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中国古史新考/文史哲丛刊第二辑

作者简介

王学典，山东大学教授，《文史哲》杂志主编。长期致力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思潮研究。出版有《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新史学与新汉学》、《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等专著，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等多项课题，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李扬眉，山东大学副教授，博士，副主编，山东曲阜人，1995年进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学习，200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史学理论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参与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项目课题：“‘古史辨’派与古籍整理研究”等。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现已在《文史哲》、《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和《山东社会科学》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内容简介

有关均田制的一些辩析（节选） 赵俪生 井田制和均田制，是我国历史上两个大的田制；对世界历史说，也是两宗重要的历史范例。而井田制跟均田制又有所不同，前者基本上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自然衍变的结果，而后者则是某些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从井田崩溃以后的屯田和占田、课田这些人为措施中，吸取了正反两面的经验，又针对公元 4、 5 世纪的现实情况，而精心炮制出来的一套制度。它有力地说明，统治阶级的人物是可以进行一些调整和调节，以使生产关系不至于严重地与生产力的发展相脱节。在“均田”的调整或调节下，矛盾重重的中古统治，又为之延缓了三百年。所以说，均田制不仅是一个大的田制，而且也是一个稳定的和起着一种稳定作用的制度。据此，说它是一种“昙花一现” 的制度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在说它是“昙花一现”的同时，还说它是“开倒车”的，这话也值得辨析。“开倒车”，自然是意味对社会前进起着一种“促退”的作用。“促退”的对立语自然是“促进”。但历史上的制度，偏偏就有既不是单一的促进，也不是单一的促退，或者说，既有促进的一面，又有促退的一面。均田制正是这样。按照人们财产所有制从公有到私有、从浅化的私有到深化的私有这条线索来考虑，均田制是代表国家权力来对私有财产企图进行干预的制度，它起着使私有制这种“异化”力量延缓或者拖迟的作用，从而我们说，它至少对社会前进不是多么起着促进的作用的。但人们之所以说它“开倒车”，则是从另外一方面立论，是从“中国北部经济生活倒退了两千年” 的论点出发的，这就不符合实际了。关于“倒退论”之不符合我国中古历史的实际，我个人已有所论述，此处不多赘言。在这里，需要重点申辩的倒是，之所以不止一位学者如此立论，是由于他们认为均田制是氏族制或者公社的恢复，或者至少是氏族制与封建制的混合物，认为均田制的二重性表现在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矛盾，这就不能不引发人来着重地辨析一下了 宋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考辩（节选） 李华瑞 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首次系统论述了宋代的“国是”问题，并对宋代党争作出了新的解释，是近年来关于宋代政治走向的一篇大制作。余先生在第五章“国是考”序言中说：“如果我们说：不通过‘国是’便无法彻底认识朱熹的历史世界，那也不算太夸张。但据我浏览所及，这个重要的政治现象，尚未见有人作过系统的讨论。所以本章拟专以‘国是’问题为中心，根据原始资料，勾画出一个大体的轮廓。”余先生在讨论宋朝“国是”起源时，将“国是”的起始年系于变法全面展开的熙宁三年，“国是”的核心是不许“异论相搅”，并且是由宋神宗与王安石等人共定。这个看法又在沈松勤所著《南宋文人与党争》一书得到引申和发挥 b。然仔细考量似与相关史实有一定出入，故提出来进行再讨论。 余先生和沈先生论及宋代“国是”问题，均是以熙宁三年四月甲申，宋神宗与司马光的一次对话为起点。 上曰：“今天下汹汹者， 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 众之所恶’也。” 光曰：“然。 陛下当察其是非， 然后守之。 今条例司所为， 独安石、 韩绛、 吕惠卿以为是， 天下皆以为非也。 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 对于这段对话，余先生说这是“‘国是’观念在宋代朝廷争议中的第一次正式出现”，并从其史源、历史背景和对话的意义作了很详细的考订和解读，最后得出“神宗接受了《新序》的一项基本原则，即‘国是’不能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而作单方面的决定；相反地，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结论。但是现存宋代文献记载“国是”之事，似始见于宋神宗熙宁元年五月右正言孙觉《上神宗论所急者近效所勤者小数》：“臣近陈愚款愿陛下时御便殿，召大臣或从官，各以其类数人偕进侍坐，以讲求治道，因定国是，兴太平之功。臣窃计陛下日力且不足矣。何则？陛下御前殿，复御后殿，退则览中外章奏而可否之，往往至于暮夜。大禹勤俭，文王日昃不遑暇食，亦何以过此！臣愚窃以谓此所急者近效，所勤者小数，而于远图或有所遗，大道或有所蔽也。”孙觉这道奏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神宗即位之后，即汲汲于治道，“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国是”的商定已在积极进行中。在这里“国是”的商定尚未有特别的政治意义。 钩沉索隐，一探中国古史的幽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