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读法(精)

作者简介

张定浩，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居上海。著有文论随笔集《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诗》《批评的准备》《爱欲与哀矜》，诗集《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等。

内容简介

序 1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的生卒年月没有确切资料，据推测当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 年）前后，此时为战国中叶，据孔子去世（公元前479 年）已近百年，策士横行，儒道衰微。驺，古国名，位置在今天山东的邹县，离孔子的家乡曲阜不远。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孟子的学问当来自子思弟子的传授。他虽私淑孔子，以弘扬孔子之道为己任，自言“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尽心下》），然其思想进路，实与孔子有别。孔子自小出入三教九流，“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 子罕》），随后再一点点向上走，集往圣前贤之大成，所以，在孔子那里，尚且还有好玩和通融的一面，上接王侯，中与弟子，下及民间，他都能破除成见，亦师亦友。孟子虽与孔子一样，都是早年丧父，家境衰落，由母亲抚养成人，但孟母思想，颇接近现代，其三迁择邻，从荒野墓旁至喧嚣市集再至学宫附近，类似今天的父母为子女考虑在高尚地带买房；其怒断机杼，不惜以生计之小损来晓谕勤学之大义，也如同今天的父母一心要孩子努力读书向上。孟子自小便在此种精英主义的理念下长大成人，故他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上层精英这条路，直接追慕圣人，与民间关系相对较弱。所以，孔子是凡圣同居，时常能令我们觉得亲切；而孟子则每每“说大人则藐之”，多少让人有些敬畏。 孟子大约在四十岁之前，只在家乡的邹鲁之地活动。之后开始周游列国，历经齐、宋、薛、滕、鲁、魏诸国。当时，滕国国君最信服孟子，但其国土太小，国力太弱，虽行仁政，也引来不少贤人，却没法影响整个天下的局势；齐国国力最强，号令诸侯，称霸一方，故孟子一直希望在齐国施行其仁政，进而泽被天下，故其周游列国始于齐，也终于齐，在齐国停留时间最长，用心最深，却仍不得不落寞而去。《孟子·公孙丑下》言“孟子去齐”，反复四次，欲走还留，其思齐王改过从善之苦心孤诣，千载之下，仍令人动容。 孟子最后离开齐国时，大约已经七十多岁。在最后的十余年生命里，他带领万章、公孙丑等最忠诚的弟子一起回到家乡，整理孔门典籍，与弟子辩难答问，并自叙一生学问心得，最后被编纂成七篇，是为《孟子》。 2 《孟子》一书，成于战国，位列诸子。汉文帝时设《孟子》博士，选纳贤良，研读此书，作为解释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的重要参考，武帝时《孟子》博士之位虽废，但两汉诸儒对《孟子》无不熟习，著作中多有引用。东汉末年，赵岐于颠沛离乱之余，思儒家旧学，作《孟子章句》，述己所闻，证以经传，疏通文句，并总括各章大义于后，分原书内七篇各为上下，共十四卷，定原书外四篇为伪作，略而不论，其注疏精密且有条理，遂成为后世《孟子》的流行刊本。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老昌盛，玄谈四起，《孟子》旋被冷落，直至唐宋两朝，先是韩愈倡导在先，效孟子辟杨墨，以一己之力辟佛老，原道统，判孟子入孔子、曾子、子思一路的儒门正宗，“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开宋人孔孟并称之先河；后有王安石以一代大政治家的影响力，提升孟子地位。