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中血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海瑟.安.汤普森博士，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凭借《水中血：1971年的阿蒂卡监狱起义及其遗产》获得2017年的普利策历史奖和班克罗夫特奖。 \"

内容简介

\"【精彩书摘】： 1.巨无霸内部的千疮百孔 阿蒂卡监狱，是一座庞大无比、令人望而生畏的堡垒，是纽约州最臭名昭著、戒备等级最高的监狱。它被巨大而厚重的灰墙围成，每块石板30英尺高被水泥固定在地下12英尺深的地方，四个角上各有一座炮楼，守卫从那里可以扫视这块55英亩的场地，瞬间就能朝监狱内外开火。 最高戒备的监狱Vs.轻罪年轻人 这座令人生畏的巨无霸似的监狱，自大萧条时期启用至今，几乎没进行过现代化改造。它有A、B、C、D、E五栋囚楼，还有一幢Z楼，是狱警惩戒犯人用的。每栋囚楼都关押了约500名囚犯，每栋都有自己的院子。监狱里人满为患，2243名囚犯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城里人，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非裔美国人或波多黎各人。 逾三分之二的人来此之前至少坐过一次牢，这并不代表阿蒂卡的人都是不知悔改的囚犯。许多人仅仅是因为违反了假释条例，比如21岁的“L.D.”艾利奥特?巴克利，是因为无证驾驶；19岁的詹姆斯?施莱奇的罪名是“在一位女士的敞篷车顶开了个洞”，他赔了她一个新车顶，但仍被判了刑。阿蒂卡的年轻囚犯越来越多，很多是因为吸毒成瘾，包括出于缓解生理疾病痛苦这一目的的，比如17岁的波多黎各人安赫尔?马丁内斯。 违反州规定的低配给 阿蒂卡最累最脏的活，比如寒冬腊月时铲掉无休无止的积雪，都是由所谓的垫底群干的。最好的活在食堂、洗衣房和医院。在行政楼里当个办事员或信差，也可以视为升了一级。1970年，不管是干什么活，阿蒂卡的囚犯鲜有每天能收入超过6美分的。运气好的人干满一整天能挣到2.90美元，但要在这座监狱里活下去，这点钱仍然远远不够。 阿蒂卡监狱里的人之所以需要钱，是因为州里提供给他们的东西只有少数几样是免费的。其中包括一件薄薄的灰色外套，两件灰色工作衫，三条灰色裤子，一双鞋，三套内衣，六双袜子和一把梳子。然后，每个月，囚犯还能收到一块肥皂和一卷厕纸，这意味着他们得限制自己“每天只用一张”。 州里在食品预算方面的拨款也少得可怜。每个囚犯每天仅有63美分，完全无法满足联邦指导手册中规定的最低饮食标准。许多人都是饿着肚子上床睡觉的。正因如此，厨房和食堂的活尽管比其他活更累，而且要每周7天连轴转，却是最令人垂涎的工作。 为了得到配给之外的东西，比如更暖和的衣物，更多的食物和牙刷、牙膏、除臭剂、洗发水、剃须刀和更多厕纸等，囚犯需要钱。除臭剂并不是什么奢侈念头，因为这些人每周只能洗一次澡，每天只给2夸脱的水。更别提洗袜子和内衣裤，刮脸，刷牙，打扫囚室了。 阿蒂卡的人很少指望家人寄钱过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因为家人通常也是一贫如洗。近半数的阿蒂卡囚犯均来自纽约市。要探监的话，家里人搭去巴塔维亚的公交汽车要花33.55美元，而这是离阿蒂卡最近的城市，设有一个公交汽车站点。由于从这个公交站点去阿蒂卡没有公共交通可资往返，所以他们还需要花钱打出租车。家里人如果想念亲人了，就得设法凑足这笔100多元的车费，请假20个小时来探监，所以也就留不下什么钱来给他们买吃的，更别提帮助他们了。 缺乏活动自由之下的神经紧绷 为了争夺足够的必需品而不断地蝇营狗苟，监狱里的紧张气氛不断升级。阿蒂卡的人每天要待在囚室里长达15到24小时。他们穷极无聊，消沉沮丧，神经一直绷着。每间囚室都塞进了一张床、一个坐便器、一只水盆，几乎不剩什么地方让人走动了。大多数人每天被允许放风31分钟到100分钟，可以在监狱的4座院子之一活动活动筋骨。 待在囚室里的一个好处是有机会读读书、听听广播。然而，阿蒂卡没有报纸，书也少得可怜，西班牙语的更是一本没有。阿蒂卡确实订了几份杂志，如果囚犯想读其他东西，就得让人从外面寄过来，但狱方没收了许多他们认为不合适的。至于广播，监狱里只能收到3个电台，有静电干扰，而且晚上11点就全停播了。由于晚上8点以后禁止在囚室里交谈，天黑后会特别难熬。 阿蒂卡的囚犯的日常行为受到了很多规章制度的约束，总体上来说，这些规章制度特别琐碎，囚犯时常会受罚，比如因为在去食堂的路上交头接耳。违者通常会被一天24小时关在自己的囚室里，具体天数不定。 