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人物/史学传记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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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是历史上的名胜古迹，是诗人骚客吟咏的好对象；自从民国十六 年，改建为首义公园后，更使它成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纪念圣地。登临楼 头，一眼就可看到“放第一枪”的楚望台新军营地；而革命元勋黄克强先生 铜像矗立公园高地，不仅使每一游客循阶步上的时候要肃然起敬，更可以使 人意识到黄先生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密切的关系，这一设计布置的适当，确 实值得赞美。 就史实来说：当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时候，克强先生并不在当地， 可是革命党人的一切行动却可说是秉承克强先生的意旨，接受克强先生“遥 制”的。辛亥年八月十二日(中华民国建元是壬子年的事，本文所述均辛亥 年事，故纪时均仍依夏历)克强先生在香港寄冯自由先生的信于此说得很详 细，原文有云： “鄂代表居正由沪派人来云：新军自广州之役，预备起事，其运动之进 步甚速……现人数已定二千左右……近以蜀路风潮激烈，各主动人主张急进 办法，现殆有弦满欲发之势……盖鄂省军界久受压制，以表面观之，似无主 动之资格，然其中实蓄有反抗之潜力，似此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 握，诚为不可多得之机会；若强为遏抑，听其内部自发，吾人不为之指挥， 恐有鱼烂之势，事诚可惜；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 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 勇精进，较之徒在粤发起者事半功倍。总之此次居君所云事在必行，弟故许 与效驰驱，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故特由尊处转电中山。” 这信文中听谓“弦满欲发”，“恐有鱼烂”，并不是信笔引用成语，实 在是当时情势的写真。因为自“三二九”广州之役后，各地清吏对于革命党 的防范搜查已特别的严密，对于新军官兵的思想行动更加注意，鄂省新军中 弥漫的革命思潮，是早被当局所觉察了。因此一方面将新军队伍分散调开， 使其力量不能集中，一方面更多方访求引线以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就 在克强先生寄出这封信后的七天(夏历八月十九日西历十月十日)克强先生还 正布置一切准备由香港北上沪汉的时候，武昌的新军就因革命党员名册被清 吏搜获，不甘坐以待毙，也就等不及克强先生前来领导，即自动发难起义了 。 当时起义的新军人数并不算多，枪械也甚缺乏，但是在熊秉坤“放出第 一枪”以后，当地的清吏自总督瑞潋以下都仓皇失措，终至弃城而逃，于是 革命党人因此而获得成功。 武昌城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掌握了，革命党从此获得了根据地；但革命党 的领袖孙先生尚远在美国，黄克强先生也未到达汉皋，新军同志们不得已只 好拖出协统黎元洪出来作头目，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元洪上 萨镇冰书云：“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部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 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匿室后，当 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 应允。”可见元洪的出任鄂军都督是如何的勉强，因此元洪和一般人都盼望 黄克强先生早日到鄂领导。夏历九月初七日(即武昌首义后十八日)，克强先 生终于在万千人的热望下乘轮到达汉口，元洪得讯，就赶忙派人肩着写上“ 黄兴到”三字的高脚牌游行街市，使全城军民知道革命领袖到了，因此当克 强先生与宋教仁(渔父)先生等由汉口渡江到达武昌时，自汉阳门江岸以迄军 政府，沿途店宅居民，都大鸣鞭炮以示敬礼，接着汉阳汉口各地也都鸣炮庆 祝，军民人等都因这一“革命实行家”的来到，感觉兴奋，有些人甚至以为 革命大业可一蹴而成了。 但是，克强先生当时的心情，却是“感愧”多于“兴奋”。这可于他日 沪来鄂途中和谭石屏(人凤)先生武昌首义诗中见到：“怀锥不遇粤途穷，露 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土为先著，此复 神州第一功，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而克强到武汉的当日 ，正逢清军冯国璋挟新式枪炮猛攻汉口民军阵地，民军总数不过五千余人， 枪炮既缺，加以军官人数不足，士兵亦多新募，因此未能阻挡久练的清军， 汉口市街大半陷于清军手中。克强先生曾经在粤桂各地领导民军与清军作战 ，深知清军的内容。现在武汉军民既是如此的热望他的来临，因此，在他到 武昌与黎元洪晤谈略悉军情后，就满怀着戒慎的心情，莅临汉口前线视察， 计划施行反攻，收复失地；但清军竞制机于先，挟优势炮火再度猛攻，民军 阵地终被突破，克强先生亲临最前线督战也没有能够挽回颓势。九月十二日 汉口不守，克强先生返回武昌，在军政府会议席上，他分析挫失的原因说： “兄弟前日来鄂，即往汉口督队，意欲反攻，恢复汉口，不料各队新兵最多 ，秩序不整，加以军官程度太低，均不上前指挥，至战时因与兵士穿一样服 装，辨别不清，亦极复杂，而兵士中在武汉附近所召募者甚多，一到夜问， 即潜回其家，以致战斗员减少，各军官因仓卒招募亦无从查实。重以各队战 斗日久，伤亡过多，官与兵均已疲劳太甚，毫无勇气，且一闻机关枪声，即 往后退，盖民军军火全在步枪，无一机关枪，每与敌接近，即较敌人损伤较 重。民军炮队，又系山炮，子弹射出，又不开花，且射出距离太近，不及清 军管退炮效力之远。但民军冲锋时极为勇敢灵敏，清军虽为久练之兵，每闻 民军冲锋喝杀声即往后退，此民气之盛，可恃者仅此耳”。这一番“知此知 彼”的话语，使当时与会的人士获得深刻印象，大家都为以非迅速加强军队 的组织训练不可，而统一指挥更为首要急务，于是一致公推克强先生为战时 总司令。十三日晨，就在都督府前由黎元洪登坛拜将，仪式非常隆重，克强 先生于拜受大旗关防令箭后，即席发表演说云：“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 立共和政府，惟清廷仍未觉悟，派兵来鄂与民军为敌，我辈宜先驱逐出汉口 之清军，然后进攻，收复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 当克强先生决定就任总司令职务的先夕，在武昌的革命党同志曾有人拟 拥戴他出任“湖南北大都督”；也有人劝他不要接受总司令名义，以便迅速 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出任中央首领的。总之一句话，有些人很不愿意克强先生 屈居在黎元洪之下，但克强先生不计较这些，他极愿亲上前线领率军队驱逐 清军直捣幽燕，立一战功后再行组织中央政府。这种实干苦干不计名位的精 神，是值得我们钦仰的——有位曾参加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在他所著书中却 颇责备克强先生不应持这种“礼让”态度，以一堂堂的革命元勋而屈居“革 命军俘虏”(指黎元洪言)之下；这就未免太不了解克强先生宽厚恢宏的个性 了。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