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广州汽车十年

作者简介

韩建清，原《人民日报》主任记者。新闻作品多次获《人民日报》精品奖，广东省好新闻一等奖。长期跟踪广州汽车工业的发展，从宏观层面对广州汽车工业、汽车企业进行了诸多分析。 姚斌华，哲学硕士，原《人民日报》主任记者。在《人民日报》浸淫十年，当过编辑、记者、记者站站长，涉猎广泛，尤潜心于区域经济与企业研究，十余篇作品获《人民日报》好新闻奖，也拿过广东省好新闻一等奖。生于“野火湖湘”之地，生命之中时有激情涌动，滴水之微，常想折射太阳之辉！兴趣之余，曾出书两三本。

内容简介

第一章 “广州之痛” 1996年4月27日，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 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高祀仁（现中央驻港联络办主任）主持召开市委常 委会议，专门就广州标致的何去何从进行集体决议，与会的42人（含列席的 28人）心情沉重，现场气氛十分严肃。 谁都明白，为了这个项目，广州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越 滚越大的巨额债务如果再不处理可能把整个广州拖垮；与标致分手，再走一 条新路也是前途未卜，毕竟广州标致搞成这样，国家有关部门包括外方都对 广州能否发展汽车工业普遍持怀疑态度。 但再拖下去肯定死路一条，广州别无选择！ 与会的同志神情悲壮，大家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见:“更换合作伙伴， 让法标退出广州”。常委会议一致通过，同意市汽车办提出的《关于调整广 州轿车工业发展战略的意见》。 对广州决策层来说，心情是复杂的。消息传到广州标致，不少员工哭了 ，毕竟在这里干了十来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广州标致曾带给他们荣光， 但更多的是伤心与无奈，往事一幕幕，历历上心头。 一、惊人的包袱 到1997年时，广州标致已是怎样一个烂摊子？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经红火一时的广州标致，没想到风云突变 ——曾经供不应求的轿车突然滞销，产品大量积压、进口配件堆积如山、资 金日趋紧张，到1994年这个原来的利税大户竟然出现了巨额亏损。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广州标致一下子懵了！ 没想到看起来风光的广州标致，竟是如此脆弱。 “8000台车把黄村机场堆满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1993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加强宏观调控的若干 意见。当时汽车市场明显供大于求，并且“散、乱、差”，成为调控的重点 行业。1995年，全国汽车产量只有144万辆，尚不如国外一家汽车企业的产 量多，但却分散在122家整车生产企业生产。其中年产量超过10万辆的只有5 家，产量在1万至10万辆的有14家，剩下的企业平均年产只有1700辆左右。 原广州汽车办副主任胡象生回忆，1993年下半年起，全国汽车行业产品 积压的情况开始出现。加上当时汽车走私比较厉害，上海桑塔纳、一汽奥迪 、天津夏利、北京吉普等产品都相继出现积压。而基础比较脆弱的广州标致 情况尤其突出，而且来势凶猛。 1993年7、8月份，广州标致的生产部门已意识到不利动向，曾建议适当 压产以减少积压，并已开始裁减少量非固定人员，但公司的主要领导没有采 纳这一正确建议。在法国标致顾问孟高飞的主张下，仍然增加产量。1993年 ，广州标致当年生产20800辆，这也是广州标致历史上产量最高的一年，但 只销售了12000辆左右，到年底积压了8000多辆。 原广州标致的员工回忆，厂里连放车的地方都没有了。本厂的停车场自 然是摆得满满的，还租了黄村机场、毕山等地停放标致车，请武警三班轮流 看守。几千辆车摆在露天，日晒雨淋，风吹雨打，时间长了，生锈、损坏的 不少，甚至有老鼠钻到里面咬坏线束，叫人看了感到心痛。 1994年法标第二把手巴贝来广州，看到这一幕大吃一惊说，这么大的库 存，假如在法国库存这么大肯定是要停产了。当时任广州汽车办计划处处长 的李少回忆，“对广州标致的员工来说，那段时间是最难过的，企业产销出 现恶性循环，大家人心惶惶，员工都在担心明天是否还有饭吃”。 产品的大量积压，资金的占有量也很惊人。仅8000多台整车积压的流动 资金就达10多亿元，加上库存的CKD件，国产配套件和车间的在制品，资金 的占有量更为庞大。由于资金周转不灵，不仅把企业以往的积累全填进去了 ，一些在建改造工程的款项也被挤用。