2000多名囚犯 Vs. 2名大夫 阿蒂卡的人对于服刑期间的健康很上心，倒不仅仅是因为即便生病也得上工，这么大的监狱仅有两名医生：赛尔顿?T.威廉姆斯和保罗?G.斯特恩伯格。他们早上8点到8点半来，有100到125名囚犯等着看病，医生通常会要求囚犯透过纱网来描述病情，几乎不给病人进行体检。大多数人都是给1片阿司匹林就打发走了，因而小毛病通常会拖成大毛病。比如“黑大个”的牙齿几乎全部掉光了，因为医生拒绝让他转诊去看牙医。 他们对波多黎各囚犯的医疗需求几乎不闻不问，他俩都不会讲西班牙语，也从没向狱警提出过请翻译协助。对于关了禁闭的囚犯就更是不管不顾了，比如有个囚犯手骨骨折，手指都没法动弹，他求助医生，后者竟叫他写信去找其他医生。 对于阿蒂卡的医生如此经常性的装聋作哑，1969年时，监狱某几个文职人员讨论了几个方案，包括限定医生的私人执业时间，写信向报纸揭发囚犯的死因，给国会议员写信，甚至向县检察官指控医生玩忽职守。囚犯的家人也曾求助社区组织，请牧师给官员写信，但最终，一切都是徒劳。不过，狱政官员倒是很愿意允许在囚犯身上做医学实验。 无望的假释 通过假释提前离开阿蒂卡，是每个囚犯的梦想。假释委员会每月来一次阿蒂卡，但没人清楚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提前获释，有的人却不行。 即使是对那些以某种方式获得假释的人而言，兴奋之情通常也会很快消散，因为只有在外面找到工作，才算真正离开了阿蒂卡。囚犯们会写信求职，但很多人几乎不会写字，还得花钱买纸，付邮费，想用这种方式找到工作是极其困难的。他们省下钱，写了两三百封信，结果还是关在牢里，过了假释期，连任何音信都没收到。 阿蒂卡的假释流程如此反复无常，就连狱警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囚犯一再失望，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白白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也让狱警的工作更难开展。 一些狱警认为，应该为囚犯提供更多的职业和教育培训机会，而不是仅仅把他们关起来，但惩教署总是说自己预算有限。有个狱警沮丧地说：“你要是能在食物供应商多花一块钱，就会给我们解决很多麻烦。”但据州政府官员说，即便是显而易见的必需品，钱也没法到位。阿蒂卡仅有6.19%的预算划拨给饮食，0.69%给医疗，1.6%给教学与职业培训，1.65%给服装。 狱方的高歧视性管理 波多黎各囚犯在阿蒂卡这样最高戒备等级的监狱尤其难熬，因为他们既不会讲英语，也听不懂英语。监狱里倒是有个讲西班牙语的波多黎各狱警，但他的同事都知道他对归他管的人只讲英语。 虽然阿蒂卡的每个人都得干活，并且靠着各种坑蒙拐骗才能弥补日常需求，但非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人因为干活挣的钱更少，所以不得不多花很多功夫。囚犯中只有37%是白人，却占据了阿蒂卡74%的好工作，在令人艳羡的文职岗位上占了67%，在狱警食堂的差事中占了62%。相形之下，非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人却有76%在活又累、钱又少的金属加工车间干活，有80%的人都在干苦力的垫底群里。即便白人干最差的活，起薪通常也会较高。 邮件检查，理论上讲，是针对所有囚犯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受影响最大的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每个月，行政委员会都会来检查哪些出版物必须受到审查，但绝大多数情况是有色囚犯要求提供的书报名称才会被列入禁止清单，非白人囚犯所要求的读物鲜有能通过收发室的。狱方认为这些读物太危险了，以致不能允许阅读。同样，凡是用西班牙语写的信，或者任何西班牙语出版物，甚至不用去考虑它们是否具有煽动性，是否需要没收，但凡不是英语写的，一概扔掉了事。 至于家人探监，波多黎各人和非裔美国人要遵守更严格的规定。在阿蒂卡，26.6%的波多黎各人和20.4%的黑人都是同居伴侣，但狱方的规定写得很清楚，事实婚姻的妻子或非婚生子均无权来探视。连同居伴侣之间的信件都会被没收。一个囚犯给他孩子的母亲写了封信，告诉她在他被关在阿蒂卡监狱期间该怎么联系他：“亲爱的，我知道你没想到还能收到信，所以请你一定要仔细多读几遍。我是托人从狱中把信偷带出来的……你写信的时候，务必确保你没犯错，也别写你的名字。”生怕她的信还是寄不进来，他又写道：“晚饭后6：30到7：30，我会听罗切斯特WYMR的广播。你打电话进去，他会问你有什么需要。这样我就能听到你的声音了。让他播放《我好害怕失去你》这首歌，再跟我打声招呼。