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朝廷刻石经九部，《孟子》位列其中，从此由子部一跃而成为经书；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更定贡举法，以经义策论取士，《孟子》位列考试科目；元丰七年（1084），同样在王安石的影响下，朝廷以孟子配享孔庙，从此孟子的官方地位得以牢固确立。王安石一生，对孟子无限倾慕，曾赋《孟子》一诗曰：“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当年游走于齐、梁、滕、鲁之间，倡议王政、“舍我其谁”的孟夫子，遂成为王安石推行新政变法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撑。然而，福兮祸兮，随着安石变法的失败，孟子在宋代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责难和非议，其“德治”“民本”“井田”等外王一路的政治理想，旋即被打压，而其“性善”“本心”“养气”“集义”等内圣一路的人格理想，则经张载、程灏、程颐发扬，陆象山践履，直至朱熹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作《孟子集注》，熔旧铸新，一生致力，终将其光大。宋元至民初，历代诸儒于《孟子》注疏不绝，至今还可看到的这段时期的注孟之作，有七种最好。明末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就宋儒各家意见，指陈得失；黄宗羲《孟子师说》，承乃师刘蕺山心学路数重释孟子，发挥各章大义；清代焦循《孟子正义》，以赵岐《章句》为底本，集顾炎武以下六十余家之说，一字一物，均详加考证，辨清源流，《孟子》注疏之详，以此书为著；清末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以训诂求义理，驳斥宋儒、佛老之杂袭，以自然解必然，上探六经、孔孟之初衷；康有为《孟子微》，借西方新思想之刺激，重拾孟子外王之道，赞其得孔子之本，又言“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于孟子”；民初姚永概《孟子讲义》，集桐城派诸家之说，侧重体味孟子之文法；唐文治《孟子大义》，以政教两界之仕宦经验，于乱世中弃繁琐、探要义，弘扬孟子正心、尊民之学，欲以此救世，可谓得孟子之本。 大抵，在《孟子》一书的接受史中，宋代可视为一个分水岭，宋代以前，《孟子》是士大夫以上阶层的常备书；宋代以后，由于《四书》取代《五经》成为官方教科书，《孟子》遂连同《论语》成为每个识字中国人的必读书，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南宋文天祥的绝命诗，直至1949 年之前，依旧能回响在很多小学生的课堂上。此后，《孟子》之学，几近衰微。期间内地唯有杨伯峻《孟子译注》流行，用白话疏通文言，其优长在训诂，至于孟子内圣外王两路的精义，并无多少发挥。海外有南怀瑾《孟子七讲》，打通古今，清正明白，于先贤微言大义处多有体会，可惜对古今史事的旁支叙述太多，且训诂方面略显随意。 新世纪前后，国学热兴起，西学热不减，于《孟子》这本书遂滋生两种通行的读法。一种是国学的读法，如百家讲坛，以现代人思维和认识来附会古典，拈出几句格言警句，当成茶余饭后调剂，或轻佻，或迂腐，不通古今内外之变；一种是西学的读法，如学院论文，将《孟子》割离成数种概念和论题，如“性善论”“心身观”“养气说”等，各执一隅，各持意见，争讼不休，只为口食，或芜杂，或艰涩，鲜知明德新民之义。 时世变迁，旧日家喻户晓、立身行事之《孟子》，百年未到，已沦为佶屈聱牙、高头讲章之《孟子》。 “一本中国人人必读之书，就今言之，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此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钱穆著《论语新解》之发心与气概，亦是本书之发心。 3 《孟子读法》的书名，是临近完稿时才确定下来的，它袭自清人王又朴的同名著作。此书我不曾得见，但通过比他略晚一些的周人麒《孟子读法附记》的大量引用，可略窥其端倪，大抵是通过圈点、评注的方式将义理融于文法，侧重修辞分析和鉴赏，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常说的文本细读。