公司欠人家的钱（据1995年1月份统 计共11亿多元），对方天天催债，法标追、银行追、供应商追，广州标致根 本无法应付。而别人欠公司的车款又收不回来。很快，广州标致的财务状况 进入非常艰难的境地，企业信誉也受到严重的影响。 “屋漏偏遭连夜雨”。产品的滞销，让广州标致汽车一些潜在问题逐渐 暴露，并“放大”出来——毛病多、油耗高、配件贵、网点少、服务差、车 型老。社会舆论对广标公司也极为不利，与前几年抢购标致汽车的情况形成 极大的反差。 整车厂的产品积压，也使那些为标致配套的企业陷入困境。特别是一些 专门为标致配套而建设的企业或生产线，更是走投无路。原来交给广标公司 的配套件拿不到钱，新的配件或是大幅度减少，或是根本不要货。广标公司 本身的困难，市政府和有关部门还千方百计采取措施来保，而这些配套厂的 困难却无人问津。 为了减少积压，推销库存，1994年广标公司只生产8000辆左右，销售也 只有8000辆，总的库存仍没有降下来。1995年，当年生产8000多辆，而销售 只有7000多辆，情况十分不妙。 产量上不去，生产成本居高不下，销售价格降不下来，销售更加困难， 产量越来越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994年广标公司开始出现亏损，亏损额达6800万元；1995年亏损加剧， 多达3.2亿元，成为全国第二的亏损大户，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关注。此后 ，广州标致每况愈下，到1997年标致最后退出的时候，广州标致整个债务达 到29.6亿元，严重资不抵债，光利息每天就是120万元，可谓触目惊心。 企业产销情况不景气，也使员工信心不足，思想涣散，人心浮动，队伍 不稳,人才流失，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大学生流失比较严重。 以上种种情况，也使广州标致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对此，胡象生 回忆道，当时有位上级领导曾不客气地说：“上海只比广州早了半年左右， 也是批准3万台规模，可现在已经搞到十几万台了，都卖出去了，而你们一 万台也卖不出去。” 银行行长说“市长请喝早茶，就心慌了” 更大的现实压力则是债务。 1995年底担任广州市汽车办资金处处长的高符生，谈到当时的情景至今 记忆犹新：“那时我刚来，给外资银行追得不得了，要市政府出安慰函给那 些外资银行。”她当时整天应付追债的，“那时答应了人家如果又还不了， 我也没面子见人，当时我的压力也很大，他们整天打电话来，我就得跟他们 讲，现在怎么样了，一定要很好态度对那些外资银行。要是他们说起诉我们 ，一起诉就非常麻烦了，广州标致马上就要关闭了。你要跟外资银行解释。 他们不理那么多的。我就跟外资银行谈，大概可以什么时候还，人家要求我 们写承诺，以汽车办的名义写都不行，要市政府写。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国家 批不批准，如果承诺了不批怎么办，我们失信于银行很难做的。”不得已， 还是请市政府出了支持函。 债务缠身、债台高筑，当时的广州标致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为了借钱 市领导还亲自出面，结果却不甚理想，银行根本不买账。“市长请喝早茶， 就心慌了。”一位银行行长当着市领导的面说。 银行对广州标致的信心不足，以及由此引发的“骨牌效应”，使得广州 标致雪上加霜。 越没钱银行越不敢借钱，原有的借款也急着收回。当时包括汇丰、巴黎 银行、工商银行、兴业银行等许多国内外银行，都是借了钱给广标的，后来 全部收不回借款。当时他们想起诉广标，如果起诉广标就面临破产。但是一 破产就很麻烦，因为它是上市公司，它本来是市政府支持的企业，没有想过 破产，如果破产会影响到香港的上市公司。而且当时广州标致借的不少钱都 是相互担保的，广州一些大的企业如香港越秀、发展集团都有担保，一旦广 州标致破产，将把广州的大企业全都拖进去，窟窿可就越弄越大。广州市在 香港的“窗口公司”越秀可能处境艰难、广州汽车在香港的融资平台骏威将 不复存在，广州市政府的国际声誉将大受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步步险招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广州标致发展的延误，也使以汽车为主要业务在香港上市的骏威公司受 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出现巨额亏损。骏威的股价从过去的2元多一路下挫 ，跌到2毛3，净资产从过去的六七亿元跌到几千万元。内外交困，广州汽车 遭遇到空前的压力。P10-13