这封信一寄出，我就开始听。”种族歧视在此如此明显，连白人囚犯也欣然认同警卫对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区别对待。 好斗的囚犯 Vs. 缺乏培训的菜鸟狱警 1960年代末，阿蒂卡变得越来越拥挤，监狱管理层却没有雇用更多狱警，反而决定让现有的工作人员负责数量日渐增多的囚犯。当狱警约翰?斯德哥尔摩1971年来到阿蒂卡时简直没法相信这一点，他意识到自己“要同时管理大约60到70名囚犯……有时，我们要带多达120名囚犯去吃早饭。事实上，监狱管理层也确实期望一名狱警每天陪两群甚至三群囚犯去食堂吃饭，并领他们去干活，去院子放风，狱警只能靠自己，随身也就一根警棍，这让警卫产生了巨大的焦虑，也使囚犯觉得害怕。 阿蒂卡的人数日增，秩序和平静变得很难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来阿蒂卡的囚犯的面貌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囚犯都很年轻，而且有政治意识，这些黑色和棕色皮肤的年轻人深受这一时期的民权斗争及相关著作的影响，他们更愿意站出来，而不会像阿蒂卡的那些老油子一样对恶劣的待遇忍气吞声。对此，狱警不禁心生恐惧和怀疑，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以为对这些好斗的小年轻下重手，诉诸恐吓、口头侮辱和动辄找茬会管用，却使好斗的囚犯“表现得越来越团结、好斗”，反过来又促使阿蒂卡的狱警越来越具有攻击性。 事实上，阿蒂卡的绝大多数狱警与非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人都不甚了解，他们来自纽约西部的小城镇，清一色都是白人为主、信仰天主教的村子，高中毕业以后几乎没有什么就业选择，只能来当狱警。1970年，阿蒂卡监狱雇用了398名当地人，年龄从22岁到60岁不等。新人的年收入在8500到9600美元之间，工作15年后，仍不到12000美元。许多狱警不得不干两份工才能养家，因而始终处于疲惫不堪却又神经紧绷的状态之中。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几乎没接受过任何培训。新人第一天来报道就上岗了，在领取一根警棍、一只警徽、一套制服后，就开始负责一群40人左右的囚犯。 起义前2个月，反抗开始了 阿蒂卡的管理层变本加厉地压制底层囚犯，对狱警的抱怨也更置若罔闻。 1970年7月29日，在阿蒂卡最令人讨厌的金属加工车间干活的囚犯拒绝开工，要求涨工资，他们坚称工资“太低了，在阿蒂卡干活就等于为奴”。这些人每天挣6美分到29美分不等，但狱政官员扣留了一半，说等他们获释时会发还。 一名白人囚犯对金属加工车间、食堂和监狱洗衣房的经济状况作了些研究，写了篇小论文，揭发对他们的剥削。而事实上，1969至1970年间他们的劳动使纽约州获利近120万元。 囚犯派出了一个小代表团与主管见面。可是，典狱长安排他怀疑会挑事儿的囚犯全部转移出了阿蒂卡。此举激怒了金属加工车间的工人，他们号召举行全面罢工。典狱长叫来了惩教专员，后者在与囚犯对话后，把金属加工车间挣6美分的人的薪水涨到了25美分，每天的计时工资封顶从29美分涨到了1美元。但专员一走，典狱长突然把大批罢工者关了禁闭。 典狱长的想法反映出了到1970年为止越来越多的州级和国家级政治人物的观点：现在是时候对任何冒犯权威的人采取严厉的惩罚了，对于违反法律的人，应该更加严惩。 2.阵容强大的控辩双方 坐在法庭上等待审判开始的两个人看上去都像是没成年。 约翰?希尔，阿蒂卡暴乱开始时他才19岁。如今，22岁的他看上去仍像个皮包骨的孩子。约翰?希尔作为被告出现在此次审判中，这件事本身就很讽刺。叛乱开始时，希尔来阿蒂卡还不到两个月。怎么看，他都不像是个老练的罪犯。小时候他抢过一家小店，结果被送进了少年感化院。之所以最后来到了这座最高安全等级的监狱，唯一的原因是，他年满19岁了，而感化院的苦差事还得几个月才完。他以为他会在1971年10月获得假释。 希尔1971年8月来到阿蒂卡，被安置在A楼，但他很快就设法去了金属加工车间，希望能在获释之前学到点真手艺。政治上他并不特别活跃，想不通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白人狱警如此敌视非白人囚犯，“有两个人因为排队时讲话就被打了”。当9月9日早上监狱炸开了锅时，他一点都不吃惊。这个地方“对警卫都恨透了，他们想打就打，想铐谁就铐谁，随随便便就把人单独禁闭”。希尔承认当威廉?奎恩遭到毒打时，自己是涌过“时代广场”的一大群囚犯之一。但他坚称他没有停下来殴打任何警卫，更别说把人打到伤重而死。 约翰?希尔的同案被告叫查尔斯?