此种延续桐城义法的赏析类解孟之作，民初之后还有不少，如何漱霜《孟子文法研究》，又如高步瀛集解、吴闿生评点的《孟子文法读本》等。我个人对用赏析法解读经典的做法略有保留，故于以上著作均未深入钻研，在文法方面主要参考的，还只是姚永概的《孟子讲义》。 但我很喜欢“读法”这两个字，它虽源自古书，却有与现代汉语气息相通之处，又因为有了“文法和义法”的古义，也让“方法”这个现代义有了一丝厚味。 相应于桐城派所说的义理、考据、辞章，今天我们读《孟子》，抑或任何古典，也均有三种读法可取，即哲学的读法、历史的读法和文学的读法。“文学的读法理解怎么说，史学的读法理解说什么，哲学的读法理解为什么这么说，或者到底想说什么。”（参见张文江《古典学术讲要》） 先说文学的读法。孟子长于譬喻，又能透彻认识类比的局限性；思维缜密，又不作诡辩之术，只是条分缕析，教人辨清名实，不被流行概念所蒙蔽。其文辞雄阔简劲，常一气而下，逐层搜抉，势不可挡，又不觉迫切，方寸之间自有千转百折，蕴藉不尽。后世诸如唐宋八大家和清末桐城派，都曾反复浸淫其中，探寻和体会文章写法的高妙之境。 再说历史的读法。孟子当日言必称尧舜，书中多述帝王圣贤之行事，以及三代之制度典章，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史料，虽未必全为真实，却不可轻易怀疑。譬如井田制度的详细记载，便以《孟子·滕文公上》“使毕战问井地”一节为最早文献，到了清末疑古思潮大盛之时，就有胡适等学者认为井田制不过是孟子杜撰的乌托邦，并不曾真的存在过，但通过现在出土文献和历史文献的综合考证，学界已基本承认三代确有如孟子所言的井田制的存在。孟子有所谓“知人论世”的说法，我们今天读他的书，也要有和万章、公孙丑等一起做他学生的谦恭，听他讲古，晓得历史上的好风光。 而对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读法，是哲学的读法。这里所说的哲学，并非现代学科体系中定义的哲学，而是回到“哲学”一词的原意，即爱智慧。为什么要爱智慧呢？因为要认识你自己。因此，所谓哲学的读法，就不同于之前提到过的西学的读法，它既牵扯到对孟子的理解，进而涉及对当时社会文化整体的理解，更关乎我们对于生命的体会，如何用一己之生命经验印证过往，也借往圣前贤之生命扩充自我。 哲学的读法、历史的读法和文学的读法，这三种读法在落实到具体文本解读的时候，又是一体的。正如孟子自己所主张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要“以意逆志”。文、辞、志，这三个层次，分别相应于训诂学、修辞学和诠释学，也可相应于考据、辞章和义理，具体方法可再参见本书《万章上》相应章节。要注意的是，很多词句的解释历代或无定论，或含糊带过，这时候就需要结合义理、人情、文法、历史乃至个人在这个时代的经验，反复体味原文，或能生发出有益的新见。 南宋陆象山曾在与朋友书信中谈及如何读经典的问题，“某尝令后生读书时，且精读文义分明事节易晓者，优游讽咏，使之浃洽，与日用相协，非但空言虚说，则向来疑惑处，自当涣然冰释矣。纵有未解，固当侯之，不可强探力索，久当自通，所通必真实，与私识揣度者天渊不足论其远也”。象山先生没有写过关于孟子的专著，却是将孟子之学融会贯通成一生的做事与行文。 4 本书在体例上，逐章先原文，后释读，极少数章节据前人意见予以合并，释读部分另拟小标题，力求在“人人可读”之前提下，折衷诸家，撮取大义，辨析疑难，激发身心。《孟子》历代注疏甚多，若从旧时集释格式，一一列举，恰如钱穆所言，“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故本书为求简要，于前人之说，除特别见解必著其姓氏以示一家之言外，一般通行解释不一一标明出处，读者如有意追寻本源，朱熹、焦循两家注疏都是不难获得的常见文献，若再有余力，可循书后所列基本文献一一互参，旧说新义自可分辨，作者断无掠美之可能。 至于字句方面，现代以来《孟子》的白话翻译类著作源源不断，但一方面，现代汉语与古典文言之间，实难做到观念义理上的一一对应；另一方面，过于依赖白话翻译，也无助于我们深切体会汉语之美。因此，本书除略微繁难处，一般易查询且无分歧的字句与拼读不再做逐字逐句的重复性注释，读者如限于程度，可在杨伯峻、杨逢彬叔侄先后的两部译注中任择一部，作为辅助阅读。 本书最先属稿当在十一二年之前，彼时应邀选释了《孟子》约十分之一的篇章，三万字左右。