们多少种现有习惯以及这些习惯的强度。持续性的行为改变必须借助于现有习惯，而不是试图取代它们。在改进而不是破坏现有习惯的情况下，人们将更有可能接受新观念，像电子计算器加速数学计算一样。因此，公共政策应该以最不根深蒂固的习惯来鼓励行为的改变。例如，发展中国家通过提供新的高蛋白饮料而非高蛋白食物以鼓励蛋白质消费。 第二个主要心理因素是与新技术相关的风险感知。这种情况下，三种常见类型而又非常重要的风险是：对新技术自然、社会或经济后果的厌恶，性能不确定性以及感知的副作用。具有最高感知风险而又想改变最根深蒂固的习惯的创新，通常面临最大的挑战。旨在改变人们对健康和营养选择的社会项目就属于这一类。另一方面，最彻底的技术创新，往往因与其相关的高风险而被挑战。它们鼓励我们形成新习惯，而非改变现有习惯。 人们有强烈的规避风险的倾向。根据展望理论 ，潜在损失总是大于潜在收益。一般来说，当结果以将获得的收益而不是将失去的收益表示时，人们更愿意寻求风险。也就是说，对损失的恐惧导致人们做出风险厌恶的选择，而当面临潜在收益时，人们倾向于做出风险偏好的选择。这是因为人们不仅根据每个结果的绝对值，而是更基于与当前情况（即参照点）相比，针对潜在收益或损失的感知做出决策。这些决策不仅基于每个结果的预期价值计算，而且也基于不同表达下它所触发的损失和收益。 行为经济学的基础之一，期望效用的经典经济模型与这些对人们失败决定的洞察是一致的。与潜在利益相比，新技术的风险和潜在损失经常被放大，从而导致对创新的挑战。 与潜在收益相比，对潜在损失给予更多权重的趋势导致了两个常见的行为偏见。这也是新技术的应用频繁失败的原因。第一个是“现状偏见”（Status Quo Bias），第二个是“遗漏偏见”(Omission Bias)。在取舍之间选择时，前者描述了坚持现状所产生的不平衡的趋势。例如，当被问及是否参与器官捐献计划时，在相关保险表格上把“是”作为默认选项，比把“否”作为默认选项更能提高参与率，并促使人们采取行动，选择是否加入该计划。新技术不只改变社会习惯，也改变了导致负面反应的现状，因为它威胁到了人们长久养成的、令人感到舒适的习惯。 损失厌恶也会导致人们低估不采取任何行动和坚持现状的风险。支持不采取行动的倾向就被称为遗漏偏见。即使人们清楚了采取行动和不采取行动的结果，这种偏见依然会存在。例如，当人们认为接种疫苗可能导致伤害，不接种疫苗造成的伤害更大时，即使提供疫苗接种能显著降低疾病对整体人群以及对个体儿童的可能危害，但儿童疫苗接种的结果还是会很糟糕。人们反映，如果是他们做出决定，即使是伤害概率很小的疫苗接种，万一发生副作用，那也让他们感觉像是自己造成了死亡。 采取行动后所产生的伤害，似乎比不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的伤害有更大的遗憾和责任感。但人们并不总是受到这种偏见的影响。事实上，责任在肩时，人们往往是由于太匆忙，而不是不情愿导致不采取行动。然而特别是在围绕创新的政治过程中，如疫苗接种或转基因生物，一些看重不行动的人阻碍着创新的推进以及其应用所必需的社会合作。 似乎在风险相对未知和较小（如转基因生物），而不是在风险已知和较大的情况下（如氡），人们会更加努力地去减少风险。换句话说，人们理性地评估风险，却倾向于感性用事。这是引发怀疑创新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态度。这其中有理性成分，也有感性成分。态度的理性成分包括我们对技术特定方面的评价，而感性成分反映了我们对技术整体的喜爱程度。对技术的理性态度预示了短期内人们采用技术的程度，感性态度则不然。态度比习惯更容易改变，因为它们具有社会传染性。因此，鼓励对新技术采取积极理性的方法沟通，如通过强调技术的特定方面的好处，可以增加人们接受技术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也可以通过三个心理因素减少对创新的挑战。首先，如果新技术是通过现有的或全新的习惯完成，而不企图破坏现有习惯，则更容易被采纳。其次，就得失而言，创建新技术的潜在结果对损失厌恶产生的风险偏好或风险厌恶行为有重大影响。第三，当社会交流鼓励人们对技术采取积极态度时，如强调技术具体方面的特定收益，人们就更有可能采用新技术。 在定义对新技术的挑战时，一个同样重要的心理因素是政治移情作用（Political Empathy）。社会运动的框架是作为“动员观众的现实战略版本，其包含原因和解决方案的意义”，政治移情作用则不仅使社会运动将重点放在受害者身上，而且创造了条件，鼓动了来自其他领域、持有共同观点的支持者。近年来，政治移情作用使各地的新技术的反对者和支持者，能够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信息或通信工具发起全球性运动。 创新、不确定性与损失 技术往往与影响经济的竞争性要求有关。