乔?佩纳萨里斯，和希尔一样22岁，瘦瘦的。阿蒂卡叛乱开始时，19岁的他才来了两个礼拜。16岁时，他从邻居的车库里偷了辆自行车，坐了两年牢。快19岁时终于获得假释，于是决定去加州，开始新生活。然而，他没告诉假释官，所以被送回了纽约羁押并被关进了阿蒂卡，等待假释委员会决定他的命运。 可是，不管他们有多年轻，都需要强有力的辩护人来面对对他们的指控。过去几年里，辩护团的好些律师确保他们收到的是适当的传讯，并代表他们提出了多项动议，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不清楚谁将在庭上代表他们。最终，约翰?希尔由威廉?昆斯特勒及其妻子玛吉?拉特纳辩护，他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既惊讶又感激”。当查利?乔得知为他辩护的是美国前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前阿蒂卡观察员赫尔曼?施瓦茨以及乔?希斯时，亦是感激不尽。乔?希斯是阿蒂卡兄弟法律辩护团的新晋律师，曾是越战老兵反战组织的活跃分子。 得知辩方拥有强大的律师团队后，西蒙内蒂的办公室陷入了恐慌，尤其是路易斯?艾达拉，他已被安排为州政府的这个案子辩护。毫无疑问，他们需要做到最好才行。昆斯特勒因为“芝加哥七人组”辩护已在全国声名大噪，而他在其他高曝光的案件中的工作也表明，他为委托人辩护是理直气壮、毫不妥协的。拉姆齐?克拉克在法庭上的形象截然不同，他举止更优雅，甚至有些高高在上。每次询问证人时总是站离证人席很近，一边踱步一边打手势。 这些辩护律师要面对的是一位“喜欢出风头”的检察官。艾达拉留了“一撮两头翘起的老式胡子”，争论起来声音很大，而且手舞足蹈、虚张声势。大家都知道他喜欢让他询问的证人从证人包厢里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表演出他们在证词中描述的被告人的一举一动”，使案子变得生动起来。 不过，在这些律师中的任何一位能对着陪审团发言之前，辩护团坚持要举行一次彻底的韦德听证会。这起案件中，最关键的是让州政府解释清楚它是如何确定是希尔和佩纳萨里斯杀害了威廉?奎恩的，而且他们的律师也非常需要在举行这种听证会期间拿到州政府掌握的大量文件。为希尔和佩纳萨里斯举行的韦德听证会由法官吉尔伯特?金主持，法庭上总是座无虚席。 韦德听证会开了几个月才结束，但从辩方的角度来看，这时间花得很值。他们从中得到了大量信息，发现州政府对希尔和佩纳萨里斯的指控完全站不住脚。比如，很明显，州政府有个关键的证人是在受到骚扰和辅导之后才同意作证的；有个囚犯表示他有对被告有利的关键证词，可从来没人要他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还有一名证人1973年2月12日接受了阿蒂卡调查员的面谈，并明确表示他不想上法庭，因为他没有任何信息可以帮到他们。但这没关系。据这名囚犯说，调查员叫他“坐下来，你个杂种，我让你走你才能走”，而且一直问他一些有诱导性的问题。这名证人说，随后他要求见律师，但被告知他“没这个权利”。 另一名证人在1973年7月10月其提交的书面证词中说，自从第一次和刑事调查局的调查员见面之后，他对调查员所用的审讯方法“倍感不安”，特别是他“不断加深的恐惧”，他因为身中7枪，还在“大量服药”，所以整个人“极度混乱”。他受到了刑事调查局调查员的威逼和恐吓，让他承认见过他压根儿就没见过的事，但他怕得要死，生怕如果不配合的话，警察会杀了他。 得知州政府对被告的指认往往是在所谓的目击证人受到严重胁迫的情况下进行的，甚至州里一些狱警的证词也是矛盾百出，辩方律师觉得他们有机会让案件被驳回。况且，在起诉希尔和佩纳萨里斯之前，大陪审团还没见过极有可能表明他们无罪的那些材料。金法官尽管对韦德听证会上听到的情况一点都不高兴，但他坚持认为没有足够的理由彻底驳回这些案件。陪审团的遴选工作因此于1975年1月5日开始。 到1975年1月，布法罗市挤满了全国各地赶来的阿蒂卡兄弟会的年轻支持者。“反种族主义和政治压迫全国联盟”说阿蒂卡“代表着有良知的人，因这个世界的野蛮和令人无法忍受的耻辱而把自己的名字嵌在了历史之中，但永远都不会被遗忘”。他们散发请愿书，要求“所有对阿蒂卡叛乱的进一步刑事诉讼必须立刻停止”，还定期在布法罗和全国各地举行游行。在所有示威活动中，参与者都觉得希尔和佩纳萨里斯正面对着政治审判。他们每天上街，明确表示他们拒绝接受“政府继续这样公开地以政治目的来利用法庭和监狱的企图”，一如他们“拒绝接受政府捏造的不实之词”。 这种街头政治活动显然令法官吉尔伯特?金神经紧张。他的法庭上的42个旁听席和媒体席每天都会坐满，而且由于《纽约时报》《纽约邮报》等媒体会报道审判过程，所以他的法庭极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政治舞台。