随后十年间写作重心转移，这方面工作就此搁置。直至前几年，蒙吕晨老师提及旧稿，让我想起当年钻研旧书册时的少年心气，遂决意完成全本。不承想待到再度动笔后，方知工程之浩大，加之年岁渐长，日常事务繁杂，写作中途常有望洋之叹。如今侥幸得成，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感谢译林出版社上海出版中心诸位编辑同仁的耐心等待和细致编校，但因作者自身程度限制，本书依旧会产生种种谬误，在此也恳切期盼所有读者的审正。 张定浩 2020年1月于上海 义利之辨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这是《孟子》一书的开篇第一章。古人著述，务实而不蹈虚，没有我们今天惯用的前言之类，但对如何谋篇开局，往往有内在的讲究，譬如《诗经》选择《关雎》开篇，《论语》选择“学而时习之”开篇，都暗含了编著者的文心。孟子周游列国，是到晚年才至魏国见梁惠王，但为什么在《孟子》一书中，会把见梁惠王的这段事情放到最前面呢？这是因为，在这短短一段对话里，涉及孟子思想中最核心的“义利之辨”，放在最前面开章明义，有心的读者如司马迁，读完这段，就已经“废书而叹”了，因为他已经从中看懂了孟子的心思。 “叟”，这是梁惠王见到孟子时说的第一个字，确实也一下子让孟子的心“嗖”地凉了半截。“叟”是长老的意思，是对老者的尊称，用在孟子这个年纪的人身上本来倒也没什么不妥，但若联想一下春秋战国诸侯礼贤下士时的通常称呼——“夫子”或者“先生”，我们就能感受到其中的微妙差距了。原来梁惠王对待孟子只是敬老，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位值得倾听教诲的师。 “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提的问题非常直接，这里面有一丝轻视孟子，想掂掂他分量的意思，同时也的确反映了梁惠王此时的急迫心情。见到孟子的时候，正是惠王最郁闷的时刻：与东边的齐国一战，损失了大将庞涓，太子申被俘而死；和西边的秦国一战，公子卬被俘，兵败割地，不得已还要迁都到大梁来；此外，南面的楚国也虎视眈眈，北面的韩国和赵国虽是同源邦国，也各有各的算盘。梁惠王本身也是个很有抱负的人，眼看着从祖、父两代传下来的魏国大业摇摇欲坠，故而不惜重金从各国延聘贤才，就是想迅速解决眼前的不利局面，富国强兵。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就会感到，梁惠王这么问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听到这话的孟子，心里肯定是有些不乐意了。谈到教育，儒家有句老话，“有来学，无往教”，只有当学生兴冲冲跑到老师那里想学点东西的时候，教育才起作用，若是颠倒过来，老师掏心掏肺地四处要教人，那往往收效甚微。孟子当然非常清楚这点，不过为了推行“王政”这样的大同理想，只好“不远千里而来”，对话还没开始，已置自己于一个被动的局面，再加上被“叟”字一呛，可能已经是一肚子火了。 更何况，孟子一直对单纯的“富国强兵”很不以为然。《告子下》 ：“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先树立“仁义”这样的道德原则，而单纯重视土地、经济、军事这样的短期之“利”，那么这么做的臣子就是贼臣，愿意这么被辅佐的君王就是昏君。孟子最不以为然的，恰恰是梁惠王此刻汲汲以求的，可以想见，接下来会出现什么局面了。 但是，对于想做老师的人，其实这种时刻正是最关键的时刻。如何引导一个有缺陷的灵魂向着好的方面转化，光责之以切是不行的，更需要懂得诱导的艺术。在这方面，苏格拉底可以称作所有老师的老师。我在想，假设苏格拉底遇到这种局面，他一定会再把问题抛给对方：“请问，大王所谓的利到底是什么？”梁惠王一定会答“富国强兵”诸如此类，然后苏格拉底会再通过不断的询问，诱导梁惠王慢慢认识到自己对“利”这个概念的无知，让梁惠王意识到，富国强兵只是一种小“利”，可能还有更好的、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利”，等到这时候，真正的教育才可能起作用。 但孟子没有这样。当然，他采用的方式也很有力，是先秦诸子常用的一种方式——推论法。