在许多情况下，新技术被其发起人过分推崇，这反而使批评者更加对其持怀疑态度。竞争性要求的基础通常是不确定的状态，预测技术的最终发展走向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就变得十分困难。另外，无法预见新技术的长期影响，常常是由于它们被定义的狭隘性限制，且没有充分考虑未来改进措施、互补技术的创新、对新技术系统出现的影响及新应用的开发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人们很难预测新技术的发展速度、方向及其影响。 处理与新技术相关的不确定性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经济影响方面的研究，而研究方法通常是比较新技术与现有技术带来的经济影响。然而这样的研究经常忽视改进范围，而新技术的改进前景可能很大，因为它们在开发时通常处于初级阶段。因此，这种比较可能低估新技术的长期影响。事实上，新技术对现有技术的保证，主要在于改进的长期前景，而不是初始技术和经济优势。 不确定性最关键的方面之一，可能是未能看到新技术广泛传播或普遍应用的潜力。在美国，被成功采用的是燃气动力卡车而不是电动卡车，这正与其普遍的适用性息息相关。扶持性因素如军事采购，则有所不同，但由于该技术适用于城市卡车运输以外的广泛领域，如此措施也在情理之中。对普适性的认识不仅塑造了扶持性机构的出现，也影响了对具体技术方向的初步选择。 在英国的电力替代燃气方面，关于普遍适用性的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燃气行业并非没有适应性反应。20世纪30年代，尽管有电力可用，但英国大多数家庭仍然使用燃气。随着时间推移，广泛的社会经济机构出现了，它们支持燃气供应一体化融入社会。安装输电干线成为少数富人可行的选择，燃气市场从而得到保护。 然而燃气公司还是担心电器的出现会改变燃气市场。虽然无法预测和控制电器的出现及扩散，但当电器出现时，燃气行业又寻求用竞争产品加以应对。 燃气公司首先开发出了针对无线电收音机的气动电池。当时的收音机使用的是笨重的铅酸蓄电池，电用完后，电池就不得不被送回店里再充电。阿代克斯（Attaix，位于英国南安普敦）公司出售的基于热电效应 的发电装置，就以电路两端的温度差产生供电电流。虽然它输出的电流不大，但足以为当时的无线电供电。到1939年，人们已可以购买到一体化的气动收音机了。米尔恩斯电气工程公司的亨利 ? 米尔恩斯（Henry Milnes）制造了在扬声器和收音机的机匣内装上热电发电机的收音机。气动收音机比电动收音机便宜，这让燃气行业推销它们产品时更加容易。此外，它们还提高了气动收音机的升温能力。 随后，人们又开发了洗衣机、洗碗机、留声机和真空吸尘器等其他使用燃气的器具。最重要的是：防止了电的扩散，而非卖更多的气体。然而电器还在不断增加，在房屋中拥有电力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需要增加电的生产，并建立有助于降低发电成本的电网。最终，电力成为最实用的能源，而气动器具从未被普及使用。 识别新兴技术的胜算几率并利用其获益，这是企业家职能、企业发展和公共政策的重要方面。最初，新技术可能表现出不可靠且易失败的特征，同时又反过来使公众产生不利的看法。例如，早期的拖拉机没有马可靠，就像早期的火枪劣于弓箭。但这两种情况下，技术改进的长期潜力使看似低劣，却容易掌握并有快速回报前景的新兴技术得到应用。这是技术演替和创造性破坏的本质特征。 因此，新兴技术和现有技术的经济比较并不是很有用，因为它通常解释不了新技术的改进潜力。换句话说，投资于改进新兴技术的边际效应高于现有技术。工程师升级拖拉机的速度比饲养者提高马的速度要快。因此，重要的是采用考虑了新兴技术潜力的业务战略和政策。 经常出现的技术竞争可能导致技术趋同，从而给现有技术带来新市场。例如，电视被视为无线电广播的替代品。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兴起导致诸如播客这样的活动的出现，让广播迁移到了网络。这种趋同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以及新的机构设置。 技术风险正在成为全世界公共话语的一部分。人们认为，新技术创造了新的行业机会，但也破坏了现有的平衡。投资者只关注新技术的收益，而其他人则担心它的风险。现代人不仅担忧对人类健康有风险的新技术（如转基因食品和移动电话），更加担忧有社会影响的技术。而过去，技术风险被限制在那些出现新技术的国家，甚至是只在那些技术被应用的具体部门。 20世纪70年代，对于在工业中使用微处理机，人们的担忧就被限制于制造部门中劳动力被替代而可能产生的影响。