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反讽：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

作者简介

李放春 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硕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现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研究专长包括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社会科学史、历史社会学。

内容简介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一部分（前三章）总的来讲是提出问题，第二部分（第四章、第五章）则是解决问题。这部社会科学的研究经典，它和大家通常读的那些人文经典不一样，从起点上就不一样。这个研究是从哪里发起的？从统计数据出发。韦伯将自己的问题意识建立在职业统计（Berufsstatistik）的数据基础上。现代社会科学著作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或者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一样，其整个思考方式、提出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要有经验事实的基础，并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加以分析、解释。 职业统计：宗教归属与社会分层 韦伯关注的经验事实是宗教归属对于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的影响。职业的统计会显示出一些趋势，即新教徒在工商、技术等现代行业精英以及熟练工人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当然，普通老百姓平时茶余饭后也会聊聊这个问题，有的人会讲，犹太人真会挣钱，你看咱们德国人就不行；有的人会说新教徒挺能干云云。但这只是大家比较模糊的感觉而已，并不是科学研究。要找到比较确定的事实基础，要等到20世纪初的时候，比较广泛地运用统计学，诸如人口统计、职业统计此类的东西，从这些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出一些比较明显的趋势。韦伯提出问题的策略是比较“狡猾”的，他说这个问题曾经几度在天主教出版物和文献以及在天主教大会上引起争论。因为在德国，本来就存在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一上来就说新教徒比天主教徒优秀，谁能接受？天主教徒从情感上就接受不了。这就相当于我们说南方人比北方人优秀，或者北方人比南方人优秀，无论谁说这个话，另一方都不能接受。所以，韦伯便抖了个小机灵，借北方人的刊物来讲南方人优秀：“一种曾经几度在天主教出版物和文献中以及在德国天主教大会上引起争论的局面：在工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现代企业中的高级熟练工人乃至更多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职员中，都是新教徒占据了优势。”这是个统计性的事实，但是，即使是呈现统计性事实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策略考量。当然，韦伯真正的经验基础是他指导的一个学生写的论文，就在离海德堡不远的一个叫巴登（Baden）的地方做的调研，统计结果清晰显示了新教徒的优势地位。 韦伯从经验出发提出了这个问题。更广而泛之去讲，他说几乎在任何地方，首先是德国，经济界的精英大多数是新教徒。再看德国内部的德国人和外国人，如德国东部的日耳曼人和波兰人，波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德国人是以新教徒为主，好像德国人就显得比波兰人“优秀”似的。如果是在美洲，最明显的就是北美和南美的区别，北美是新教徒的，南美是天主教徒的。美洲都是被欧洲人殖民的，怎么被天主教殖民就成那样，被新教殖民的就成这样？这可说是韦伯问题意识的某种延伸。那么在德国内部，也是这样：“几乎在任何地方，只要资本主义在其迅猛发展时期任由社会的人口分布按照自身需要发生变化并决定其职业结构，那里宗教归属的统计数字也都会表明同样的局面。”这是讲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某一类的宗教之间似乎有一种亲和性，而且的确是有很多经验证据可以作支撑。自从韦伯提出这个问题，很多学者就去做经验性的数据统计，一直在做。很多人对韦伯的观点是不服气的，特别是那些非新教背景的学者，就去找数据推翻它。远的不说，最近德国慕尼黑大学的一位经济史教授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试图全面推翻韦伯关于新教促进经济发展的命题。他的数据基于1300至1900年间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二百七十多个城市的情况，统计分析显示六百年间天主教城市与新教城市的经济增长表现相差无几。换句话说，韦伯的命题不过是个神话而已。从这位学者的姓氏Cantoni来看，他应该是意大利裔（天主教背景），那么对韦伯的新教命题不满意就在情理之中。无论如何，这个问题看来还不是一个过去式，争论仍在进行当中。 回到文本。韦伯讲，当然这种优势的形成也可以说成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新教徒多半家庭出身比较好、有遗产、受过高等教育。这是比较唯物主义的一种解释。不要说谁天生就优秀、谁的文化优秀，还不是因为你们物质条件比我们好？城市的孩子就比农村孩子聪明吗？很多社会学家说其实是因为农村的孩子没有城市孩子的那些资源和教育条件而已。