负责阿蒂卡案件的法官卡门?鲍尔早已下令伊利县法院加强安保，甚至授权“雇用编外的安保人员”。任何在鲍尔审理阿蒂卡案件的过程中造成干扰的人，都会被“请出法庭”，有一名声援被告的年轻人拒绝放下其紧握的拳头，就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这种级别的安保措施毫不隐讳地表明，阿蒂卡被告及其支持者都极度危险，这对辩方团队而言可不是什么好事。尽管如此，威廉?昆斯特勒很自信，认为他能让陪审团判约翰?希尔无罪，拉姆齐?克拉克也对此有信心。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想用科学方法来遴选陪审团的意愿却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尽管对潜在的陪审员进行调查不仅合法—假设他们没有受到骚扰、恐吓、威胁，也没有人亲自上门接洽——而且就连检方也经常这么做，但有个潜在陪审员告诉法官有人给他电话问一些他观点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可能影响他在本案中的客观性。这一指控使得遴选陪审团一事被叫停了，1975年2月21日，宣誓就职的陪审团里仅有两名非裔美国人。 审判于2月24日正式开始。两人将一起受审，但被告的律师会依照各自的方式来处理事情。昆斯特勒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遵循一个大前提：陪审团必须尽可能多地听取关于该州在阿蒂卡的丑行的证据，而不是只关注他或其他人所说的导致威廉?奎恩死亡的混乱事件。然而，昆斯特勒打算将这个案子政治化的做法，却并不适合佩纳萨里斯的辩护团队里的一些人，比如赫尔曼?施瓦茨，他认为昆斯特勒即将犯下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已经有了一个“不友好的法官”，这么做只会加深法官和“州北部陪审团”的偏见，从而对两名被告不利。 昆斯特勒仍按照计划向陪审团列举了州警的暴行、调查员的失职、州高级官员的骇人行为。他甚至想传唤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本人，这样他就能从上往下而非从下往上地向陪审团讲述阿蒂卡的故事。拉姆齐?克拉克表示赞同，认为能让陪审团直接听取洛克菲勒的说法可能会对这两个案子都有利，尤其是州长一再声称奎恩是被人从二楼窗户扔出去摔死的。这至少可以表明，即便是州政府官员也无法直截了当地说出奎恩的死因。 金法官拒绝批准传唤州长，并要求将这一点记录在案：他不允许任何与州政府在阿蒂卡的行为有关的证据引入审判程序。金告诫辩方，州政府并未受审。然而，从昆斯特勒的观点来看，州政府就是在受审，事实就是如此。他希望在陪审团展示的一个关键论点是，威廉?奎恩尽管是在阿蒂卡起义的第一天因头部受重创而亡，但如果州政府在该对他提供治疗时没有那么漫不经心，他的死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州官员耗费了大量时间才把他从监狱转到医院，甚至连囚犯都乞求他们把他从床垫上抬走，送去医治。入院后，对他的护理也是马马虎虎敷衍了事，甚至从没把他转入重症监护室。 金刚刚决定驳回传唤洛克菲勒，昆斯特勒就要求他解决一个更为急迫的问题：被告和答应来为辩方作证的囚犯正受到法官在法庭周围布置的许多执法人员的恫吓与威胁，这使辩方的工作很难有效展开。昆斯特勒甚至提出要金在所有辩方证人每天往返接法庭的路上为他们提供保护，但也被金否决了。 年轻律师伊丽莎白?芬克在幕后协助辩方工作，最近还去伊利县监狱探望了查利?乔?佩纳萨里斯，很显然他遭到了毒打。芬克立即要求请外面的医生给他做检查，医生也确认他受到了严重的攻击。然而，狱医并不认可这名医生对佩纳萨里斯的伤情的描述。当他们把这件事呈告给金法官的时候，法官仍然不为所动，反而指责受到攻击的查利?乔，说“问题最终还是出在你身上”。 金对他们缺乏同情，并没有让辩方太过惊讶。一年前发现可能存在的安全漏洞之后，阿蒂卡兄弟法律辩护团请技术人员来检查过，后者同意出具书名证明，证明辩护团成员显然受到了外部力量的监视。最终，在1975年2月7日，州最高法院法官同意下令对辩护团的电话可能遭窃听一事进行调查。与此同时，西蒙内蒂的办公室也提交了书面保证，断然否认自己与FBI在这些非法行为中并无任何瓜葛。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总检察长办公室甚至都没“调查是否有没有法院签发过窃听许可”。 3. 