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

作者简介

陈乐民（1930—2008），国际政治与欧洲学家。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前欧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欧巨变与欧洲重建》、《战后英国外交史》（主编并主要撰稿）、《西方外交思想史》（主编并主要撰稿）、《欧洲文明的进程》、《十六世纪葡萄牙通华系年》、《20世纪的欧洲》、《欧洲文明十五讲》、《莱布尼茨读本》、《徜徉集》、《启蒙札记》、《对话欧洲》等。

内容简介

我们需要一次“文艺复兴” ——对中西交流的一些看法 中西文化交流是个老话题了，但是人们还要不厌其烦地、时不时地拣起这个老话题。 谈交流，必然涉及差异；道理很简单，若无差异，何来交流？所以，交流是以差异为前提的。 这里，我只是十分概括地对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些问题谈些想法：一是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二是关于中西文化交流问题的认识。 需说明的是，此处的“文化”，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文化”，并不涉及文化领域里的特定具体形式或门类。 第一个问题，我对中西文化的认识。 在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中，通常最为宽泛的说法，指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十分严格的。 西方文化比较容易理解。虽然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有所不同，即使在欧洲范围内，也有不同的文化；但是，从根本和源流上看，都可以上溯到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明。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汇经历了从古到今的自然历程。西方文明所使用的概念（concepts）和范畴（categories）是相通的。 东方文化则复杂得多。西方人常有以“儒”家来概括东方文化的，这是一种误解。东方文明没有像西方文明那样有共同的“根”，甚至以中国文化论，也不好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儒”家。第一，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儒”，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是“儒”“道”“释”三家合流，还不要算影响很大的“法”家、“墨”家等等。第二，“儒”是一种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它不是宗教；中国文化中有哲学兴趣的主要是在“道”和“释”里，有些思辨的（speculative）味道。“儒”“道”“释”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磨合，到11、12 世纪融合成以“儒”为主的传统的文化，一直统治着中华帝国的封闭社会。 这种文化在亚洲东部有些影响，在亚洲其他部分几乎没有或很少有影响，它们都有自己的本土文化。如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突厥文化、波斯文化等等。有人把日本、朝鲜半岛都划在“儒”家文化圈里；诚然“儒”在那里有些影响，但是它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讲这些，只是为了说明东方文明有许多不同的“根”，虽然它们之间有沟通，但是与西方那样有共同的“根”不一样。 再一点，任何文化都不是自在自足的，它随时要吸收新东西，所以文化是有集纳性的（absorptive）。中国传统文化中“释”的成分就是从印度吸收进来而“中国化”了的。西方文明同样也不是自在自足的，它的基督教文明就是产生于东方，而后在西方扎了根的。英国哲学家罗素（B.Russell）有这样一段话：“希腊从埃及学习，罗马从希腊学习，阿拉伯人从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欧洲从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的欧洲从拜占庭学习。在许多这样的事例中，学生总比他们的先生更要强些。”这是历史的事实，表明早期的西方文明是吸收了东方文明而混成的。不过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和亚洲东部还没有规模很大的交流，因为交通还不发达。 这样的历史事实说明，任何文化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总要吸收新的、适应时代要求的东西，扬弃旧的、不适应和妨碍社会发展的东西。把外来的、新的营养吸收到自己身体里来，经过分析、消化，有些就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了。所以对任何民族文化都不能把它看作一成不变的。如说中国文化还是孔夫子那一套，就不是事实。对待文化问题，不能用贴标签的办法。中国的封建宗法社会比较长，过去吸收外来的营养到南亚、西亚就止住了。封闭的门一打开，便吸收进西方的东西。自16 世纪以来，西方的发展比中国快。冯友兰先生说：“中西之交，古今之异。”意思是，在中国文化还是“古”的时候与西方文化的“今”交流，自然就是“古今之异”了。中国要赶上去，就必定要向西方学习了。于是，从19 世纪中叶起，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融进了许多西方传来的东西，融进到自己的肌体里，所以中国文化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仍用没有接触新因素以前的眼光看今天的中国文化，把它固定在“传统”的“儒”“道”“释”上，显然不是中国的事实。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现在正处在新旧中外杂处的阶段，一提“中国文化”仍是那些“古”的才被认作是中国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中西文化交流问题。 （以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