如果只看大学，就忽略了不同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吸收的教育资源是不一样的，横断的比较就没有意义，而要去看历史条件。所以，这种反驳也是很有道理的。韦伯没有说历史原因完全没有道理，而是说过去的历史遗产本身就值得解释。为什么从16世纪开始，那些经济最发达、自然资源最丰富、自然环境最优越的地区，特别是那些富庶的城镇都转向新教了呢？正是因为他们都转向新教，才致使后来新教徒的家境普遍比较好。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这些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都特别赞成教会中的革命呢？大家注意，这些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跟我们通常想象的情况是存在很大反差的。我们想想，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哪里呀？先是广东，然后是广大的沿海地区。当时的舆论说，改革开放把经济搞起来了，但“苍蝇”也随之进来了。这什么意思啊？它指的就是各种世俗化的东西，录像厅、洗脚屋之类各种世俗文化就从港台进来了。人们认为，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纵情享乐之间存在一个正相关性。我们去看中国的历史，这种相关性似乎也是很明显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重视明代中后期的经济变化，一般认为到明中叶以后中国经济其实是有一个较大的转型。朱元璋开始打天下时很辛苦，自己也过过苦日子，开国皇帝最见不得贪污腐败，所以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最爱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整肃贪官污吏。到明中后期，中国的商业经济逐渐发达起来了，这有很多经验证据，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丝绸业、轻工业起来以后，经济繁荣。这时候，中国的文化也在经历着转型。转型的标志是什么？像《金瓶梅》这样的作品就标志了市井文化在中国都市的兴起。这是人们容易看到的一种相关性。 但韦伯讲的不是这个，而恰恰是反过来。他讲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经济和文化之间的这种关联，而要问的是为什么在经济最发达地区同时也都特别赞成教会中的革命，就是所谓“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是干什么呢？我们千万不能把它理解成，过去宗教对人性的束缚太多了，现在要把这绳索给解开。宗教改革是说，天主教已经腐败透顶了，你把权威交给教会之后教会就要腐败，所以宗教革新是要把神的意旨直接交给个人，然后要每个人自主地去管理自己的生活。大家看下面这段话： 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消除了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毋宁说，那只是用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取代先前的控制。这意味着否定了一种非常松弛、在当时实际上已经感觉不到、差不多只是徒有其表的控制，而支持一种对所有行为进行的调整，它渗透进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所有范畴，不胜其烦但却得到了认真执行。 这才是“宗教改革”的意思。 原来天主教就跟中国的佛教一样，宽容得不得了，好多人一辈子没干好事儿，到临死前去忏悔，然后神父就说主宽恕你了。这些金主给教会捐款，买赎罪券。在新教看来，这就是宗教的腐败。美国有部电影《教父》，那部片子的主角是纽约的意大利黑手党家族，就是典型的天主教文化传统。 宗教改革以后，有了天主教、新教之分，其实都是基督教、耶教。新教是从天主教里面分裂出来的，其中包括了加尔文宗这个大教派。“正如它在16世纪的日内瓦和苏格兰、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的荷兰大部分地区、17世纪的新英格兰，以及一段时间内在英格兰本土所实施的那样，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居然能够存在但又绝对无法忍受的对于个人的教会控制形式。”你看，不好受的，不是让你解放的，而是要把你管得严严的，是自己就要把自己管得严严的。然后，再看下面的几句话：“当时的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那些国家中正在蒸蒸日上的自由民中产阶级不但没有抵制这种史无前例的清教专制主义，反而为保卫这种专制发展出了一种英雄主义的精神，这该如何解释呢？资产阶级本身表现出的这种英雄主义可谓空前绝后。”19世纪英国评论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经说过，这是“我们最后的英雄主义”（the last of all our Heroisms）。此话是哲人痛切的怀古之语，中国学生读到这些话，可能理解上会有困难，因为涉及很多历史文化背景。你可以把它简单化地理解成民间的宗教力量对于官方化宗教的反抗，什么东西一旦被官方化了以后就容易变成形式的、空洞的，然后民间就会有一种力量出来，说你那些个东西已经不代表神的意志了，所以民间自己起来发展宗教。在欧洲，最初大家都是天主教徒，“天主教”是我们中国人的叫法，其实就是“基督教”。但是后来民间一些像路德（Martin Luther）这样的宗教改革家就开始站出来讲，再不能按你们教会说的去做，把人都教坏了，我们自己做，重新立一套规矩出来。然后，再看英格兰，17世纪初时英格兰已经是新教国家了，但还有个国教与异端的问题。好多虔诚的信徒对英国国教看不惯，去挑战权威，然后这帮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s）的人就受迫害，他们受不了就跑去了北美。