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政策：矛盾、辩证法与实践

作者简介

黄卫伟，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运营管理、创业管理、管理政策。1996年起，受聘担任华为高级管理顾问至今，曾作为执笔人参与起草《华为公司基本法》，主编并出版《走出混沌》《以奋斗者为本》《以客户为中心》《价值为纲》等华为公司系列管理丛书。发表《不对称竞争》以及《生意模式与实现方式》等多部专著与论文。

内容简介

2.什么是管理政策 管理政策的概念 管理政策是企业最高管理层制定的处理内外基本矛盾和重要利益关系的方针和原则，是各级管理者决策的指南。管理政策涉及使命与目标、战略的短期与长期利益、组织的集权与分权、决策的集中与分散、管理控制流程与下属的自由裁量权等的优先原则和规定。管理政策的制定和运用，是对管理基本矛盾的平衡和取舍，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手法，它体现的是最高管理层的智慧。 关于管理政策的概念，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认为，“我们还应该指出，‘政策’一词的含义比这里介绍的要广泛、宽松得多。特别是在私营企业管理文献中，‘政策’往往有两种意思：（ 1）组织规定的限制下属自由裁量权的一般规则；（ 2）它至少指由最高管理层颁 布的比较重要的规定。这两种用法都没有‘政策含有道德成分’的含义。……管理的道德前提可以称为‘法定政策’，最高管理层制定的广泛的非道德规章可以称为‘管理政策’，而其他规章就成为‘工作政策’”。 我们上面列举的几个案例就从多个角度说明了管理政策的概念。例如，微软公司的使命，最初用比尔·盖茨的话来说，即“让每一张桌子上、每一个家庭里都有一台运行微软软件的个人电脑”。萨提亚为了领导微软战略转型，首先沿用了微软的使命宣言，即“予力全球每一人、每一组织，成就不凡”。使命显然是指导企业战略方向和定位决策的方针。史蒂夫·鲍尔默主张的开发新技术和新市场必须满足的“3C”原则为萨提亚所继承，成为他转型决策的准则。萨提亚坚持认为，“我们是一个公司、一个微软，而不是各自为政的邦联”，为微软转型的组织结构设计确立了原则。萨提亚从三个增长层面构建的微软的投资策略——第一，发展今天的核心业务和技术；第二，为未来孵化新创意和新产品；第三，投资于长期的突破——以及必须以客户为中心而不是以产品和技术为中心的原则，确定了微软处理继承与创新矛盾的优先次序。 惠普公司的基本政策，是戴维·帕卡德在最后一次全员大会上提出的引导惠普持续发展的三大原则：首先，惠普致力于做出根本性的贡献，而不是模仿性产品；其次，惠普的团队应当关注外部的竞争者，而不是内部的斗争；最后，惠普应该持续发现并进入新的科技领域。我们从惠普的七次转型中深刻认识到这些原则的深远意义。约翰·扬为了加速进入计算机业务，改组了惠普高度分散的组织结构，将公司分为三个主要部门，整合了分散的销售平台；梅格·惠特曼将惠普一分为二，分拆了消费者业务和企业业务，这些都是“战略决定结构”这一政策原则的体现。菲奥莉娜宣布计划收购计算机制造商康柏，是一个突然掉头的战略，使惠普朝商品化业务方向发展，改变了惠普作为一家创新驱动的技术公司的性质。而菲奥莉娜基于规模和范围的通过大规模并购实现增长的政策，改变了惠普的成长路径，使继任者形成了新的路径依赖。平均研发支出在菲奥莉娜任职期间开始下降，直到李艾科任期内下降到2.5% 左右，这一在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矛盾中更倾向于短期利益的政策，严重阻碍了惠普向移动业务和云计算转型的能力的发育。 谷歌为何出售摩托罗拉的移动业务？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决策问题，但其背后有诸多的政策权衡。联想的战略转型不仅仅因为联想希望成为一家消费类智能手机制造商，它实际上是要延伸电脑的设计和分销优势，培育一个面向消费者和企业的相对完整的生态链。这一战略应该说是正确的，但联想未能将实施这一战略的重点放在内生的核心能力的提升上，而是试图通过并购走捷径，显然这一政策不是一个转型决策的正确的指导方针。 管理政策更具有艺术的性质 政策是一种尺度，是对事物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把握。这样理解管理政策，就将管理政策与辩证法的质、量、度的概念联系起来了。 辩证法认为，某物之所以是某物，乃由于其质，如失掉其质，便会停止其为某物。