梁惠王仅仅是问“何以利吾国”，孟子却将这样的问题推演至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并描绘出一幅“假如每个人都这么问”的惨烈图景，“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气势逼人，也的确把梁惠王噎得哑口无言。但梁惠王口服心不服，从何见得？我们可以再看《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 ：“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阔”，是分离、隔开的意思，梁惠王觉得孟子说的东西和自己关心的事情隔得太远，因此再有道理，梁惠王也听不进去。 讲到这里，我们这些已经习惯于从利益和结果的角度看待问题的现代人要小心一点，不能看到梁惠王没有被说服，就也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不懂得教育心理学。像孟子这样的人，见过同时代多少通过巧妙的言辞之道游走于君王身边的策士啊，苏秦、张仪、邹衍……倘若他愿意，随随便便也能把梁惠王哄得团团转，但他依旧不管不顾，用一大段严词把梁惠王给噎在那里，为什么？ 同样是《告子下》，里面还有一段记载，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孟子的心思。“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者三，所去者三。’”陈子问古代的君子什么时候出来辅佐君王，孟子回答，有三种情况会出来，有三种情况会离开。接下来孟子详细说了这“三就三去”，其中一条，“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孟子非常清楚，只有做好准备倾听意见的人，才能听得进意见。梁惠王第一句话就让孟子明白了他正是那种自己要“去之”的君王，因此，可能从一开始，孟子就没有准备说服梁惠王。 但他依然说了一大段光彩照人的话，不是吗？是的，因为像孔子和孟子这样的人，他们期待的听众，并非只是几个当时的君王将相，他们关心的时空乃是一个恒久广大的时空。 在“仁义”这样的内在道德原则和“利益”这样的外在结果考量之间，永远先选择前者，“何必曰利”，这样决断性的话，在孟子之后的一代代中国人不是都听进去了吗？当然也包括我们。 五十步笑百步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河，古专指黄河。魏国的河内在今山西运城市安邑一带，河东在今河南济源市一带。 梁惠王喜欢搞为国为民的大工程，假如当时有条件，诸如移山填海这样的壮举，梁惠王一定不会错过。可惜当时只是战国，在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里，梁惠王觉得自己能尽力去做的，就是通过大范围人员和粮食的流动，来解决局部地区的灾荒问题。但梁惠王的困惑在于，这样尽心尽力为百姓着想的大工程，却似乎并没有得到百姓的拥护。 梁惠王拿自己和碌碌无为的邻国君主做比较，于是，孟子也拿弃甲而逃的兵士来打比方，跑了五十步的逃兵和跑了一百步的逃兵，有本质差别吗？在孟子看来，梁惠王的这些移民移粟的工程，就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样，治标不治本，因此与邻国的不作为并无二致。 那么，何为治国的根本呢？第三、四自然段就是孟子呈现给梁惠王的王道图景。这两段文字非常漂亮，犹如一幅清明上河图，值得细细品味，同时，其中也综括了中国先秦主流思想中对理想国的基本描述。 这样的漂亮描述，又绝非现代政治家的空话连篇，而是句句落在实处，落在老百姓日常生活最最切实的地方。“不违农时”，就是不能为了征伐或者大兴土木而滥用民力，耽误插秧、收割、播种这样有严格时间要求的农事。“数罟不入洿池”，细密的网不下到池塘里，鱼鳖之类的水产就会吃不完；“斧斤以时入山林”，按一定的时令入山伐木，木材就会用不完。这就是对自然的保护性开发和利用，相信自然和人类需要一种彼此尊重的共存，而拒绝狂妄的所谓“人定胜天”。进而，生死无憾，不饥不寒，这是一个人对于自己一生最起码的需求，但却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能够给予人民的最有力量的承诺。