所以，美国最初的十三州，就是那些不信国教者离开英格兰，去新大陆建设一个可以寄托宗教理想的“新英格兰”。韦伯说，在17世纪的新英格兰，那些虔诚的清教徒移民们是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情怀，要去实现他们的宗教理想。这种理想就是要对自己实行严格的专制，而不是说到美国以后，踏上了自由的国土，这下可没人管了。不是这样，完全是反过来的。那这个问题就比较有意思了，为什么经济发达了人们反而会赞成这样一种宗教专制？同学们这里要注意，这种现象不是韦伯在20世纪初写文章时德国或者欧洲的现象，而是一个历史的现象。 以上是韦伯全文的开篇。我们不是这个文化背景的人感触还不会那么深，但如果是一个西方人特别是英美人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文本的话应该会比较亲切。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大学里往往会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拿出来作为吸引孩子们走向社会科学的入门书，文化上太亲切了。中国学生读起来就会有一些隔膜。 资本主义营利生活与宗教虔诚 下面，韦伯讲到教育类型如何影响人们的职业方向。这主要也是基于他那个学生在巴登做的调查统计。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家庭的教育选择倾向不同：天主教家庭乐于给子弟选择的是高级中学所提供的人文教育，比如学点希腊语、拉丁语之类，以后便于学习神学；而新教徒更多地选择那种比较偏重实业的教育，比如实业中学、技术工艺学校、工商学校等。可想而知，相比新教背景的学生而言，天主教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后就较少参与德国的现代商业生活或者说营利生活（Erwerbsleben/business life）。随后，韦伯指出，这个事实有点违背常理： 这一事实更为令人惊诧，因为它与任何时候——包括现在——都可以观察到的一种趋势恰好相反。屈从于一个统治者群体的少数民族或少数派宗教，由于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影响之外，一般都会在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驱使下介入经济活动。他们当中最富有才干的成员都会力图在这一领域满足使自己的才干得到承认的愿望，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为国家效力。俄国与东普鲁士境内的波兰人肯定就是这样，毫无疑问，他们在那里的经济发展要比在他们占支配地位的加里西亚快得多。再往前说，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胡格诺教徒，英格兰的不信国教者与贵格会教徒，最后还有不可不提到的两千年来的犹太人，也莫不如此。 如果是我们中国人写这段话一定还会加上东南亚华人，这也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因为华人移民在东南亚很难进入国家权力机构，所以就在经济领域努力，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本来人们觉得中国人似乎也不大会做生意赚钱，比如“安土重迁”“与世无争”“难得糊涂”之类的说法，怎么一到东南亚就成了搞经济的人才，乃至被称为“东方犹太人”了！其实，照韦伯的说法，这在世界史上是一个比较有普遍性的趋势。 然而，怎么日耳曼天主教徒不是这种情况呢？在德国，天主教徒是少数，从宗教上说是“少数族群”，那为什么他们不努力赚钱呢？怎么反而是新教徒在经济方面更占优势呢？韦伯说： 确凿无疑的是，新教徒（特别是后面还要详尽探讨的新教运动某些分支），不管是作为统治阶层还是被统治阶层，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发展经济理性主义的特殊倾向，这在天主教徒当中却从未达到同样的程度，不管他们的处境是上述的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因此，我们必须到他们宗教信仰的永久性内在特征中，而不光是在他们一时的外在历史–政治处境中，来寻求对这一差异的主要解释。 这是在层层推进地提出他的问题。你的问题，可能一下子就被别人推翻了，人家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韦伯说我这个问题不是，跟一般的情况恰恰是反过来的，那么，就不能照一般的道理去解释它。这里，韦伯提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一种发展经济理性主义的特殊倾向”，而要解释它就必须“到他们宗教信仰的永久性内在特征中”去探究。这样，就把问题的焦点从外部因素转移到宗教本身的内在特征了。 需要注意的是，韦伯在讲到因果关联时的措辞是“可能”而不是必然，讲的是所谓“客观的可能性”。韦伯的社会科学是非常谨慎的，从来不会说发现了一个什么新的规律，而只是说我们在这些经验基础上去发现一个可能的因果关联。 关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比较，德国人最喜欢讲的一句俗语叫作“要么吃好，要么睡好”。什么叫吃好？想吃好就得挣钱，有了钱以后才可以享受，对吧？这是新教徒的伦理。而我们天主教徒不是这样的，不求飞黄腾达，就像中国老百姓常常讲那些有钱人有什么好，你看钱多了以后给他们带来那些个麻烦，我们没钱的，睡得特别安稳。这是德国老百姓讲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文化差异。韦伯则说，现在的清教徒可能是这样子的，但历史上却并不是这样。历史上英国、荷兰、美国的清教徒，他们的行为特征与纵情享乐恰恰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要研究的不是新教徒今世物质欲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恰恰是得反过来想问题：新教徒的禁欲主义、宗教虔诚和资本主义获利活动的内在亲和关系。