1 企业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企业的质规定了企业量的扩张的度，超过了合理的度，企业的规模和效益增长就会停滞甚至下降，这时只有改造质，在新的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量的增长，这就是企业要转型的内在原因。但企业量的扩张是否已经达到了质所规定的度，是否必须改变质才能获得量的继续扩张，这是企业最高管理层在决定是否要进行战略转型时需要慎重判断的一个政策问题。另一方面，企业质的改变存在继承和创新的矛盾，哪些优良的质应当被继承，哪些需要改变，朝着什么方向改变，这也是企业战略转型需要权衡的重要政策问题。 惠普的转型，是在菲奥莉娜任职首席执行官期间首先面临的方向性问题，当时向移动计算、云计算的转型在整个产业还处在初期阶段，如果按照惠普创始人帕卡德提出的“惠普致力于做出根本性贡献”的原则，惠普是有可能加强内生的核心能力，并通过并购弥补核心能力的短板，抓住向移动计算和云计算转型的机会的。惠普致力于做出根本性贡献的质并没有达到它的限度，只是在原有的测量和测试仪器仪表领域的成长空间受到了限制，本来应当通过正确的转型打开这种优良的质的新的增长空间。但对康柏的并购改变了惠普的质，不但未能使惠普过去成功的优良的质得到增强，反而因为向商品化方向的大规模转型而受到削弱。继任的首席执行官们的几次转型仍未能使惠普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管理政策作为一种政策，其性质是调节，是平衡，是取舍，而不是管控。这是区别管理政策与管理控制的关键。管理政策也不同于一般管理原则，它不是操作指南而是决策指南，而且是制定战略性、全局性决策的指南。管理政策的制定需要战略高度、历史视角和哲学思考，对其有效运用则需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故在性质上管理政策更多的是一种管理艺术，虽然制定管理政策需要科学地观察环境、采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数据、有逻辑地归纳数据并做出推断，但衡量管理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是实践，是结果，而不是实验，也不适用否证（falsification，又称证伪）。 解释管理矛盾的对立统一和向对立面的转化，及其推动事物发展的机制，这已经上升到哲学的层次。尽管管理政策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其认识矛盾、平衡矛盾和推动矛盾向对立面转化以促进企业发展的方法论，但管理政策不同于哲学。管理政策不必像一般哲学那样采用假设的、抽象的例子来说明理论，而是直接分析管理的困境和难题、成功与失败的案例，从中引出概念、命题和理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其典型特征。可能有读者会问，既然管理政策依据哲学的理论与方法解释管理问题，那为什么不直接讨论管理哲学，不去建立管理哲学的体系呢？作者认为，因为管理哲学事实上是哲学在管理领域的应用，哲学自有其演进了几千年的各种体系，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其中的正确理论和方法论，来解释和解决管理问题，而不必单独为管理建立一套哲学体系，这也是我将本书定名为“管理政策”的原因。强调实用性，更贴近管理实践，更贴近企业家和经理人面临的困境和抉择，为他们基于经验和直觉处理管理矛盾的尺度提供批判性的反思和理论解释，加深他们对其经验的认识，使其上升至概念，从而更有利于指导他们的管理实践。这就是本书的写作目的。 1. 华为高级管理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黄卫伟沉淀多年重磅新作 2. 宋志平作序，陈春花、彭剑锋、叶康涛、宫玉振、田涛等大咖联袂荐读 3. 本书内容涵盖企业三个发展阶段：创业、成长与变革领域所面对的主要矛盾及处理策略、方法，为各级管理者提供系统思维方法与管理体系。 4. 本书适合企业各级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创业者、职业经理人，以及相关领域的高校师生，非营利组织及政府部门的管理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