当时，世界各地的工人和劳工组织抗议使用这种新兴技术。而今天，我们关于劳动力的“去技术化”和人力资本流失的讨论是与当时遥相呼应的。“当我们考虑人力资本时，冲突就变得更广泛。技能和经验是在一生中不断获得的，但学习新技能的能力呈现下降趋势。对于过了学生或学徒阶段的工人，创新使他们的技能过时，从而不可避免地减少了他们的预期寿命周期的总收益，他们因而质疑新技术。”公众至今仍然担心，在学校使用计算机作为教育工具会取代教师，尽管这种技术出于教学目的已被广泛采用。 微电子影响就业的问题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所反映，但它并没有成为涉及广泛社会群体的大众运动。这至少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伴随失业风险讨论的是工业生产力大幅提升所带来的收益。这种转变也与劳动力的变化有关。其次，过去的全球经济并不像今天这样一体化，许多这样的讨论都局限于国家、行业或地区。然而，全球化改变了这一状况并创造出有组织的国际形式的对创新的挑战。全球化赋予技术风险更广泛的意义，并将某些地方性争论变为大众运动。 新技术的挑战不只限于消费者或工人。有许多例子表明，企业会因为自己开发的新技术威胁到现有产品线而封存新技术。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初，贝尔实验室开发了一种高度先进的磁性音频录制系统，但贝尔实验室的高级管理人员因为惧怕它的使用会使客户不愿意使用电话系统而抑制其商业化十多年。这就削弱了贝尔实验室“普遍服务”的理念。 他们表达了两个方面的担忧。“首先，如果谈话内容与信件或合同一样重要，在关键的谈判上，客户就会回到邮件中。在那里，口误不是致命的。”其次，“如果会话可以被录音，那么非法或不道德的事情（据某些行政机构估计，这类电话占所有电话的三分之一）将不再会通过电话讨论。这种感觉到隐私权丧失的最终结果将是人们打电话的次数大幅度减少以及个人对电话系统信任的降低。这就意味着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收入和声望的损失。” 电话公司显然不愿让磁性录音系统的些微好处削弱其在消费者中的声誉和信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决定是在1928年奥姆斯特德诉美国案（Olmstead v. United States），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窃听合法，公众对隐私权严重关注期间做出的。这一裁决在1967年的凯兹诉美国案（Katz v. United States）中被推翻。这个例子说明，不确定性和相关的焦虑会导致人们做出延迟或抑制新技术的决定。尤其是当人们意识到，这样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他们失去收入、身份、社区意识 、世界观和隐私权时。 以史为鉴，预防下一场技术冲突？ 基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这一精华概念，本章试图阐述这样一种观点：技术革新既有成功，也有挑战。解决当今全球重大挑战所需的技术革新种类，应当建立在科技知识指数级增长所产生的快速动力之上。技术革新的速度和范围，很可能触发旨在维持现状的社会反应。技术上的动态变化和政治上的一样多，理解和寻求解决这种紧张关系也需明确应用政治思想，一如围绕向低碳能源转型的“戏剧”所展示的那样。 创新与现有技术之间的紧张关系通常与关于技术演替的公众争论有关。这些动态变化是文化变革本身的本质特征，并非技术变革所独有。人们广泛地记录这些变化，并在其他领域，如科学范式 的传承中进行讨论。 本书的其余章节将回顾历史，从过往教训中找出启示方法以解决未来技术争议。其目的不是提供行动的模板，而是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使当代和后代的人在寻求解决自身问题时能有历史参照点。历史不会重演，但我们可以在周围听到它的回声。以下章节就是为了放大回声，由读者决定哪些叙述可以作为灵感来源，并以自身创造性应对面临的挑战。以下案例研究将展示出新技术如何与更广泛的环境相协调，又如何为自己的利基生存和扩张创造条件。创新和现有技术之间的紧张关系是这种动态变化相互作用的回声。 编辑推荐一：技术创新与社会变革领域独树一帜的重磅作品， 让你在创新的进化浪潮中实现从线性思维到颠覆性创造的一跃。 编辑推荐二：7个历史案例 ？ 3大主流趋势 ？ 1种未来世界观 ？ 洞悉技术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