证词的漏洞大到能透过光来 州于1975年2月24日开始就其案件进行辩论。西蒙内蒂的办公室“希望证明希尔先生用木器击打了奎恩警官两次，一次是在警官站着的时候，另一次是他倒在地上的时候”，并意图“证明警官躺倒在地的时候，佩纳萨里斯先生还趁机打了他”。为此，路易斯?艾达拉摆出了总共18名证人的阵势。 首先，陪审团从囚犯证人威廉?里弗斯那儿听说，他看见“希尔打了奎恩的脑袋”两三下。一星期后，罗伯特?柯佩克来到陪审团面前，陪审团非常想听他再说一遍1972年2月他对州调查员说过的话：约翰?希尔确实对他说过自己那天早上在‘时代广场’杀了一名狱警。艾达拉觉得州政府最好的证人是爱德华?齐默。他从齐默最先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的证词里，得知其亲眼看见希尔打了威廉?奎恩，还说看到了希尔所持的武器，该武器与奎恩尸检显示的致命伤相符。 艾达拉满怀希望，只要陪审团能听听齐默之类的证人的证言，那他的案子就铁定会赢，尤其是因为他心里也清楚，他将从奎恩受到攻击时就在时代广场上的狱警那里得到的证词是有问题的。他们都愿意指认希尔和佩纳萨里斯就是攻击奎恩的主要行凶者，但他们的说法并不总是一致，艾达拉也不确定辩方会不会提请陪审团注意这个情况。 不过，艾达拉并不准备让他的整件案子完全依赖于陪审团是否相信他的哪位证人的说辞。他需要唤起陪审员的情绪，让他们明白对奎恩的攻击有多残忍。在将所有证言提交给陪审员之后，他又将门罗县病理学家约翰?埃兰德医生请来，做他最后的证人。埃兰德医生尽职尽责地坐上了证人席，拿来了州政府作展示之用的恐怖图片，讲述了威廉?奎恩胃部“大”出血以及肺部积液的情况。艾达拉看得出陪审团确实有些动容，没想到奎恩被打得这么惨。 然而，一旦轮到辩方交叉询问证人，检方便开始有麻烦了。昆斯特勒和克拉克几乎把艾达拉传唤出庭作证的每个人都驳得体无完肤。他们对囚犯证人威廉?里弗斯的询问，让大家明白了里弗斯以为如果自己合作，就可以被转到其他监狱，获得假释甚至释放。更要命的是，对检方最重要的囚犯证人爱德华?齐默的交叉询问表明，齐默在被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作证前，最初确实对调查员说过自己看见一个黑人在打奎恩，一直在踢他的脸。但当他们详细询问有关那个黑人的情况时，齐默记不起自己看到的任何清晰的细节了，他的解释是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三年了，不可能每件事都记得住”。昆斯特勒挖苦地提请陪审员注意，说很有意思，就在最近，齐默对于奎恩被殴打那天谁做了什么连一个有用的细节都记不起来了，突然之间，在此刻的审判中，齐默却“记得清清楚楚”。他毫不客气地接着说：踢一脚不可能造成“检方声称致使他死亡的那些伤”，而州政府起诉的两个人也都不是黑人。更重要的是，“检方的这一对证人”齐默和里弗斯叛乱后被关在相邻的牢房里，在被州调查员约谈后可以彼此交流，后来他们又一起被关进了伊利县监狱，在准备出庭时住的也是同一家汽车旅馆。照昆斯特勒的说法，“对他俩是打包交易”，因为州政府需要两个人来支持彼此错漏百出的证言。 让艾达拉害怕的是，昆斯特勒也对州政府的狱警证人开火了。狱警罗亚尔?摩根在本次审判中一上证人席就指认了希尔，然而叛乱的第二天，也就是对奎恩的袭击发生仅几个小时后，这位当时24岁的狱警便对州调查员明确表示自己被打得很惨，视线模糊，不知道是谁伤害了他的朋友。确实，当他遇到奎恩的时候，不仅他自己晕头转向、血流不止，奎恩更是伤得不轻。当时，摩根在马里亚诺?冈萨雷斯和另一名囚犯的帮助下，将奎恩弄到了垫子上，带往安全的地方。在对州调查员的最初陈述中，摩根不仅没提到是谁打了奎恩，而且当调查员明确地问他“在发生整个这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过狱友或任何人说是谁袭击了奎恩警官？”他回答得斩钉截铁：“没，没听到。我只听说有个警官伤得很重，我就去帮他，这才发现躺在地上的是奎恩。”然而，后来西蒙内蒂的办公室在准备审判资料时再次约谈了这名狱警，这一次，他“从三本身份照册子里挑出了希尔的照片”。 昆斯特勒还提请陪审团注意戈登?凯尔西的证词，叛乱发生时，狱警凯尔西在“时代广场”上和威廉?奎恩在一起。夺回监狱后立马有调查员询问他，他也说无法确定攻击奎恩的人是谁。他在回答“你看到有人攻击奎恩先生了吗？”时，给出的答案是：确实见到其倒下了，“但至于是谁干的，我没法告诉你。我已经说过，他们人太多了”。他还说得挺详细：“他们手上都抄着家伙，都在大喊大叫，但说到是谁干的，我可说不准。”然而，几个月后，凯尔西的口风变了，告诉调查员他认为是个白人用一根2X4的木料打了奎恩。再后来，他认可检方的说法，即行凶者是约翰?希尔，就是那个浅棕色皮肤的年轻人打了奎恩。这样的胡说八道还不止于此。