这样的关联不是直观就可以看到的，而是相当反直觉的，需要大胆地去想象，去构建，去揭示。如果是直观可以看到的，那就没有什么探究价值了。普通人都能看到，努力赚钱是因为想吃好喝好享受幸福生活，这东西还需要去做科学研究吗？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去揭示普通人看不到的那些历史真相或者说历史的“客观可能性”。这才是研究的价值所在。 事实上，“一种非同寻常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最彻底的虔诚形式结合在同一批人、同一些群体身上，而这种虔诚已经渗透并支配了他们的全部生活”——新教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教会和教派都有这种典型特征，特别是加尔文宗，无论它在哪儿出现，总是体现这种结合。为什么宗教信仰越虔诚，就越能挣钱？这两者怎么会合为一体呢？我们不是常说“无商不奸”吗？我们讲，中国的儒家文化重义轻利，因此讲到商人的时候就少有好话。其实，西方过去也是这样。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前资本主义的认识。韦伯要讲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资本主义早期的时候，恰恰是一帮怀着强烈宗教虔诚的新教徒在有意无意间引领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在他看来，这才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接下来，韦伯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新教教派在这方面都具有同样强大的影响力。加尔文宗“似乎比其他教派更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即使在德国这个路德宗国家，加尔文宗的影响也是最强的。为此，韦伯的同事、前辈学者格特恩（Eberhard H. Gothein，一译格赛因）在他的经济史研究中就曾把加尔文教徒在各地的聚居地称作“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贵格会在英格兰和北美、门诺派在德国和荷兰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这些教派都是把宗教生活方式与极度发达的商业头脑结合在一起的范例。此外，虔信派（Pietism）也是如此。 无论如何，所谓努力工作的精神、进取的精神，其觉醒往往归功于新教。但是，韦伯指出：“对此，务必不能像流行的做法那样把它理解为追求生活享乐，也不应在任何意义上与启蒙联系起来。”这是在研究理路上提出了“两个务必”，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那些早期基督新教领袖们与今天所说的“进步”几乎毫不相干。当时，他们“直接敌视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韦伯一再提示我们，要打破一些想当然的成见，特别是现代人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如启蒙理性的思维定式），才能回到历史“现场”中去。为此，他提出： 如果说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它的所谓多少是唯物主义的或者至少是反禁欲主义的生活享乐中，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这种联系。 韦伯特别征引了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1748）一书中对英国人的评论：他们“在世上所有民族中取得了三项最长足的进展，即虔诚、贸易和自由”。借用这句经典评论，韦伯表达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即英国人的商贸活动（以及自由政治制度）与他们的宗教虔诚之间会不会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呢？就此而言，我们或许可以把他提出的问题表述为“孟德斯鸠命题”吧。 ★甘阳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讲席教授） 阎克文 （浙江大学“马克斯·韦伯著作翻译与研究中心”主任） 李猛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元培学院院长） ———————————————————————— 联袂推荐 ★抽丝剥茧，深入浅出，韦伯专家领读社会科学名著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部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韦伯在其中对早期现代西方以营利为天职的“资本主义精神”及其潜在的新教禁欲主义伦理渊源做了匠心独具的妙笔钩沉。 重庆大学李放春教授以多年的研究与教学积淀，细密导读这部社科名著。从问题的提出，到历史回溯，再到理论推演，进行逐章逐句、有点有面地解读，以清晰的脉络还原“韦伯命题”的思想理路，为初读韦伯者提供思想津梁。 ★穿越重重译解，判析关键概念的本来面目 收集并梳理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各个英译本和中译本，以及各方学者阐释，在错译和差异之间回顾对韦伯的接受史，由此精确定位核心表述的实质含义与系统价值。 ★聚焦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厘清资本主义的文化血统 特别关注韦伯展现的论述技艺与方法，勾勒以谱系学眼光梳理资本主义精神之“文化出身”的研究进路，并强调历史的非理性结果，在归因和悖论的交错之处，展示历史的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