“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谨，是认真对待；庠序，古代地方上的学校，商代称庠，周代称序，这里泛指学校。在基本生存保证之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认真地兴办学校教育，让普通人懂得尊敬父母和敬爱兄长的道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此社会在满足个人温饱之后，方不至于又沦为弱肉强食、恃强凌弱的丛林社会。 接下来，是一段反面文章。和前面对于王道理想社会的尽力铺陈不同，“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这里只用寥寥十余个字，勾勒出一幅乱世流亡的悲惨场景。按理说，这正反两方面的场景应该是对等的，但在篇幅上却相差这么大，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下作者的文心。没有一个完美的社会，很多现代作家往往采取不遗余力批判丑恶的方式，以求改善，但古典作家都懂得，唯有通过颂扬和描述美好，才真有可能对一个不好的社会有所改善，他们对恶的沉默不是懦弱的逃避，而是最高意义上的拒绝。 “王无罪岁”，这四个字很要紧。“罪岁”就是在外面找原因，天灾啦，国际金融危机啦，把罪过都归咎于这些外在东西上面。而“无罪岁”，就是能时刻躬身自省，事事都要先从自己身上去寻找根源，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也是如此。所以古代君王经常会在天象异常或者灾乱频繁的时候下“罪己诏”，虽然很多时候也只是个形式，但“罪己”不“罪岁”的思想，却是一种自孟子以降的治国常识。 变今之俗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此段可视为前面两章的总结。“变今之俗”四字，是孟子一生志向。俗者，习也，即一个社会自上而下都习以为常之思想，或接近所谓“意识形态”。富国强兵，是春秋战国时候的意识形态，然而国富民弱，一将功成万骨枯，把国家的强盛建立在民众的苦难牺牲之上，这是孟子万万不能接受的，也是被历史一次次证明的不可长久之事。 “变今之俗”的方式，在孟子和他所私淑的孔子那里，都是先自上而下，从劝说君王、劝说重臣开始，渐渐知其不可为，遂再自下而上，从著述立说、教育身边弟子以及与同时代人论辩开始。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或许觉得他们只是种种徒劳，并没有明显地改变什么当时的政局和习俗，但试想假如没有他们，今日之中国又将是何种中国。而每一代杰出著作者的任务，都是和种种“今之俗”对抗，但对抗的方式，只是通过使用普通人也在使用的语言，只不过，让这语言更准确、更清晰、更具体，把对人类问题的判断和选择隐藏在自己所选择的词语中。 1. 沉淀十余年，复归本心，解读《孟子》全本。作者多年前曾选释部分《孟子》篇章，如今重拾古籍，力求在“人人可读”的前提下，折衷诸家，撮取大义，辨析疑难，剔除“鸡汤国学”式的陈词滥调，避免学院派的枯燥艰涩，将《孟子》还原于其历史时代，真正做到对经典的体贴与理解。 2. 从这本书开始，聆听先哲的声音，直面经典中的真实。《孟子》一书，在宋代之前，曾是中国士大夫阶层以上的必备读物，宋代之后又成为官方教科书。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对孟子无限倾慕，曾赋《孟子》一诗。此后，历代诸儒对《孟子》注疏不绝，各派诸家学说不断。对现代人来说，我们如今身处全然不同的历史环境，距离孟子生活的年代有千年之久，难免误读这位曾发振聋发聩之声的先贤。本书力图消解对《孟子》的种种误解，重新激发读者对古典作品的热忱。 3. 如何阅读经典？文学的读法、历史的读法、哲学的读法。作者分别从训诂、修辞和义理入手，试图为读者呈现三种阅读《孟子》的方法：赏鉴孟子文辞中的雄辩与缜密，体会其文章写法的千转百折，蕴藉不尽，这是文学的读法；提示注解《孟子》中涉及的帝王圣贤之行事、三代制度之典章，帮助读者理解春秋战国历史风貌，这是历史的读法；从对《孟子》和当时社会文化的理解，引出现代人安身立命的体会，帮助读者在先贤的生命中看到一个更丰富充盈的自我，这是哲学的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