根据州政府自己的记录，凯尔塞后来“收回了对约翰?希尔的指认”，“因为希尔狱友没留寸头”，“他觉得打奎恩的那个狱友留的是寸头”。然而，到了审判的时候，凯尔西再次愿意指认是希尔给了奎恩致命一击。正如昆斯特勒对陪审团说的：“他当然能确定，因为那是州政府告诉他的说法。” 为了进一步让人怀疑检方诉希尔和佩纳萨里斯一案的可信度，辩方传唤了自己的狱警证人奥尔顿?托伯特出庭。托伯特的证词很重要，因为尽管在1971年接受刑事调查局的面谈时，他曾声称看见了奎恩被杀，但在辩方的施压下，他现在承认“他1971年自告奋勇对州警说得那些话都是谎话”，因为他想被调到一个更近的监狱工作，他其实压根儿就没见过奎恩。 辩方自己的囚犯证人对州政府的这个案子造成了更大的打击。一个名叫埃弗雷特?伯克特的囚犯成了“英雄人物”，这名27岁囚犯很可能会因为和辩方合作而受到州政府的某种形式的报复（或许撤销他的假释），但他仍然同意前来作证，理由只有一个：他知道约翰?希尔不可能杀威廉?奎恩，因为叛乱第一天希尔一早上都和他在一起。伯克特说得很坚定：“在那段时间，他从没见被告殴打任何人。” 辩方不仅通过伯克特辩称希尔不可能杀害威廉?奎恩，还想向陪审团表明，奎恩遭殴打一事其实有合法的证人，但没有人指认希尔和佩纳萨里斯是凶手。辩方证人查尔斯?雷蒙德?克拉茨利作证说，奎恩被打的时候，他就在现场，他“生动地描述”了一个人如何“给奎恩额头一击的”。尽管他没法确定那人是谁，但他毫不含糊地说，肯定不是此案中的这两名被告。媒体指出，比起检方的那么多证人，观者认为这名白人证人的话更可信。和那些人不同的是，他来作证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即便现在他还在罗切斯特的餐馆里洗盘子，报酬微薄。昆斯特勒特意让陪审团知道，他们只是给克拉茨利订了旅馆房间，给了他40块钱作为去法庭的交通费，其他什么也没给，他就来作证了。 除了克拉茨利，辩方还传唤了另外两名证人，他们也指认杀害奎恩的凶手另有其人，不是希尔和佩纳萨里斯。昆斯特勒向陪审员指出，西蒙内蒂的办公室早就清楚这些人的存在，如果将这些人召来，他们会告诉陪审团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昆斯特勒说，他们没传唤这些人，这是极不道德的。囚犯麦尔文?马歇尔的目击证词对州政府的案子来说是个麻烦，所以检方不允许他到庭作证。“他看见了奎恩先生，看见有人用一根木料或棒球棍敲了他的脑袋”，但“他看见的人是个黑人”。那马歇尔对自己的所见有多确定呢？昆斯特勒指出，他离得很近，看见奎恩被打得血流不止，所以还冲那个行凶者大喊“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杀他”，那人闻言确实停了手。第二名证人约瑟夫?南斯就说得更具体了，说不可能是希尔和佩纳萨里斯杀了奎恩。这名囚犯不仅坚称他看见是谁打了奎恩，而且他的提前假释申请还因此被拒，虽然他表现优秀，就因为他不愿意说是希尔杀了奎恩。 和昆斯特勒一样，克拉克也对证人进行了有条有理地质询，这些人证词的漏洞大到简直都能透过光来了。在同一场审判中为两个人辩护是极具挑战性的，但他们竟然轻易地就指出了州证人有多靠不住。两名律师都非常确信检方在起诉他们的当事人的过程中有不道德之处，所以急切地提出动议，趁辩论还没结束，要求驳回案件。说起这个动议，昆斯特勒热情高涨，有时甚而喊了起来，他说“自本案开始以来，这个法庭上每天都在上演的”简直就是“低劣的伪证”。他不仅暗示狱警作了伪证，还晃着脑袋直截了当地说：“法官大人，我认为你在这整个案子中所见的是州政府在证人身上精心布置好的细节，在我看来……这一举告就是彻头彻尾的欺诈，为的是给奎恩之死找个替罪羊。” 克拉克也提出撤销指控的动议，声称州政府拿不出可信的证据，既然缺乏证据，就应该立刻释放查利?乔?佩纳萨里斯。克拉克还公开表示：“在律所工作迄今24年了，我从没见过任何一个检方对谋杀指控提交的证据竟是如此不够分量、如此不堪一击、如此无法令人信服，我恳请你现在就终止这种令人不安的行为，撤销对佩纳萨里斯先生的指控”。克拉克提醒陪审团，只有一名男子声称目击了佩纳萨里斯对威廉?奎恩的暴力行为，也只有另一人声称在这个地方见过他，但两名证人都完全不可信。两名证人的话互相矛盾：爱德华?齐默作证说他看见佩纳萨里斯用棍子打了奎恩的肩部，这与约翰?埃兰德医生的陈述不符，医生说奎恩肩部没有受伤，即便真被打了那么一下，也不会要了奎恩的命。克拉克称齐默的证词是整个审判过程中，“迄今为止最模糊、最矛盾、最说不通、最难以置信”的证词。 克拉克想在结案词中再次提及这一点。他抓住最后的机会对陪审团讲话，强调了州政府该案中的疑点，这些他在要求驳回此案的动议中已经指出过。1975年3月31日，拉姆齐?