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七辑中）

作者简介

程章灿，1963年生，福建闽侯人。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石刻文献、魏晋南北朝文学、欧美汉学等。著有《魏晋南北朝 赋史》《唐诗入门》《旧时燕——一座城市的传奇》《潮打石城》等。

内容简介

公私之間：曹丕《典論》創作與傳播的兩個維度 付英超 漢末魏晋之際，子書創作空前興盛，劉永濟稱“至於陸賈以降，辨事議政之作，箴時方人之論，雖亦條支九流，而皆蔓延雜説。上焉者固足發明己志，垂聲來葉；下焉者則體勢漫弱，依采貽譏矣”，就是概括子書創作的歷史狀况。曹丕所作《典論》爲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其中被蕭統收入《文選》的《論文》一篇，因專門探討文學思想，提出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著名論斷，成爲後世文人學者不斷研讀的經典文章，在文學史上影響甚大，相關研究成果也非常豐富。然而，與《論文》研究成果汗牛充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學者對於整體的《典論》一書的關注和研究却非常薄弱。即便是在古代，《典論》在曹魏以後受到的關注也并不多，該書也逐漸亡佚。但在漢魏之際，作者曹丕本人以及繼承者曹叡都對這部書非常重視，爲推廣這部書作出諸多努力，即便如此，這部書仍然没有完整地保存至今。 從書籍史的視野出發，《典論》的創作、推廣以及亡佚反映着漢魏子書作者立言以不朽的著述願望、努力以及書籍生滅的生命周期。綜合來説，作爲書籍，《典論》具有兩個方面的突出特點：一方面是它的性質，作爲子書，它本是曹丕爲撰述“一家之言”的自我抒寫，但因爲曹丕創作時的太子地位以及後來的帝王身份，使得這部子書又有着相當特殊的政治意味；另一方面，從傳播上來説，曹丕與曹叡極力推廣這部書，試圖將其作爲不刊之論流傳下去，但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都未能如願以償。漢魏書籍史上子書興起，探討《典論》的這兩個特點無疑對我們瞭解當時的書籍著述及流傳有着重要的意義。 一《典論》篇章創作及其流動性 探討《典論》創作與傳播的問題，首先要以《典論》其書與諸篇内容的創作時間爲基礎。《典論》創作的時間，學界一般都粗略認爲在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立爲太子前後，因爲這一時期對《典論》一書的記載開始集中出現，如卞蘭《贊述太子賦》及其《上賦表》： 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奉讀無倦。 著典憲之高論，作叙歡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妙辭。 此處卞蘭對曹丕與《典論》給予高度評價，認爲《典論》體現出曹丕的文才與沉思，在曹丕諸多作品中推出《典論》作爲代表，無疑反映時人對《典論》一書的重視。曹丕被立爲太子是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十月，而《贊述太子賦》中提及“相鍾繇”，檢《魏書》，鍾繇任相國時間在建安二十一年八月至建安二十四年九月，故卞蘭賦創作時間該在建安二十二年十月至建安二十四年九月，此時《典論》既已被卞蘭等人閲讀和稱頌，説明該書在内容和傳播上都已有相當的規模。 該時期相關記載又有王沈《魏書》： 帝初在東宫，疫癘大起，時人凋傷，帝深感嘆，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内，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嚴可均將《與王朗書》的創作時間定爲建安二十二年冬，應是據“初在東宫，疫癘大起”而判斷，曹丕被立爲太子是在冬十月，建安二十二年冬又正是鄴下瘟疫爆發的時間，這一繫年是很準確的。王沈在引文後緊接着寫道“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不少學者據此認爲曹丕着手寫作《典論》即在建安二十二年。該觀點并不合理，原因有二：一是叙述手法上，王沈撰《魏書》是站在史官角度陳述因果邏輯，這一段意在説明曹丕創作《典論》與其“篇章不朽”的理念有着重要的關係，但并不能據此認爲寫完此信之後纔開始着手《典論》寫作，不然詩文百餘篇皆此後一時所作，於理不合；又揣摩用字，此處言“所著”本身也有已然的意味，曹丕思想轉變的結果表現爲進行作品整理活動，而非着手新的創作活動。二是關於“論撰所著”的解釋。《禮記·祭統》即有“論撰”一詞，孔穎達疏曰：“論謂論説，撰則撰録。言子孫爲銘，論説撰録其先祖道德善事。”論撰爲論説撰録之意，撰録自己所著《典論》等文章，正是在自我反省，思想發生轉變以後進行的作品整理活動，則可以認爲《典論》的文本已經大致撰成或者至少已有一定規模。所以本文認爲建安二十二年并非《典論》寫作開始之年。 《古典文献研究》首个“中”卷，武秀成教授荣休纪念特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