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不凡的变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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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艰难 在接受一家人物杂志的采访时，柳传志说自己没看过 奥威尔的《1984》这本书，但1984年对于柳传志来说，无 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对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的状态，柳传志是这样概括的 ：“被阶级斗争搞得心惊胆战，被无所事事的生活搞得麻 木不仁。”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柳传志对自己那段人生 的描述。 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6年，但中国人依然 生活在计划经济和票证供给的时代。柳传志这一年40岁， 月工资78元，全家7口人住在一间12平方米、屋顶铺着石棉 瓦的“自行车棚”里，在中科院计算所外部设备研究室搞 一项叫作磁记录电路的研究。早在1980年的时候，柳传志 已经接触到国外同类研究的优秀成果，这让柳传志异常苦 闷，后来他总结说：他可以忍受清贫，但不能忍受自己碌 碌无为、虚度时光。 1984年10月17日，柳传志和11个同事在北京中关村科 学院南路2号计算所的传达室里，创办了联想公司的前身。 从这一天开始，柳传志把自己投放到一个完全不可预知的 人生轨道当中。 在他40岁之前，整个中国都非常穷困，没有办法让个 人得到发展，实现自己的理想，这让他很痛苦。40岁以后 ，正赶上国家改革开放，他选择了创业，也知道会很艰难 。曾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柳传志不得不放低身段去和基层 工商管理人员打交道，为了一张审批报表，他得接受一个 年轻办事员难看的脸色和难听的斥责。 但即便如此，柳传志也丝毫没有回头的打算。那一年 的冬天，人们经常能看见柳传志在公司门口从一辆三轮车 上卸货，柳传志后来回忆时说，除了蔬菜，那时候公司几 乎什么都卖过。创业时的生存危机让“贸工技”这个基因 牢牢嵌入联想的骨髓里。 2014年深秋的一天，在靠近住所的一家酒店的会客室 里，柳传志向记者回顾了30年前创业的难处：“20世纪80 年代初成立的公司，遇到的第一个大难关就是在社会体制 发生变革的时候，法制法规跟不上，人们的思想处于一个 相对来说非常混乱的时期。” 这样一个时期，对于柳传志和他的同事们最大的考验 就是能辨别政策红线，尽量踩在红线里头。对红线的把握 是高明的，也是高风险的：完全在红线里走，企业根本发 展不起来；而走出红线，风险就无法估量。 “政策的解释权通常掌握在执行人员的手里。” 那个时候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的电脑品牌，对电脑进口 额度和关税实施控制。这样一来，能搞到进口批文就成了 中关村电脑公司的生存之道，联想自然也是争抢批文的一 员。但柳传志为公司设定的底线是“法律手续必须完备” “必要的时候要割让掉一些利益”。 1988年，柳传志在香港建立香港联想，因为他发现从 香港直接进口电脑要比内地便宜得多。借助各种关系，香 港联想拿到了美国AST电脑的总代理。当时AST在电脑业并 不是一个强势品牌，这就让联想在谈判时掌握了许多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