克拉克带着陪审团过了一遍州政府起诉他委托人的证词，然后又系统地指出了证词中的具体缺陷：只有两名证人说他的委托人在场，其中只有一人声称看到其犯下了暴行。这两人谁都不可能看到他们说自己看到的。克拉克恳求陪审团现在就还他的委托人自由。 相比拉姆齐?克拉克低声下气、相对简短的结案陈词，威廉?昆斯特勒的陈词洋洋洒洒地持续了7个小时，历时两天。昆斯特勒深感沮丧，他觉得在这场审判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让大家听到能直接有利于他当事人的证词，但法官就是不让。他内心深信州政府在阿蒂卡的行为以及州长本人的证词，不仅与本次审判有关，而且能使陪审团认定约翰?希尔致威廉?奎恩死亡的说法有充分的合理怀疑。和克拉克一样，为了抑制种挫败感，他煞费苦心地带着陪审团过了一遍他们所听到的证词，指出其中大量说不通的地方，以及陪审为什么应该认为这些证不靠，其原因就是们都受到了物质激励。 昆斯特勒还重申了他的论点，即整个庭审程序都是为了向陪审员暗示他的当事人是个危险人物，得给他定罪。他指出：“陪审团由武装警卫护送”，更糟的是，法官发表了昆斯特勒认为的“会引起陪审团的偏见的公开言论”。昆斯特勒坚持认为这样做很荒谬；约翰?希尔和查利?乔?佩纳萨里斯都是“最无助、最弱势的嫌犯”，他认为正因为这个，检方才把罪名扣到了他们头上。 在纽约州，检方得以在刑事案件中最后发言。路易斯?艾达拉在克拉克与昆斯特勒之后对陪审团陈词，他坚称，证人是在宣誓后指认约翰?希尔和查利?佩纳萨里斯是杀害威廉?奎恩的凶手，辩方竟还说证人的话不可信，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的一名证人对袭击奎恩的人的体态特征给出了比较模糊的证词，而其最肯定的一点是此人有一对“斜眼”（昆斯特勒揪着这个细节不放，被艾达拉嘲讽），对此，检方要求陪审员想想这个描述是否真的很含糊。他说：“请你们扪心自问，[那些囚犯中]有多少人是斜眼？”这下你会知道“有多少狱友可能犯了这个罪”。 关于希尔与佩纳萨里斯有罪与否的辩论一结束，陪审团便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了法庭，进行漫长的审议——总共25小时。 监狱外的人群仍在为被告举行集会和抗议活动，他们对判决结果不太有信心，而站在法院两侧的警察也同样没信心。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那天一大清早，警察下令驱散法院外的人群，结果引发了冲突，数人因此被捕。在结案辩论期间，又有约400人来到法庭外示威，5人被捕。约翰?希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没戴铐子，他在休庭期间抓起一个扩音器，“恳求示威者听从警方的提示”。由于觉得自己被判无罪的可能性很大，他很担心他的支持者和警方之间的冲突会使陪审员做出对他不利的决定。 1975年4月6日，陪审团终于做出了裁决。陪审团主席是位女士，“也是陪审团里两名黑人之一”，她郑重宣布约翰?希尔被判犯有谋杀罪，查利?乔?佩纳萨里斯被判犯有二级攻击未遂罪。被告目瞪口呆地盯着陪审团，约翰?希尔怀孕的妻子抽泣起来，“拥挤的法庭顿时一片群情沸腾”。当金法官“命令副治安官们将被告铐上带走……并关进监狱”时，人群爆发了。法庭陷入了混乱，威廉?昆斯特勒跳起身来，要求知道为什么还没宣判就将他们还押，人群大声呼喊着同意他的说法。这时，金法官在法庭上大喊肃静。花了好几个小时，才让法庭恢复秩序。 这一裁决“令人震惊”，对许多仍在等待受审的人而言似乎是个非常不好的预兆。如果州政府指控约翰?希尔的案子弱成这样，充满了矛盾、贿赂，缺乏确凿的证据，但检方还能将他送进监狱，说不定还是终身监禁，那么，他们让阿蒂卡的其他被告在监狱里过完后半辈子又要得了多少证据吗？ \" \"【编辑推荐】：◎1971年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监狱骚乱◎一次全面考察美国监狱制度的机会◎45年追寻司法正义，成就了美国民权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本书2017年一举拿下普利策历史奖和班克罗夫特奖。◎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同时进入了14个“2016年最佳图书”榜单，其中包括《纽约时报》《柯克斯评论》《出版人周刊》《新闻周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波士顿环球报》等。◎《纽约时报》破天荒地给了4个版面介绍《水中血》及其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